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读史

郭庆海

１９９９年的时候，我曾在香港《动向》杂志９月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少点浮躁的心态，多些冷静的思考》，但其实我自己当时恐怕也并不冷静，然而实实在地讲，这却也是我今天才有的认识。坦率地说，我当时虽然感觉到了我所生活的这个文化环境有问题，但对于形成问题的原因，现在看来，我当时却并没有形成多么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我有理由感谢当局，他们虽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我四年刑，却也使我有机会能潜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了几本书、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些问题。

狱中所读书中，对我的认识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说有三本书，即《世界文明史》、《论法的精神》和《史记》。而所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认识、如何复兴华夏文明的问题。

前述三本书之比较又以《史记》对我的影响为最大。它使我认识到，虽然当前的华夏文明以一元化为基调，然而，历史上的华夏文明却曾经具有十分令人羡慕的多元化特征。当然，稍有知识的人都懂得春秋战国文化的“百家争鸣”，因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实不足喜。关键是要认识到为什么会有当时文化上的多元化，又为什么会有了后来的一元化。

谈到这一点，我不能不讲一下李斯这个人。在读史之初，我曾十分诧异于李斯这个人。这位秦朝的开国名臣既写下了十分有名的《谏逐客书》，同时也是他提出了“禁书令”。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两个事件，认为其代表的思想是那样的截然不同，如果不是因为有历史的记载，你绝难将这两个事件归因于一个人。

李斯本是楚国人，因为他自己所谓的“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于是离开自己的祖国楚国到了秦国。说大些，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说小些，不过是想谋一个差事罢了。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很快在政治上便出人头地。然而，由于发生了韩国人郑国入秦为间的事件，外国人到秦国的目的普遍受到怀疑，于是也就有了“逐客令”，即驱逐一切在秦的外国人。这一政令无疑代表着一种封闭、保守的意识，既损害了诸如他本人一类的游说者及所有在秦的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必将损害秦国自身的利益，即：从根本上妨碍秦国的国际竞争力。李斯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写下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外国人”对秦国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穆公时期的由余、百里溪、蹇叔、丕豹、公孙支，孝公时期的商鞅，惠王时期的张仪，昭王时期的范睢。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谋划，才使秦国有了优秀的制度、富足的经济而至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不断扩大。而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陛下不拒来自他国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饰夜光之璧、玩犀象之器、充郑魏之女于后宫、实骏马駃騠于外厩、用江南之金锡、采西蜀之丹青，却对客居秦国的人一概加以驱逐。因而可以说是所重者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李斯进而在文中指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乃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从这篇著名的政论来看，李斯无疑是深谙多元文化精髓的一个极具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极具眼光的政治家。然而，还是这个李斯，到了始皇三十四年（应该是公元前２１３年）提出了极具一元化文化的封闭保守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促成中国二千二百年专制文化的“禁书令”。其严酷性如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同样一个李斯，世界观上为什么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我们可以从李斯自己所言之因何要下“禁书令”的理由上看出端倪。

李斯认为：三皇五帝各有不同的治国之道，然而均达到相同的治国目的，其道理是因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而应有不同的政治策略。他们的做法，不能作为当代盲目效法的模式。从前，天下诸侯并立，相互竞争，所以各国要用优厚的条件来招揽各种人才，包容各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而当前天下已经统一，因而也就应该有统一的政令制度。普通百姓应该做地只是勤于农耕、制作，从政者应该做地只是学习法令，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知识分子往往不喜欢对当前的形势做具体的研究，却喜欢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蛊惑百姓。而这样一来，既极不利于皇帝的权威，同时，也容易形成不同的党派，从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极其认真地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上去替秦政府的执政者作一考虑，无疑也会从某种程度上赞成李斯的分析。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上来说，秦的确是从某种意义上做到了“统一天下”。而统一天下也即意味着国家概念的消灭，国家概念的消灭则又无疑意味着政治垄断局面的最后形成，政治上的最后垄断则又要求所有问题的一元化。不仅仅是要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更要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所以，不焚书才是咄咄怪事！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秦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统一天下”，他所统一的只是华夏文明区的国家罢了。而相对于它周围的所谓“蛮夷”人来说，他仍然只是一个国家。于是致命的问题便出现了：当华夏文明区本身就有许多的国家时，人们基于对本文明区列国争雄现实的认知，从而对所谓的“天下”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即从不把华夏文明区看作一个孤立的、自成一体的“天下”，虽然他们为了共同对付周边所谓“蛮夷”人的入侵也组成了酷似当今北约的一个组织——周。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以天下为已任”是从不排斥对那些所谓“蛮夷”人的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并不反对到楚国去，而由余则曾任职于犬戎，孙武则到了吴国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在秦统一了华夏文明区之后，以李斯为代表，人们基于对本文明区国家概念的消灭进而发展为对其他文明、及其他文明国家的漠视。知识分子的所谓“以天下为已任”也仅仅保留了这么一个概念而已，究其实质，已经变为“以华夏为己任”了。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沉沦日久，于是知识分子引以为骄傲的人文主义精神便一点点丧失殆尽，而屈原的狭隘民族主义反倒有了市场。恶劣的后果当然接踵而来，由政治上的垄断形成专制制度，文化上一元化的倾向愈来愈严

