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大报的右派群

刘　衡

中国第一大报、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是中央的驯服工具。中央正确时，党报也正确，中央犯错误时，党报也跟著犯错误。在知识分子中轰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运动里，全国划了５５万右派分子，占当时５００万知识分子的１１％。《人民日报》划了３０个，其中编辑部门有２４人。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包括文化较低的干事在内，共４６０人，右派分子占５％以上。据说这个比例在新闻界是比较低的，像《新湖南报社》当时不过１４０多人，被划成右派的有５４人，竟高达３８·５％。２１年后，除了极个别的外，全国右派分子都得到改正。《人民日报》的３０名右派分子也个个改正了。

１、概况

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是《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正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里面说：“《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从６月下旬开始……５个月中……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１３人。”实际上，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告一段落。经过深挖细揭，到１９５８年３月底，又挖出１１人。到５月，又补课挖出６人。总计从１９５７年６月到１９５８年５月，一年功夫，《人民日报》先后挖出右派分子共３０人。计有：

记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党员、１９９９年病故）、记者林钢（党员、反右后离婚）、刘衡（女、党员、反右后离婚）、吕建中（党员、反右后离婚、１９９５年病故）、高粮（党员）、陈国安、钦达木尼（蒙族、党员）、季音（党员）、习平（女、党员、改正后病故）。

国际部：副总编辑黄操良（党员、反右中自杀）、东方部主任蒋元椿（党员、１９９６年病故）、西方部副主任胡骑（党员、反右后离婚、改正后病故）、编辑胡平（文革中自杀）、李右、裴达（党员）、孙乃、方达。

文艺部：编辑杨建中（即蓝翎、党员）、沈同衡。

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党员、文革中自杀）。

文教部：编辑赵克惠。

图片组：组长苍石（党员）、张光华。

图书室：管理员林安乾（团员）。

财务室：朱克潜（改正后病故）。

印刷厂：劳资科科员杨春长（党员）、统计员张恩铭。

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蒋如芝（女、党员、１９９１年病故）、教师张保义。

幼儿园：教师田兰坡（女、团员）。

前一阶段揭发的１３人中，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只有蒋元椿、林钢、刘衡、杨建中、苍石、沈同衡、胡平等７人。据说有社会影响的人才有上报的资格。

２、“罪行”

国际部的右派分子有８名，占全报社第二位。因为鸣放初期，在黄操良领导下，国际部出了一张墙报《呼风唤雨》。好些人响应党的号召，在上面写了一些意见、诗文。开头这些泼辣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赞。一反右派，就变成抹不去、赖不掉的罪证了。例如：老党员蒋元椿根据大家对胡乔木的意见（如：乔木同志说报纸横排不能用竖标题，赶紧把已经发排的竖标题拆掉；以后他又说，横排可以弄，就赶紧弄个竖标题；国际部登别的国家“毕业就是失业”，乔木说，我们国家升学就业也紧张，不能登；英国房荒，国际部主任陈浚跟著也说，不能登，因为我们国家住房也紧张……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等等），写了《圣旨口》，讽刺胡乔木是圣旨口，说一不二。他说：“只要某个领导人的嘴一动，大家就洗耳恭听，急忙记在笔记本上，回来照办无误。不管这位领导人的意见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灵活处理，反正来一个死搬活套。据说，这叫做‘组织性纪律性’。”胡乔木是中央派来领导报社的，就认为蒋元椿批评胡乔木就是反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

在《人民日报》首批揭发出的１３名右派分子中，蒋的职位最高，因此，在１月６日发表的消息中，标题标出他的大名，文中也点名批判他：“这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改进《人民日报》的工作，恶意诽谤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是‘圣旨口’，是‘紧箍咒’。他们认为，党中央规定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具体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就是‘圣旨口’；而编辑部在自己的活动中，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接受并贯彻党中央对编辑部工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凭‘圣旨口’办事，就是用‘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脑筋。右派分子蒋元椿竟狂妄地主张‘圣旨口’要‘封口’，要把领导上的意见顶回去。”

