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阳谋”、“仁政”及其他（续）

樊百华

九、要“仁”不要“仁政”

“仁义”当然是好的。我在１９９８年给徐文立等先生的私人通信中，就提出过“仁道民主”的设想。“仁政”呢？不好，因为太假、太虚、太不可信靠、也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了。

了解中国学术界的人们当然知道，如果说蒋庆更具有商业色彩，康晓光更具有策论色彩，则围墙中的“国学派”更具有漫不经心的“票友”色彩。例如秦晖在《“西儒会融”如何可能？》（《战略与管理》用了另外的题目发表）中介绍说：“如今的确有人在做这样的尝试。如我的朋友张祥平教授的制度设计是：政治上以科举取代民主，社会上普及宗族制。（张祥平：《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辨》，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然而他忘了从朱熹、黄宗羲到徐复观的历代大儒是如何痛诋科举制的，也忘了‘强宗大族’在古书中从来就是贬义词。如上所述，有科举无民主，是为法家或儒表法里之制，而事务官出自‘科举’政务官出自民主，则‘西制’也。如若科举所试又并不出自四书五经（张先生好像也这么主张），则连‘儒表’亦无矣。”

据我观察，摆弄“国学”的人们中间，像梁漱溟那样的真正通过人格历练崇尚自由的真儒，绝无仅有。如果说国学分子们只能仰望着上面的面孔过日子，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众的冷落，多半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唐服可以穿，水烟袋可以捧，马褂水袖可以甩，美髯可以留，琴棋书画甚至文言文都可以操练，但这些终究是一些消费休闲玩意，与例如儒不儒的毫无关系。一些据说有志于弘扬传统美德的小教授们，我看了只觉着虚伪滑稽胆大皮厚，因为他们哪怕是同情民众苦难、谴责官吏胡来的一个字都不肯有，在各自单位中的人格面貌尤其猥琐，无非一势利宵小！当然，中国这地方几千年就盛产这些东西。例如以“注重传统秩序资源”著称的朱苏力出现滥用权力的纰漏，实在是传统御用人格的必然。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第一文科学府的法学院头面人物身上。而且发生之后还没有问责或者引咎辞职的迹象。那些对政治法律化抱乐观心态的人们，究竟凭了什么乐观呢？

秦晖先生批评得太客气了。他说：新儒学能否为人类“超越现代性”而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若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而那又必须走西儒会融的路。这两条若能做到，新儒学的超越性价值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否则就不要说“超越”，甚至不要说“新”，连“儒学”本身都会淹没在法道互补的历史污水中而“儒将不儒”了。

康晓光的实际为人我不知道。王怡表扬他调查了李思怡。在李思怡悲剧已经有了很多报道的情况下，带着“是真的吗？”的疑惑心态去调查，关怀正义的美名难道真是属于迟到者的吗？更何况说任不寐等人拿李思怡事件当政治赌博的资源，这是一个有心胸、有仁心的人说的话吗？

康晓光当然必须是一个特别有仁心的人。你看，他的《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有多么高远的理想呵：“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没有出路，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经过损益的儒家学说——现代仁政理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的合法性理论”。“要复兴中国就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复兴儒家文化，复兴儒家文化的捷径莫过于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复兴儒教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还能够为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奠定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世界提供启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假如说这些话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在美国曾得到过一些民运领袖的称赞），一个不太可能因为现实窘迫而情绪抑郁、脾气波动的人，竟对别人的理性批评使用非理性粗话（例如对王思睿批评国家合作主义的回应），甚至怀疑例如任不寐等人的政治动机，当然不配怀如此高远的政治抱负吧！国家要真是照了“仁政”云云打造，会变成什么呢？光从康晓光将邓小平退休和１６大的所谓“顺利交接”当作“仁政禅让制”的当下典范看待，就不难知道“仁政理想”是多么如意的“现实盘算”了。原来剑在船上，用不着刻意的。

稍微看看《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他还说了哪些并非寻道过去而是归顺现在的话吧——

康：政治是一种严峻的现实，探讨政治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现实的出发点就是权威主义当道，而且这种政治秩序至少在未来的二十至五十年内（这回又将寿卦放长了，该不是被批评了吧，还是像萧功秦那样严格配合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吧，等到２０５０年，黑色财富被时间洗白、后代们已经搞不清今天的强盗原罪，因而一定追溯无望了再谈政治改革吧——引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引者按：难怪现在主张政治问题法律化、技术化的中国特色的宪政云云如此风行，原来“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不过，即使是“论说”什么时候有过合法性而且又破产了，谁见过？仁政云云才是有过两千余年合法性并且总是空悬着的。

康先生反复要人们相信他的仁政云云只是理想，好像他不在意理想与“权威主义当道”有着多重的方凿难圆。

康：仁政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是：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谓之“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行为的动机不同于行为的效果，善良的动机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而好的效果只能证明政府具备有效性。

