<div>公民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奠基者，是它的社会基础。公民依不同需要组成不同社团，实行自治，公民的权利充分体现在实行自治的千百万社团中。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治国理政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相互制衡，并由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政党的不同政纲、政策的竞争，在代议制体制下，构成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监督而检验对民众愿望的满足程度。这是一套完整的民主、法治社会的组织结构，是现代政治载体的理想模式。当下，官民力量的博弈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出现。政治本身是实力的对比，实力的较量。政治的胜败是较量双方实力消长的结果，强者胜而弱者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在新的世纪，当公民维护和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而获得的实力不断增长，足以超越全能政权因内外夹攻的势力不断施压乃至自身不断虚弱，实力逐步消失，双方的实力对比呈现强者具有压倒优势、弱者难以支应时，天翻地覆的时代就会到来。<br /></div>
阅读更多<div>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比满族皇权传递具有更深刻的背景。在制度设计上，中共有一项专有权：“领导权”。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都拥有这项权力，形成特有的权力，即特权。“领导权”是自封的，不可质疑、不可剥夺。所谓“领导”，是雅称，实质是指挥，控制，“领导权”就是指挥权，控制权。村党支部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村事务运行，省委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省事务运行，党的总书记权力最大，可以指挥、控制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各军兵种的运行。这样就形成逐层指挥、控制系统，社会各层面、各角落都在中共指挥、控制之下，无逃脱的丝毫空隙。权力具有的诱惑力吸引众多权力迷孜孜以求，权力可以寻租，以权换钱，权钱结合，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成了中共不治之症，直到中共权力阶层全身腐烂透顶，最终一推即倒。<br /></div>
阅读更多民主国家保障民权，以宪政治国，实行多党竞争，以权力制衡权力，而在中国，民权是空的，宪政是假的，权力高度垄断，极端专制，这就是“中国特色”。习近平的改革决定要“完善和发展”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不具备执政合法性的中共组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共党、军合一的暴力统治，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共专制主义的种种特权。三中全会决定第30款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领予以追究”，照这样说，必须追究毛像何以悬挂天安门上、毛尸何以摆在纪念堂内，这种特权没有宪法法律条文予以支持。不撤毛像、不迁毛尸，习近平的第30款条文就属空谈。<br /><div></div>
阅读更多<div>有人说习近平将重启“文革”枢纽以便重整左派队伍，也有人说习近平将高举毛泽东旗帜以承继党的历史传统。这些推测都缺乏足够的社会依据：“文革”已经远去，对它的思念之情，厌恶多于留恋。习近平所以声言“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意在收拢毛的旧部归于他的权力之下，并非要重启毛的教义“造反有理”。“文革”、“毛旗”在习近平意识中都不居主流地位。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什么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呢？有两点是他紧紧把握而不容松动的，即：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质疑，不容否认，必须坚定地贯彻到社会各方靣、各层次，而且以相应的组织结构予以落实。二、对各种惊动党国的异己者的压制和取缔，即专政作用不容忽视，不容松绑。专政实力只能增强，不可削弱。一个是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个是对异己者的专政，这两项权力才是习近平把握政治方向的基本动力。<br /></div>
阅读更多中共标榜它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权力分布于自下而上的中共各级组织，经过逐级递增，最后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则集中在总书记手中。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领袖专政，是实足的专制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形成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专制主义，与猖獗一时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就是说，共产党与纳粹党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都是借‘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统治之实。<br /><div><br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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