胡平与蒋元椿有类似言论，他在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上说：“资产阶级报纸讲究用事实说话，分明是一篇评论，但它很巧妙地写成‘客观地报道事实’的样子。而我们只知道笨手笨脚地发议论，不注意用事实来说服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采取发表意见，和读者商量的口气。而我们常常用一种教训人的口气。外面不把我们当成舆论机关，而当成布告牌，登不登视为政治待遇。”“报社有一些领导同志，头上戴著个金箍儿的。他们一听到权威方面说几个字，马上头发热，手足无措。”

当时有一个公式：对某个党员领导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总支书记肖风“义正词严”地说：“党不是抽象的，没有一个空洞的共产党。右派分子不可能去反对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共产党，他都是要通过反对某个具体的党员、具体的党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来取消党的领导！”这样，凡是给个别领导人提意见的都有当右派的危险；“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成了大大小小领导人的护身法宝，是掩盖自己为非作歹、压制批评的整人利剑。

但也有个别例外的：国际部副主任高集写过长篇发言，谈到《人民日报》成了布告牌，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乔木同志说什么，就听什么。上边说的好些例子就是高集提供的。他说：“乔木同志小事管多了，就可能放松了大事。”“我们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变成‘从乔木同志来，到工作中去’。”结果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其中有何奥妙？原来他写了发言稿不久，去参加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会上，乔木对他说：“你的意见很好，是善意地提出意见。”当时肖风正在旁边，听见了这些话，不但不划高集是右派，还让他参加反右派报道。看来人们说乔木是“圣旨口”，是说对了。

孙乃不是党员，１９５７年春，报社组织了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党总支召开五天“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孙乃发言，讲了“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群众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写了在用人方面的几点建议，如：

１、知。过去报社在“知人”方面只限于知道一些死的东西（如出身、历史），而活的东西（如性格、特长）平时不去了解，运动来了才去了解。这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疑心，弄得不好反而加深隔阂。希望今后“楼上楼下、墙里墙外”互相接近……最好是既没有楼，也没有墙。

２、信。发挥人的积极性，“不仅仅是依靠面包”，还要精神支持。报社有些作法挫伤人的自尊心，到处留下政治待遇的痕迹，滥用“因人而异”的原则，有时形成对人不对事，结果是非不明，赏罚不公。一阵风来了，错戴帽子也许是“难免”的，但“难免”以后怎样？就没有下文。那种根据主观定出的题目硬做文章的作法，不但不能让人心服，反而造成新的思想问题。

３、用。要在知和信的基础上用人，被用者虽紧张但愉快。在报社，有些人被冷藏起来，有些用非所长，有些虽用但不给予应有的信任。这不但对不起人，而且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也是一种犯罪。

４、定。用得其当了，就要定下来，不要朝令夕改，朝三（三楼）暮四（四楼）。这样，干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有确定的目标可奔。

孙乃还写了一首小诗：“蓓蕾枝头鸟啾啾，裤脚管下月双钩。好景催人游春去，却又是，放还收。几翻风雨撼同舟，帽子底下度春秋。块垒未销鸣声噎，是非事，语还休。”诗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被整风小组要去，发表在《呼风唤雨》墙报上。副总编黄操良高兴地对孙说：“这下好了，我们的墙报有了副刊！”一反右派，说孙乃在诗中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就被划成右派分子。孙乃当时并没有戴任何帽子，他的诗句“帽子底下度春秋”，竟然变成了他对自己的预言，他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虽然在六十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但仍然戴了个“摘帽右派”的帽子。

李右原名李佑民，１９４８年上大学时改名李右。反右派运动中，他积极给组织提了许多意见，结果无限上纲，被划成右派分子。例如，他说：“现在社会上错误言论多了，发表出来，使矛盾表面化。这让党和群众摸摸底，没有什么不好。”批判为：“拥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又如：“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算不算收？不能算收，当然可以对它反驳。但是今天的社论（指《这是为什么？》）和新闻作得不够。帽子扣得不少，而分析作得极少，这样就不能说服人。”批判为：“反对党发起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再如：“搞革命和搞建设都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之能成功主要归功于牺牲了的烈士们。无论在死人里、活人里，党员都是少数。但一讲到功，就归于党；而党员犯了错误，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归咎于个人……。只居功不居过，就会产生一系列不良风气。首先就容易把党塑造成有百是而无一非的神道。另外，还会使人把‘党籍’和‘德’混同起来。以为入了党，就像打了防疫针一样，德就高了。”批判为：“污蔑党居功不居过。”

