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廖亦武

　　采访缘起：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８４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１５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开始，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结束，共进行了７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　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４０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８４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　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　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９７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　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　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　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　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　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　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　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　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２０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　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　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５０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５６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５７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 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５７年６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密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　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　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我当过公安局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　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１９８３年的某一天，我们在成都民院门外的一条街上狭路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么？”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脸疑惑。

　　老　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

　　老　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屎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　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１９５７年底，运动已近尾声。１９５８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　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灌木丛。“明早７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　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劳改，不可能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河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泪雨心香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还会原路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　威：象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２５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时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　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某某，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栽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栽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乱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某某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某某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　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１９５８年的１月１９日，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从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　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　威：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　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　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５０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掇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　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戴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提舍房讯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象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掏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５７年４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任白戈书记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干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象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尔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

　　我是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天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１１４３，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　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　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１１４３，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２０００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　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象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远外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屎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癫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１１４３，这是监狱，放下你的教授架子吧。”

　　第二天，组长乘放风，主动凑过来，叫我“张教授”，在那种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某某，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才放在哪儿都是人才，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　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　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某某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配合政府催人。

　　老　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某某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就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某某农场，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材。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黄昏，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天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某某，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　威：说不定这刘某某是个诗人。

　　张紫葛：我不清楚刘某某所犯何罪，但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　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１０个多月。

　　老　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势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　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　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世代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　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１９５８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４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二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　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　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跪下，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帐，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　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　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１５年，有５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１９５８年的１１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　威：上诉期不是１５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其监舍组长刘某某“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他的叙述如下：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列队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偶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院中约１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转身回监，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毛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组长刘某某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某某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某某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神定气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要列队回舍，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某某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某某却死于精神崩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