这段话真是让人领教了仁政的煞费苦心。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不就是说当局的自说自话就是仁政吗？是的，这样的仁政中国人已经领教几千年了，而且在康先生认为已经不再有合法性功能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也都有的。不是吗？历史唯物主义宣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是最先进的阶级，具有领导其他阶级走向美好未来的由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赋予的合法性。共产党的“天然领导地位”不仅仅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因为共产党员并不是一般的“凡人”，而是人类最优秀的分子，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承诺，由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还能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而且人民可以享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政治民主。既然如此，除了白痴和丧心病狂地敌视人民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这样为共产党政府赋予过合法性了吗？康晓光先生的“理想”不过是用更加陈旧的说辞别别扭扭的把“合法性”再强词夺理一次罢了。

稍有政治良知的人们都知道：所谓合法性首先就是你的权力从何而来有谁赋予怎样赋予的。康先生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坚持这一政治常识，于是他不顾仁政自有一套辩辞和他并没有忘记“损益”这些辩词的自相矛盾，居然把仁学损到了赤裸裸的霸权地步：“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而且关心的核心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用武力夺来的。这样一来，在考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时，一方面回避了选举问题，一方面回避了对政绩的直接依赖。可以说，这样一种合法性理论最适合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权威主义政体的前提下，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同时作为一种‘理想’通过发挥‘示范压力’推动政治进步。”

谁还会迟钝到不明白康先生的“理想”就是“永远的恶人说梦”、“永远的坏事干绝好话说尽”、永远地用一个个会议报告大放诺言直到完全衰朽？

为了照顾读者的情绪，我就不再与康先生过家家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谈论康先生往往要付出不仅是智力退化的代价的！就像是几十年灌输与反灌输、强制与反强制都是类人孩现象一样。要不是朋友反复强调康先生是重要智囊因而可能会殃及你我普通人的生活，我是绝不肯再重复我的警觉的。

刘东超的《试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中，批评康先生仁政论的一些话说得很好。抄在这里——

当代人类对人自身的理解远远走过了人性善恶的论辩，而是在远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远为复杂的生理及心理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人之本质及属性。因此，在今天再拿仅具思想史意义的性善说来论证当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仅会被学界视为可怜和无力，而且在普通大众眼里也没有多少道理。

所谓贤人治国，康晓光的说法是：“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我不知道各位读者读到康晓光这些说法的感觉是什么，我最为直接的感觉是发自心底的怀疑和厌恶：“你这不是在公然骗我或和我开玩笑吧？”“你编造的说辞明明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啊！”坦率地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敢对我说康晓光这里的话，我当时就会愤怒地抽他耳光，因为他在侮辱我作为一个当代正常人的智力水平。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听到“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我比你优秀”、“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这类话，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这是因为从传统宗法社会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够了这样的话，看到的却是统治者私心的极度膨胀、私欲的巨大释放，得到的是民脂民膏被搜刮、民智民心被愚闭、民手民足被束缚。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触手可及，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连“漂亮”都谈不上的话呢？事实求是地说，康晓光的这些话还存在许多理论缺欠（比如动机决定论），可即使我们不谈那些，仅靠它们给我们的这种理论感觉就足以导致当代国人思想上的拒斥了。在当代中国，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相信现实政治的效果而不是可以随口漫言的“动机”，这是历史苦难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学习别国得到的经验，还是文明进步给我们的成果，我们怎么可能再放弃这不是最好只是最低的基本理念呢？这是我们基本思想能力的体现呢？如果再放弃这一基本思想能力，我们还将回到被谎言和空话欺骗的状态中去。

所谓父爱主义国家，康晓光指的就是“现代仁政”，他说：“‘现代仁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威主义政府’”，它“必须把‘富民’和‘教民’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尽管儒家不承认主权在民原则，但它坚持民本主义原则，承认大众的社会经济权利”。……我们从国家中既看不到“父”、更感受不到“爱”。……实际上，即使我们不把国家理解成“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在我们的现实感知中也不过是一套相对来说较为中性的制度和设施，以“父爱”这样富有人情色彩的用词来规定国家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也给人以“别有用心”的感觉。……在今天民主思想已经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再谈“民水君舟”之类的民本思想既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人民绝对不再是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夺取政权需要依靠或“善待”的一种力量了，他们应该是国家和天下的主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为普世通识（虽然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方不能真正实行），民本思想还有什么思想力量和现实力量来与之对比竞争呢？康晓光的辩解也许是“民主只是一种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我们说，民主或主权在民仅是人类经过千百次试错和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的法理共识，当然并不是在政治实践中使每个人均匀地分有一份主权。在技术层面上后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并不太大，但不应因此否认民主的法理意义和进步价值。相较之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原则远远不具备这种法理上的近代性、当代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它的被接受度和可能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容乐观估计的。因此，以民本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父爱主义国家的提法恐怕也不可能在今天成为政权的合法性理论基础。