再如：“以前革命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的甚至流血牺牲了。现在反过来了，好些党员享受在前，吃苦在后；升得快，留洋优先，生活福利自有人特殊照顾……。然而革命这个东西一不能输出，二不能遗传，三不像某些性病那样可以过渡。可是现在就有夫贵妻荣的现象，弄得有些小学生互相比爸爸。”批判为：“污蔑党有特权。”

以后，强逼李右到农场劳改，发配他到河南。他感到他的名字改得太不吉利，把“右”改成“佑”，成了李佑。

１９３８年入党的黄操良是１９５５年从新华社调进《人民日报》的，他是１９５７年５月６日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另外６人是：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陈浚、肖风）。６月，整风转为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变成反右领导小组。１９５８年４月上旬，报社的反右派运动即将结束。走廊里突然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说黄是隐藏最深、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大右派，要挖出来示众。黄在１１日服安眠药自杀。走廊里又贴出大字报，声讨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等。

记者部的人数比国际部少得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国际部还多一人，共９人，占报社第一位。这是与记者部领导人员的品质、水平等等分不开的。

记者部主任陈浚曾经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的后台是我。”“你们都瞧不起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原来他是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对记者部进行遥控，很少与我们直接冲突。

副主任汪琦在鸣放期间曾到上海各报社取经，回来后向大家作报告，极力称赞《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她说：《解放日报》说，市委对他们干涉太多，使他们报纸没有生命。她还写了《新民晚报为什么那样受欢迎？》（登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８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第１３９期）。文中说：“……合营后，《新民晚报》的方针一直没有确定。党、团员拼命要把《新民晚报》办得同上海其他日报一样，结果，越办越糟。不到一年，眼看国家的２１万元都快赔光了。最惨的时候，《新民晚报》的销数只有１万多份。”“《新民晚报》过去对于老报人这一部分力量，是没有很好运用的。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党、团员都去搞运动了，无暇过问报纸，这时，才把《新民晚报》交给他们去办。”文中表扬了《新民晚报》的记者们点子多、动作快。称赞了该报负责人赵超构的三句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她说大家对“软些”有争论，但毛主席（毛主席３月份曾到上海点火──笔者注）给赵超构带去一个口信，说：“我觉得《新民晚报》不是黄色报纸，现在的内容还不够软，还可以再软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作者张涛之是这样写的：“３月１０日，毛主席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会上，毛主席说，《新民晚报》办得不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第５２３页──笔者注）

本来这些言论并没有错误。据文革期间，汪琦在五七干校交代：一反右派，她就敏感到自己的话和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一样，害怕弄到自己头上，说她反对党的领导、歌颂资产阶级报纸、老报人等等，赶紧利用副主任和支部副书记的职权，先下手为强。她领著大家批这个，斗那个，转移大家对她的注意。“缺德无才”，这是大家对她的评语。

支部书记傅冬（傅作义女儿）没有去过解放区，她对去过解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顶头上司汪琦唯命是从，以为跟著她走，就是跟著党走。即使走错了，她也不必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呢？鸣放初期，傅冬和林钢都在首都记者组。他们在闲谈中，曾就政治、时事和文艺问题坦率交换过意见，观点完全一致，傅冬比林钢说的还多。一反右派，有些看法成了“问题”，傅冬立刻揭发林钢，说这些意见都是林钢说的。弄得林钢有口难辩。当时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把一些旧戏解禁了。筱翠花的《马思远》是其中之一。在这以前，５月里，林钢写了一篇报道《筱翠花说“我要唱戏”》。不几天，这戏上演了。林钢又写了报道《筱翠花重演《马思远》》：“……晚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夏衍及著名演员叶盛兰、杜近芳、新凤霞等曾到后台去看筱翠花，祝贺他的演出。”６月，一反右派，这部受到领导和大家欢迎的戏又变成坏戏了。林钢首当其冲，被傅冬抛出。运动中，一个整人成了左派，一个挨整成了右派。《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发表的那篇消息批判说：“右派分子林钢还恶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歪曲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力鼓吹筱翠花演出坏戏《马思远》。”