重导致华夏文明实质上落后于周边所谓“蛮夷”文明，更不要说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了。所以秦政权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颠覆，而其后当汉的皇帝经不住极权的诱惑去削藩时，他恐怕意识不到他给他的后代子孙们种下了极大的恶果，所以，汉便甚至不能象秦那样幸运地颠覆于本种族文明的内讧了。至于后来的鲜卑、辽、金、蒙古、满相继成为华夏文明的宗主，实在可以说是势在必然。而尤为可悲者，我们的知识分子二千年前仆后继、至死不悟，几十代人共同维持一种共同的、明显缺乏历史支撑的信念，即华夏文明才是最优秀的文明，即使他们再一次无奈地面对用炮舰武装的西方文明。

然而，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不仅仅于古代蒙古人的野战能力、不仅仅于现代西方人科学技术的角度，并从文明的意义上谦逊地承认我们之于我们周边的所谓“蛮夷”人、及现代西方社会于历史或现实意义上的不足呢？对此我很是怀疑。还记得不久前，那时我还在狱中服刑，曾与一位自称是中国民主党人的狱友交流。他在和我谈起中国的未来时，说出过这样一段话：“我相信，既然美国能出华盛顿，那么我们同样能？”象这样的话，我从很多人那里听说过，而且我自己也是曾经持这种观点的。然而我在认识到前述我所说的那些问题之后，从而认识到类似这位朋友的认识存在根本性缺陷，即未考虑两种文明的根本性差异。美国之所以能产生华盛顿，在于它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传承于欧洲，从而深具多元化特征。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它的文化还是欧洲式的。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自秦以后便是一元化的了，而且随着年代的累积，一元化的特征愈来愈强烈。即使有了后来英、法炮舰的入侵，这种一元化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不仅仅中国如此，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整个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均是如此。你不要看日本现在实行地也算是民主政治，但至今日本的政治从很大程度上

依然受到一元化主义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即使是日本目前的这种政治，如果不是由于其在二次大战中战败而受到作为战胜国的美、欧国家的重压，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比如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寻找出日本相对于美国在文化上的不足，司法的独立性差是一个；政党政治中无法形成真正强有力的反对派又是一个；在美国，象加州州长这样重量级的许多政治角色居然可以由第一代移民来担任，日本文化有这样的包容能力吗？所以，美国出了一个华盛顿，不是一个偶然；“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偶然。

所以，有时我倒是认为，中共其实不应该对他五十余年的专制政治承担全部责任。从广处说，我认为此一时代所有中国人对这一局面的存在都负有责任；从纵处说，华夏文明自秦以来二千二百年的一元化文化应为此承担责任。而从更具操作性的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的沉沦乃至堕落应对此承担责任。因为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都是一个发挥主导作用的群体。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它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正是它的真正创造者。事实上我们正可以说，中国一元化文化的形成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鼓吹和运作——从李斯的“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例外。那么，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华夏文明向传统的、多元化的转变的责任，也应该由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来承担。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写于河北泊头家中（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