十、更敏锐了“中国问题意识”

著名四五一代的言行代表性人士、民运思想理论家胡平先生，有非常丰富的“当下之思”。我这两年阅读了胡先生的的一些文章，立即发现有的被认作“体制内知名学者”的一些说法，都是胡平先生早先说过的。

我想说，在“中国问题意识”上面，将道义学问做成气象的，秦晖之外，胡平先生是突出的一个。

先说一下“当下之思”。这是青年朋友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倪刚（人品极纯正）的说法。活人的活思想最宝贵的便是敏锐于当下问题。单单敏锐深刻与相应的知识积累有关，更与诚实、勇气有关，但与才华无关。很多人口若悬河，同样多的人笔底生花，这得益于同样一个意思他说得确实比别人精彩，“神秘感”（用作审美范畴）和感染力强，得益于对别人的前人的思想“拿来的天才”——说到底得益于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表达冲动等等在内的综合“文艺天赋”。一本厚书他看几眼就能借题发挥出甚至（至少在可比的文本空间内）更有意思的议论。看看这些才子的文集，很多就是这样铺陈出来的（当然制作方法上面相当熟门熟路）。人特别具有的“魅惑心理”使“新奇”天生有了“捕获市场（广义的）”的优势，古代祭祀的主持者必定都是擅于魅惑之道的“复合型人才”。

才华的确是人类十分重要的资源。我观“文艺家”的长成，无非是从小的冲动、兴趣（离不开相当多的任性）与自由（无自由即无韧性，所谓勤奋则是空疏多的说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养护。循规蹈矩者难脱平常——即使在专制社会，权贵其实也常常对才华出众者“以奇人视之”、“以优伶待之”的，只是无一例外地要以“政治合格”为取舍前提。中国的才子佳人，多半寡廉鲜耻，这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

也就见到才华与德行是两回事。可叹的是芸芸众生一旦被弄出快感来，就不计较德行了（例如逐臭于名人明星的痴男怨女——实际上是把贫乏的“相对主义的我有权喜欢”挂在嘴边的，被恶意制造的“中国特色的嬉皮一代”）。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道理，当然，有才华的道理更好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苦难大众仍然与高雅、才气隔离着。中国当下最重要紧要的道理无不关乎“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当然是秦晖先生审慎制定的范畴。

“中国问题意识”就是对于人们的“意向性言行”，首先要问问与专制（秦晖先生说的“强制”多数是“专制”的化用，否则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分清了）的关联怎样？上面讨论到“秩序”，胡平先生结合剖析康晓光，表达了他独到的“当下之思”：

谁的秩序？只是权贵集团通过几个人诉求的秩序罢了，连共产党的秩序都算不上，更不要说什么国家、社会的秩序了！什么稳定？都说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因而必须让人们按自治原则组织起来，通过规范的组织化生活表达，这最有利于稳定——可是，这几个权力者怎么硬是不让人们有言论、结社自由的呢？他们其实是不要稳定的吗？当然不是。于是既要稳定又不要稳定的自相矛盾，似乎荒谬地出现在金字塔尖的几个人物身上。胡平说，他们要的是权贵集团政权的稳定，要的是几个人玩弄亿万人于股掌之上的可持续，为此，他们恰恰不让社会稳定，甚至故意要让社会出现种种让人担忧的现象，以便于他们不断重复强调：中国离不了共产党（的几个人物），中国还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来领导中国的。

这个胡平的“当下之思”是多么发达！

其实我猜他的秘诀无非是面对民众说话时，不忘记身后时刻都有秦始皇、毛泽东的后裔们环视着！说出这些话的确是不需要才华的，只需要将中国的语境尽可能合理简化再简化，直至仅仅面对几个前台人物。这就是智慧的“中国问题意识”！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必须说到另一层道理：才华往往会干扰民众理解道理——才华会将正楷弄成行、草书。这是我多数情况下不能把诗词歌赋散文式的随笔认真对待的心里头的想法。

这更是我为秦晖的看起来毫不感人的思想而感动的缘故！

有了好的中国问题意识，例如对传统文化等等，也一定会有清明的想法。例如才子余樟法批评刘晓波的时候说：中华的优秀文化是民主的贤内助。这比喻过分了。余先生认为，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谱系。《论语》把中庸、礼、义、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都划归此一谱系之中。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德”，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视仁义为最高道德典范。我的问题时，为什么用这些标准衡量孔圣人，人们也看到了圣人不圣呢？余先生说：在中国，周代就有专司“宽疾”职责的官吏，历朝历代都有由政府划拨经费、由专人管理的专管鳏寡孤独残者的社会慈养机构。这当然很让人高兴。问题是，一个让孙膑膑脚、司马绝根、老是猛于虎的苛政下面，古代的中国民政部、残联能比现在的中国民政部、残联好到哪儿呢？