鸣放时，我正在内蒙古记者站，鸣放刚刚开始，突然反右派了。从报上揭发的材料看，只是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没有说服力。我很奇怪怎么人们一对肃反有意见，就说他是右派分子？我很担心这样匆匆忙忙地划右派，又要搞错许多人。就在党的小组会上提出我的担心。小组的林沫、钦达木尼和我有同感，就让我这个党的小组长向支部汇报：“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立刻，引起支部怀疑。林沫赶快表示转变，并把我的汇报告诉记者部。汪琦如获至宝，把我叫回北京。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我父亲来信说，报上讲的许多不是事实。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我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谁知汪琦对著白纸黑字硬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划我是右派分子。傅冬还对我说：“某某单位只要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光这一条就要被划成右派，你不光有这一条，还有肃反这一条，能不划吗？”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报道推动著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运动也受著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影响。大家就是这样你比我、我比你地扩大著战果，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在鸣放期间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林沫的署名在前面。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刘时平也是记者部的副主任，肃反时斗过他。鸣放时，刘的妻子蒋如芝说，大刘不是反革命，把他斗错了等等。一反右派，就说蒋如芝攻击肃反，划她是右派。接著，说刘是蒋如芝的幕后操纵人：“如果不是幕后操纵人，蒋如芝怎么知道把大刘斗错了？”于是，刘时平成了没有说话的右派。“你没有说话，骨子里也是反党的！”汪琦、傅冬等这些革命的“左派”竟能看到人的骨子里，根据人骨子里的东西定罪！

吕建中在鸣放中对编委会的成员提了一些意见。如：“胡绩伟把中央某负责人的意见说得有声有色，但谈了之后就不作具体研究，错了没人负责。”“在编委会里，有这样的人（王揖），看起来道貌岸然，似乎很有原则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脑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编委会缺乏原则性，对许多事情是非不明，不了了之，这就掩盖了这种人的无能，发展了自由主义。”“肖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应该整一整。”“现在提出不少意见，领导要边整边改，如果这次整风结束后仍不了了之，我建议邓拓辞去现任职，健全编委会。”结果说吕建中攻击了编委会许多成员没有脑子，是非不明，“他要改组编委会，邓拓辞职。”

吕建中对记者部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如：“陈浚乱指挥记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很厉害。在稿费问题上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真理报》的经验。”“谁不了解汪琦在记者部的情况？应该对她来个称职与否的审查。”

结果这些符合实际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系列的攻击。吕建中当时在记者部当编辑，他根据记者部领导的指示，给各记者站打电话，让他们发回鸣放稿件。一反右派，被说成是他“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国安是因为同意办同人报而被划成右派的。鸣放期间，毛主席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一个党外办，一个党内办，唱对台戏。”毛主席自己说可以，一些人跟著鹦鹉学舌，却被划成右派。于是，汪琦把陈国安抓住了。

摄影记者高粮原是记者部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跟著汪琦、傅冬等在部里挖出几名右派分子，成绩卓著。他万万没有想到，１９５８年反右派补课，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而来，三天功夫，定他为漏网右派。他的主要罪状是他牵扯进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左叶事件中。请看他自己的叙述：

“１９５７年４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了部长助理左叶同电影摄影师韩德福吵架事件，在国宾面前造成不良影响。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接待办公室放进的记者多了些，陪同参观的人也多。地方狭窄，造成了拥挤。负责维持秩序与负责新闻报道和电影新闻摄制人员都很著急。大家满身大汗，拥挤中也防碍了贵宾的参观速度。当时开路的左叶碰到韩德福时，说：‘别挤啦，再挤我让你们滚出去！’韩说：‘我是来执行拍摄任务的，拍不成谁负责？’左叶有些急噪，在拥挤中怕出乱子，就讲：‘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当场就吵起来……。”事隔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洪克写的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跟著《人民日报》也发表诗与漫画《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把矛头指向左叶……。事情闹大了，中宣部为此召开了对证会。左叶、韩德福、洪克都到会了。左叶做了些检查，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理。最后主持会的人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目睹了此事件的经过……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呐……”（摘自高粮著《历史的脚印》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据我所知，４月正是鸣放初期，新闻界都想发表反对三风的稿件。正好碰见左叶的事，以为抓住了官僚主义的典型，因此一窝蜂地大做文章。《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小品文，我们报社的袁水拍据此写诗：《官僚主义者滚开！》还配上漫画（载５月１０日），造成轰动。实际上，这是人们工作上的冲突，与官僚主义、地位高低等等并不沾边。左叶气得哭了，不承认骂过“滚出去”，说他讲的是：“你的工作重要，难道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并不是和记者比地位高低等等。一些读者也给本报来信，说我们小题大做，人为地扩大矛盾，不公正，没有抓对典型：“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猎取好镜头，在接待贵宾的场合，让在场的国家负责干部让路来猎取镜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文章提出要求尊重记者，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记者尊重别人。”“不能只许新闻记者在金銮殿跑马，不许部长助理在大街骑驴。”

