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的专制仁政

张耀杰

一、自作多情的精英联盟

　　按照康晓光的说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然而康晓光给这个“精英联盟”所作的“道德判断”，倒也颇为精彩：

　　“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

　　可是，为什么康晓光之流还要支持这个政权呢？且看他的如下论说：

　　“知识精英与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两者冲突不断，９０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１９９２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共产党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黑社会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笔者也是“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就住在首都北京，三口之家住着一居室的小房子，２２年工龄比不上单位一个小司机的住房条件，从来不知道“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和“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改善”是从何说起的？更不知道康晓光何时何地奉天承运，拥有了包办代表所有“知识分子”得出“转向保守、接受现实”之类的结论的资格和权力？笔者不久前到过美国，见到不少从体制内出走的上层中国人，他们很在乎自己在美国享受到的劳保，比不上没有出走的昔日同事。笔者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大学扩招后的中国大学生，除了少数成了白领之外，大部分连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都不容易，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劳保福利根本与他们无缘。中国政府当局仅有的一点财力，还不够贪官污吏争先恐后往国外转移，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收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这番话再对康晓光重复一遍，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康晓光所说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恰恰是他自己刚刚斥责过的“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之一种，或者说是不知道自由民主为何物的野蛮话语。郑义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告诉笔者：美国民间的两亿多条枪，既是美国民主的最后保障也是全人类的最后保障。因为它能够确保美国政府不至于走向强权专制，同时也确保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全人类的自由民主的保护者。在宪政民主的现代社会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每一位公民手中的选票和每一位公民的自由意志。康晓光以精英代言人甚至于道德审判者的身份虚构出的所谓“精英联盟”，不过是他不自量力的自作多情。

二、对自由民主的恶意诋毁

　　通过所谓的“道德判断”，康晓光颇为大胆地宣告了中共当局的缺乏合法性。然而，他又“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来为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最高权力提供另一种合法性，其中的要义，是反对“个人主义”。这使笔者联想到了鲁迅写在《两地书》中的绝妙佳句：“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纪，……”“这里的仆役，似乎都和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能教员吃苦。即如这厨子，……他那时的主张是：我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能叫他做事的么？”

　　国学院的厨子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国学院服务的，人——国学院的教员乃至学生——才是主体和本位。同样的道理，天下、社会、国家、民族之类的存在永远不是人的本位，而只是若干个人的聚集与延伸，它们是因人而存在并且是为人而存在的。只有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才拥有超越于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之上的主体性的精神生命力和精神创造力，没有了一个个主体性的个人，天下、社会、国家、民族都无从说起。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说得更透底一些，假如有人把康晓光家的房产和存款共产充公，让他和北京街头成千上万的上访公民及忍辱负重的外来民工一样去打工谋生，他肯定没有心思讲什么“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有趣的是，单单供康晓光发表那些文章的《战略与管理》被并不仁政的政府当局封杀掉，他就发出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的浩叹。像笔者所阐述的这些不证自明的普世性常识，只有在像中国传统儒教中，才会被专制强权者恶意颠倒过来，进而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把无生命无主体的“天下”、“社会”、“国家”、“民族”之类的字眼绝对神圣化和绝对天理化，以达到化天下人之私为一家一姓一党一派之私的险恶目的。康晓光的儒化仁政所指向的正是这种路子。

三、妖言惑众的专制仁政

　　在谈到自己所谓的“仁政蓝图”时，康晓光表白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

　　在正面表白之余，康晓光基于人为假设的道德制高点，开始对当下的中国人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抹黑压倒：“今天的大学生，你说他数典忘祖，他毫无愧色，但是你要说他英文发音不准，他会觉得没脸见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黄皮肤、黑头发，也不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华文化。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其实不用拎别人，单单把康晓光拎出来问一问什么是儒学？他也从来没有说出个皮毛来。

　　一个普通人即使购买一间房产或一件电器，都需要与销售方签订一个合同或者领取一张发票，偌大一个国家当然要有保障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程序。秦晖在《自由主义无需论证》中说过：“自由主义的‘性恶论’（确切地说是人性局限论）当然不是反对行善、利他，也不是怀疑人有善心或利他之心，说穿了它只不过是基于一个谁都明白的常识——用并不信仰自由主义的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既然连成天把高调理想挂在嘴边的毛泽东都清楚人一辈子不为恶是最难最难的，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低调假设着眼，而不能把制度安排建立在圣人永善这‘最难最难’实现的高调假设上。所谓‘先小人后君子’（这也是绝无‘西化’色彩的中华名言）就是这个意思。再高尚的人，他的权力也要受制约，再平庸的人，他的权利也要有保障；政治上的宪政法治，经济上的‘自利人’假设等等，都是由此出发的。”新锐学者昝爱宗也在《宪政其实就是保证宪法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中指出：“立宪既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又要对政府深怀戒心。国家权力通过分配与分立、相互制约的方式存在，……美国开国元勋、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杰弗逊认为，宪政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听‘要相信人’之类的话，而要使人、每一个人受法的约束，并不致为害。”

　　行文至此，在“关天茶舍”网站看到署名“康师傅５５５”的网友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８日提交的《致康晓光、闲言先生们》，恰好为笔者论证康晓光妖言惑众的专制仁政提供了一段精彩话语，抄录在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其实，所谓的‘仁政’，从其本质上说是专制统治，只不过是让统治者稍微温和一点，不要把被统治者逼上绝路罢了。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个二元结构，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治课本中的国家定义）而已，其它诸如法律等亦然。所以才有‘依法治国’这样的说法。然而这样的结构是不可能稳定的，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诸如意识形态的手段、愚民政策、吸纳精英的吸星大法等，人的无限的欲望最终将导致这种结构的崩溃。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治乱循环。”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