据我所知，一些号称大儒的人士，互相之间也是一言不欢便反目为仇的——儒家的人格言说，往往如小青年信誓旦旦的爱情宣言，一个人站在高处迎风呼喊可以，一进入避风挡雨的灶间，便土崩瓦解了。例如马一孚与熊十力、梁漱溟与冯友兰、徐复观与钱穆，都是绝了交的。当然可以论是非，但朋友之道毕竟与是非之道全然势同水火的。

已经卧床不起的张中行先生（他的讲人生哲学的《顺生论》比王蒙先生的处世哲学多一些亮光），曾这样概括“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的嘉言懿行：

“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将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邵燕祥林贤治主编《旷世的忧伤（上）》１７９页，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

我樊百华不跟你七花八花说许多经典语录，就追着你问：岸然儒学中，有几个梁漱溟？既然是人格操守性的文化谱系，就请拿好人出来说事；你自己做人就要么缺钙、要么帮忙帮闲帮凶，谈别的可以，谈做人的道德伦理，肯定就首先侮辱了身教传统——确实没有资格的了。

憧憬共产党实行“康仁政”的康晓光，不知道社会广众的苦难才是“理想仁政”取用不竭的根源——越是暴政，越是需要“仁政”的包装；真要有了“仁政”，“威权镇制”就与历史永别了，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不反腐败要亡国，真反腐败要亡党”；也就是老百姓看出来的古今一然的情况：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中国的文明史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样一部包装邪恶史——所谓“儒表法里接马表秦里”。康晓光说“马表”很可能成为掀翻“秦里”的祸害，不要这么紧张嘛，“儒表”何曾危及“法里”？只有人们的利益才是最坚硬的东西，只要大多数人们不满了，管你“威权镇制”用什么包装着，早晚总得掀翻。所谓引以为骄傲的悠久历史不就治治乱乱这么回事么！

与蒋庆等人一样，康晓光既看到社会主义的包装已经无效，接受外面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又有失面子并里子，于是只有“法先王”——这当然不必忌讳我说的“申国莫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替天行道”，不合于“天人合一”的“法先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宪法上写明了“信仰自由”，但康晓光先生已经结论说：“自由民主主义”是“不诚实的”、“虚伪的”，并且已被破解、被边缘化了，尽管康晓光们时刻不忘批判自由民主主义。康晓光不能让自由主义与真诚、中心联系起来，例如不能在信仰问题上像孔子说的那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因为他曾在那篇预测三五年稳定没问题的文章中，将中共取缔法论功作为有别于“社会稳定”的“国家稳定”加以肯定。这当然很不符合孔子“由己”的“仁道”，所以，“仁者爱人”的高调不妨捡回来唱下去，为了“合法性”的新鲜感嘛，但“由己”千万行不得，自由主义至多是“圣王”与“天”之间的神秘事务！

有所收敛了“镇制威权”的“仁政理想”很是被冼岩先生捧上了天。冼岩先生肯定没有料到，在几十年来“非正常”死亡、坐牢、流放的人士中间，认同“仁者爱人”（其反面便是“不仁者非人”）的早就大有人在了，最近被冼岩先生无耻挖苦的清涟女士就是充满仁心因而与故土人民从未有一刻隔膜的。

明知道“仁政”旷古未行，而且把“强者威权”时常挂在嘴边的康晓光，为什么灵机一动，忽然奢谈起与他之前一再鼓吹的“政治现实主义”多有抵触的“仁政理想”来了呢？其实申韩那里也有稳定如何利民之类的“漂亮话”的，只是他们总要离散、折磨广众以强大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依法治国”罢了，所谓悠悠万事，制众于礼法，唯此唯大。

徐友渔先生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中说：“西方的问题有点像工人和雇主订合同时，争论劳动力和资本的份额回报，以何种比例为公正；而中国的问题是，当小偷和强盗以非法手段窃据财产时，有没有警察。形势甚至可能严峻到这个地步：当警察也开始偷和抢时，该怎么办？当然，比喻总有局限性，未免不恰当，但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于是徐先生不无儒家风骨的宣明：“学者并不意味着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万一不幸处于苦难的时代、悲惨的国度，万一偶发事件突然降临，他会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可惜，徐友渔显得过于孤单了——尽管有曾经给他打电话表示愿意分担李慎之先生风险的朱学勤先生还在，但这绝没有改变徐先生的孤独心境。

让我借用王思睿《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中的话结束吧——

“中国人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法治，一旦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相信会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星期三酌定于南京一隅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