不久，中央宣传部召开对证会，人们说没听见左叶骂“滚出去”，唯独高粮说听见他骂了。实际上，大家都在气头上，骂与不骂关系不大。可是以后反右派，人们又要抓右派典型，于是，左叶事件又一窝蜂地被说成是“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高粮提供了进攻的炮弹。

在左叶事件中遭殃的不仅仅是高粮一个人。例如：《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与摄影师》小品文，后来被划成右派分子，含冤而死。著名记者彭子冈根据这事写了一篇关于尊重新闻记者的文章，上面说：“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这也变成她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状。写诗的袁水拍没有被划，可能因为他是通天人物，到毛主席家里吃过饭，不知被谁保护下来了。

原来，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久，以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江青（化名李进）为首，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了２０多天。团员有袁水拍、钟惦榧。当时袁水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回来后，谈到江青如何如何好，钟惦榧老跟她作对，不听指挥，江青如何如何讨厌钟等等。还说，他们回来时，毛主席亲自去迎接。他被江青邀请到家中，和毛主席共进晚餐：“一大桌子菜，都是由江青给毛主席夹菜，毛主席只顾吃，离不开辣椒……。”这次调查，是江青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通过这次调查，袁水拍和江青互有好感，有了来往，文化大革命中，袁水拍倒向了“四人帮”，就不奇怪了。

社会上不少右派分子在反右派初期，是反右积极分子。谁知射出的箭虽然射中了别人，又折回来射中了自己。他们对别人穷凶极恶，无限上纲，搞乱了大家的思想。结果，人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得国家大乱，也为以后更乱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好多右派分子在初期为了自保，跟著领导去打人棍子、抓人辫子。从别人的罹难中得到自己的安全感，甚至是快感。谁知好景不长，不知道自己碰到了哪根神经，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徒唤苍天：奈何！奈何！当然，还有更多的右派分子是虔诚地相信党报上所说的一切，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号角既响，能不冲吗？”结果打人的棍棒落到自己头上，“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既然党要我当右派，我就听党的话，当吧。”

在记者部，与高粮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季音、习平夫妇，他们都在上海记者站。

季音是１９５５年全国第一次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５７年，他跟著党组织“人云亦云”地搞反右派报道，如批判老报人陆诒等，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见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材料。刘是季音的老战友，而材料中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本著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季音向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刘不应被划为右派。季音哪里知道，柯庆施正是反右派以后提拔上来的，他是有名的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有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随毛主席要跟随到盲从的程度。”他怎么会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仗义执言呢？以后季音又在记者站谈起此事，结果被告到记者部，汪琦、田流、顾雷等抓住这个增大反右成绩的机会，把季音划成右派。在当时红色恐怖下，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就是：只要领导说某人是右派，别人不能说反面话，否则就是“包庇右派”、“和右派站在一边”，自己也就成了右派。在运动中，真正包庇亲友的人是极少的。大家对不熟悉的人能够跟著起哄、斗争、搞批判报道。可是，对熟悉、了解的人常常能发现其中许多不确实之处，就说点公道话，自己以为是为党、为同志负责，结果成了包庇亲友的罪人。季音是其中的一例。

习平在１９５５年曾对一位好朋友谈过“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直到１９５８年底，进行反右补课。那位好朋友把习平揭发了，习平也难逃厄运。在批判大会上，汪琦穿著高级呢子大衣，戴著漂亮的仿俄式毛头巾，揭发习平，说习平在上海，做了件很漂亮的旗袍，不好意思穿著上街，经常在家对著穿衣镜自我欣赏。这也成了习平的一大罪状。难道汪琦自己穿高级洋服，就是无产阶级；习平穿民族服装，反倒成了资产阶级？由这样的人才领导反右运动，记者部右派分子的数量能不全社第一吗？

文艺部的编辑杨建中（即蓝翎）根据一个名叫小兰的姑娘被迫害死亡的事实，写了一篇杂文《沉思》，交给文艺部领导运动的刘甲。刘甲把蓝翎自己删改的地方全部复原，竭力夸张，予以穷追猛打。杂文原来的标题是《面对著血迹的沉思》。《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特地指出：“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著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斑斑’、漆黑一团。”

文艺部的沈同衡画了一副漫画，批评官僚主义。画中的一位人事领导干部戴著乌纱帽，就说他丑化党的人事制度，成了沈同衡当右派的罪状之一。

图片组组长苍石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的完全是与事实不合的材料。例如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是“大锯条”、“圣旨口”等等。实际上，漫画《大锯条》是张光华画的（张因此被划成右派），“圣旨口”是蒋元椿说的。再如说他离间报社与外界的关系，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实际上是：外边对《人民日报》登照片少，有意见。苍石作过解释，大意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有时因重要文章非登不可，只好把照片割爱了。但当时某些领导搜寻右派邀功请赏热昏了头，硬要东拼西凑，胡乱上纲上线。甚至把他早在１９５２年已经解决的问题作为罪状扯了进来。即：解放初期，苍石在《苏南日报》工作时，曾介绍他的堂兄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堂兄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立刻向组织报告并协助公安部门使他归案。事后，苍石主动进行了自我检查。组织上为了教育他，给了他“党内劝告”处分。

财务室的朱克潜在７月中旬给领导写了两封信，对他的工资待遇、降级处分等等提出意见，说：“根据我本身各方面的条件和周围同志比较一下，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是：谁靠近领导，提升得就快，党内提升得更快。否则，你再努力，再有成绩，也不容易被人发觉和承认。我曾经抵挡二个或以上的人拼命工作，结果是对我无情的斗争、残酷的打击，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希望领导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希望这信保密，只给处以上的干部看。因他在信中点了几个人的名，说他们工作不如他、但工资比他多。他一点也没想到，当时领导正苦于抓不到右派，而他正找上门来。于是，领导把他的信公开发表。立刻引起公愤，人们万箭齐发，说他攻击领导、攻击共产党，是右派分子无疑。加上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虽然以前早就交代，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印刷厂的杨春长１２岁在印刷厂当学徒，在日本《新民报》、《华北新报》、国民党《华北日报》当排字工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日报》接收了《华北日报》，杨春长被留用，从工人、车间副主任、主任、统计、技术科科员到劳资科科员。１９５７年，他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写了两篇稿子，说了心里话：认为工人工资提得慢，干部工资提得快。工厂书记刘钊把自己卖布的小舅子提拔到工厂当干部，他认为报社有裙带风等等。一反右派，就说杨春长挑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污蔑报社领导等等，划成右派分子。

印刷厂统计员张恩铭写了《出版社为什么要企业化？》，有四千字，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引起几万字的批判，如《“企业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批判他挑拨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关系，说他攻击报社的工作制度、人事制度等等。结果这位与杨春长同为留用人员的张恩铭也被划成右派分子。

职工业余学校的副校长蒋如芝在鸣放中对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领导，不应由领导来领导整风。”就说她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理由是：“一个人砍伤了另一个人的手指头，你能说我只是伤害了你的手指头，并没有伤害你本人吗？”蒋如芝还说，她丈夫刘时平在肃反时挨斗是倒酶，到现在还不向他道歉。肃反时领导曾派人到他家搜查，她妈妈说：“解放前国民党曾来家搜查，想不到解放后共产党也来。”她同意妈妈的话，就说她：“这不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吗？这不是反对肃反运动吗？”

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张保义在鸣放会上说：在这样一个社会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十分不容易的，不是整别人，就是挨别人的整。我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反革命，但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不愉快，不幸福，思想不自由，选择职业不自由，说话就更不能随便了。结果批判铺天盖地而来，说他咒骂新社会，与右派诗人艾青一个腔调。因艾青说过：“党内有一批整人的人，有一批人挨整”。

幼儿园的教师田兰坡是一个２３岁的青年。她１７岁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积极分子。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提意见：“我老家在蓟县，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病，时时都在说。可是，在那个时候，田兰坡一说，就把她划成右派。开头，她想不通：“我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呢？”经过人们狂轰乱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都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名言：“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现在派上了新用场。从以上种种“罪行”看来，我的难友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们一样，他们既没有对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批评或异议，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民主不要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要平等不要特权。他们只是反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特权，反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要求更多的民主等等。相反的，那些整人的人，好多正像鲁迅１９３６年８月６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那样：“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顾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当然，即使是在那邪气上升、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人民日报》也不是到处血迹斑斑、漆黑一团。有一些部门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不随大溜，不去和别的部门攀比。当记者部、国际部纷纷打出这个、那个右派的时候，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不在“矮子里头拔将军”。宁肯打右派的成绩是个零，也不怕被人说成“反右不力”、是右倾等等。肖航、马沛文领导的国内政治部没有划一个右派分子。部内章世鸿为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顾执中辩护，还说过两句讽刺话：“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林韦同志（李银河的父亲、王小波的岳父）领导的农村部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部内陈泊微、林晰、江夏等三位同志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林晰还说：“徐兑同志工作也是按圣旨口办事。上面怎么说，她就怎么说。上面说蔬菜问题不宜讨论，她也照办。”却都被大家保护过关，仅仅作了几次检查了事。农村部唯一的右派是副主任刘晓唏，他是在高级党校进修时被划的。如果他在农村部，在那种环境里，不会被划成右派的。真是：人的命运前途无法预测，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像林韦这样的好党员终于没有逃脱厄运。他在１９５９年到安徽采访，给总编辑吴冷西写信，说安徽饿死了人等等。反右倾时，吴冷西揭发：“有些右倾言论，如说大办钢铁１０７０万吨是好高鹜远，要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才搞这么多的，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又说，政治挂帅是吹牛皮，人民公社是独立王国，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违反客观发展规律，供给制出懒汉等等”。１０月１９日，他作反右倾整风报告：“反右倾的斗争，比预料的要严重、激烈得多，它是前年的反右派斗争的继续，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漏网分子，有些是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他说，报社一千人左右，可分成５种：“１、在大风浪中，立场坚定，毫不动摇。２、有些糊涂观点，在个别问题上说过怪话，但不是对大跃进、公社化有意见。３、对大跃进、公社化确有些意见，在短时间里有过动摇，发表过右倾言论经过学习，又坚定下来。这两种人不失为是有缺点的好同志。４、比较系统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表系统的右倾言论，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报社的反映。５、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采取敌视态度。这种人是把个人利益置于高于党的利益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于是，报社人人投入运动，开会个个发言，大字报人人动手，连从来不关心政治的同志也自己动手写了大字报，贴出的大字报比整个反右派斗争中所写的大字报还多。深怕自己成了第４、第５种人。终于揭发出林韦，说他反对三面红旗、一贯右倾等等，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连降三级，下放甘肃劳动。以后虽然平反，但在１９８２年他患脑血栓，以后当了３年植物人，在１９９０年逝世。

《人民日报》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被划的３０名右派分子，都是单枪匹马的单干户，不属于任何集团。原来，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人民日报》进城后，主要由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三大解放区的三大报社的人员组成，三大报社的领导都当了《人民日报》的较高领导。而右派分子中没有一个是这三大报社的人。我原来是延安《解放日报》的，１９４７年延安撤退后，《解放日报》就撤消了。以后虽然有曾在《解放日报》工作过的人陆续来到《人民日报》，但他们已换了山头，到了《东北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直接从《解放日报》来的没有人当较高领导。当时的副总编辑胡绩伟虽然来自延安，但他是《群众日报》的，不是《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黄操良虽然是《解放日报》的，但他在新华社呆了多年，１９５５年才调进《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原来也是《解放日报》的，也是在新华社呆了很久，直到１９５７年６月底，已经反右派后，才调到《人民日报》。他们也算是单干户。三大报社的人在鸣放期间也有人说过一些与右派分子类似的话（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没有一个被错划。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看来即使是在那疯狂的不可理喻的年代，那人们不断反对的宗派主义已经无孔不入、深入骨髓，仍然随时随地有所表现。正像一首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当牛作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划三大报社的人为右派。我不仅不主张划他们，而且不主张轻易划别人。我正是因为这个主张才在反右初期向党组织仗义执言的。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你光说把你自己划错了，不要说整个反右派！一说整个反右派，问题就大了。”我说：“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有意见才去汇报的，整个反右派没问题，我还提什么意见？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我横下一条心，当“顽固右派”当定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毛主席的一大阳谋，大家不过是跟著他走，犯了错误。大家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自己不负一点责任，心安理得了。通过我上面写的种种，可以看出，毛主席虽然是这次错误的发动者，但在《人民日报》内部（且不说《人民日报》在社会所起的作用）跟著推波助澜的各色人等都是负有直接的决定性的责任。不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记者部的人数并不多，右派数目却占全社第一？为什么有的部门出现相同言论，却一个右派都不划？……通过这些为什么，照照镜子、找找原因，接受教训，坏事才能变成好事。

３、处分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日下午，《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工作人员大会，继续批判右派分子，并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会上首先由汪琦、赵忠信、刘仲平、苗风等同志批判了刘时平、陈国安、裴达、吕建中、刘衡，最后由主持会议的肖风宣布了对全社２４名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领导小组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参考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发来的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兵和同志们讨论的意见，先后排过３次队，最后经编委会讨论通过，报请中直党委平衡批准。处分一共分成六类，即：

１、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１人：林安乾；

２、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的２人：刘晓唏、李右；

３、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查看的７人：蒋元椿、刘衡、胡平、苍石、杨建中、沈同衡、张恩铭；

４、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７人：刘时平、裴达、林钢、吕建中、赵克惠、朱克潜、蒋如芝；

５、降职降级降薪的４人：孙乃、陈国安、方达、张宝义；

６、免予行政处分的２人：田兰坡、杨春长。

受到监督劳动处分的，不定级，只发本人生活补助。刘晓唏、李右，每人每月各补助２６元。

受到留用查看处分的，也不定级，只是每月发给他们若干钱。蒋元椿、刘衡、胡平、沈同衡每月各６０元；苍石、张恩铭每月各７０元；杨建中每月５０元。

受到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处分的，刘时平由原来的１３级降到１７级；裴达由原来的１３级降到１８级；吕建中、林钢都由原来的１５级降到１８级；赵克惠由１８级降到２１级；朱克潜和蒋如都由１７级降到２１级。

受到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孙乃由原来的１７级降到１９级；陈国安由原来的２０级降到２１级；方达由原来的２１级降到２２级；张宝义由原来的教员９级降到１０级。

所有右派分子，党员一律开除党籍，团员一律开除团籍，处理以后，都要放到体力劳动中去改造。受第三类和第三类以下处分的名为劳动锻炼。

４月８日，大部分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计有：蒋元椿、林钢、李右、胡平、方达、刘晓唏、赵克惠、张恩铭、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刘衡、孙乃、田兰坡。

４月份，又挖出右派分子３人：钦达木尼（由内蒙古处理）、黄操良（自杀）、胡骑，受降职降级降薪处分。８月，记者部补课，又挖出３名右派分子：高粮，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查看，不定级，每月６０元。季音，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１１级降到１６级。习平，降职降级降薪，由１６级降到１８级。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季音、高粮、胡骑和蓝翎也到柏各庄农场劳动。

１９５９年春，因我不服罪，由第三类处分降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改为监督劳动，每月２６元。

１９５９年秋，裴达、杨春长、田兰坡摘掉帽子，杨春长已在报社，裴、田回到报社。

１９６１年，我们全部回到报社。其他右派纷纷摘掉帽子，只我一人因不服罪，没有摘帽。

除了蒋元椿、胡骑、裴达、刘晓唏、季音、习平、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留报社外，其他人分到内蒙古、河南、新疆、贵州等地。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８日开始，报社３０名右派分子陆续全部获得改正。事实证明，所有人的言论不但没有“三反”罪状，而且绝大多数完全正确。

调往外地的刘时平、蒋如芝、林钢、吕建中、高粮、蓝翎、沈同衡、孙乃、李右、赵克惠先后回到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