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中陶希圣

范泓

　　关于陶希圣这个人，长期以来，在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中，是一个贬多褒少的人物。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陈谦平教授曾在《历史教学》１９９９年第二期上撰文臧否其人，题目就是《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陶希圣》；在《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９９年第四期上也有一篇许恺景先生的文章，将陶希圣目为“名噪一时的反动政客”。我无意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什么评价，对于一个隐微复杂、与一个时代潮起潮落的文人来说，设若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审视，尽管采用相同的文献史料，却也可能出现对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言论两极。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人物就是人物，作为旁观者或研究者来说，总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爬罗剔抉、排沙简金，乃至史海勾沉、感悟梦痕，重返历史现场或还原人物真貌……于是沿着这个思路穿越曲折的时间隧道，我看到了一个周旋于汪静卫与蒋介石之间的陶希圣，看到了一个引发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看到了一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置身于《独立评论》中慨然发声的陶希圣，也看到了一个在“汪伪密约”中如坐针毡、诚惶诚恐、困惑不堪的陶希圣。

　　《独立评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群身处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在“国难临头”的悲愤情绪中创办的一份政论刊物，清华历史学家蒋廷黻曾引用老友丁文江的“经验谈”，称“《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出自胡适之手，当时他们“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精神”。因此，北京城里或清华园的一些经常在胡适家中或欧美同学会里聚会的学者、教授，自然就成了《独立评论》社成立时最初的社员，有十一人之多。

　　陶希圣当时是母校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与这些人惺惺相惜，但却不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独立评论》创办不久，《时代公论》上有一篇杨公达主张独裁的文章，胡适大不以为然，本想做一篇文字来讨论杨公达的这一政治主张，却突然收到了陶希圣的一篇《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胡适说“我的文字可以暂时不做了”。陶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二十号（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他之所以认为杨公达的独裁主张是一个错误的意见，乃因“中国的得救，只有一条路，这便是集中国民的权力以自救”，他说：“如果真有一派能够救国，真能够解放中国的大众，我是赞成一派专政的。”所以，“开放政权于国民，并没有危险。把国民排斥在政权之外，却有危险。如果我替国民党最有力的一派打算，我决不上一派专政的万言书。我要劝他把政权向国民开放，我要劝他不要以天下人为仇敌”。在当时有关国家政制建设的发言中，陶希圣的立场与胡适基本一致，他不仅认为政权必须开放，也支持胡适“无为政治”的主张。尽管当时陶希圣也承认“无为政治”并不能彻底根治农村的破产这一事实，但推行“有为政治”却会更加导致官兵加多、贪污加重，从而加速、扩大农村的破产。在《独立评论》九十一号（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１日）《无为还是有为》一文中，陶希圣明确表示“在这样的意思上，我赞成胡先生的无为政治的主张”。胡适提出“无为的政治”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当时在讨论农村救济问题时，他写过一篇《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四十九号），自认为是“贡献给政府的一个原则”，胡适这样说：“此时所需要的是一种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古代人提倡无为，并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非为，要睁开眼睛来看看时势，看看客观的物质条件是不是可以有为。”胡适虽然说得颇为抽象，但他相信这几年来国民政府的建设事业绝大部分正如吴稚晖所说的那样——“凿孔栽须”，而此间在乡村那些让农民深感沉重不堪的田赋附加税都是由于“新政”所造成的，胡适“希望大家明白无为的政治是大乱之后回复人民生活力的最好办法”。陶希圣是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素有深入研究，未出两年他创办《食货》半月刊，就是设想要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中另辟蹊径，“矫正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流弊”。胡适的“无为政治”遭到包括蒋廷黻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反对，陶希圣、区少干等人此时坚决站在胡适这一边。从陶希圣晚年《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１９６４年出版）一书中可以知道，他在北大任教的六年中，与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周炳琳等人过往甚密，经常在北大文学院院长室讨论一些所感兴趣的问题。

　　不过，陶希圣对民主政治的认同较之胡适仍相对迟缓。他的民主政治主张蕴含着一定的现实功利的成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开放政权固然重要，但“我并不是说把天下人做奴隶是绝对的不该，我是说这是不利于主人的”。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运思民主政治问题，其局限性就一下子显露出来了。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当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激辩时，陶希圣没有掩饰个人的看法，却又小心翼翼地在蒋廷黻、丁文江与胡适之间作左右袒护，采取一种折衷的立场。这一现象不独出现在陶希圣身上，当时的吴景超、陈之迈、张佛泉等人亦莫不如此，这反映出这场论战所引发的激烈观点，对于每一位参与者来说，既有着公开较量的思辨，又有着暗中茫然的困惑。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０日，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一百三十六号刊发《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一文，他认为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的争论似无必要，因为“这样的争论，在理论上固弄不清，在事实上也没有实益。”这里陶希圣所说的“事实上”，指的是此时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这一现实，已然无法改变，而“胡适之先生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的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陶希圣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正在广西、香港等地南游。一个多月归来后，胡适针对陶文在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７日《大公报》上发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声明自己所主张的“议会”是很有伸缩余地的：“从民元的临时参议院，到将来普选产生的国会，凡是代表全国的各个区域，象征一个统一国家，做全国的各个部分与中央政府的合法维系，而有权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转移政权的，都不违反我想象中的议会。”至于“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胡适明白无误地说，我们现在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十四条和二十二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由此可见，胡适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执从宽解释，陶希圣执从严解释，表明两人在对待民主政治的理解上仍存有一定的分歧。陶希圣一再强调“政府现实大权是在一人，还是多人，也只有事实来决定”。胡适则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议会制度”本来就是民主政治中的应有之义，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可行的，并非是以“事实来决定”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痛苦的时代。这种痛苦来自于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一种幻灭感，于是选择何种政制模式藉以救国就成了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遭人诟病，经济上虽有成就，在政治上却不幸演变成“一党专政”而让人无不忧心忡忡，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政治诉求。因此，这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对待国家问题时的思考及他们的价值观。这一期间，陶希圣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始形成自己“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的论说。在《独立评论》出版的五年当中，陶希圣先后发表文章二十二篇，在其主要作者中排名第十一位。陶的这些文章一半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法问题的，另一半主要涉及中日问题的讨论。针对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中的民主思想，台湾学者陈仪深先生认为：“尽管陶希圣与胡适的见解互有出入，但是把这时期的陶希圣称作‘民主论者’还是恰当的，其理由是他在《独立评论》最后几期所写的文章可以看得更清楚”。

　　１９３７年５月，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二百三十五期上发表《民主政治的一解》一文，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较之当初已有了更深的体认，他认为此时中国的“统一”并不等于专制，“民治”也不必割据，因此主张“地方割据必须打破，民主政治必须实行”。与此同时，陶希圣又写了三篇有关“开放党禁”的文章。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议案中，并没有决定是否开放党禁这一问题。陶希圣敢于面对这一敏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原则“是党就可以合法，是党就可以当选”，深得胡适的赞许。胡适在《独立评论》二百三十七号“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我们现在发表陶希圣先生的《论开放党禁》一篇文字中，其中讨论的就是周君的主张一部分，这是周君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政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从这一篇后记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共领导人以及陶希圣适时提出“开放党禁”这一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若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中共领导人提出“开放党禁”的政治诉求与陶希圣的这一政治见解在本质上似无多大区别，要求“开放党禁”的实际内涵在当时应当理解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走民主政治中的议会道路。只是陶希圣提出“开放党禁”的背景和理由与中共领导人有所不同，他希望“在野党最有力者的放弃武装暴动，在对外抗争、对内民主的前提之下，他们不再与国民党作武装的争斗”，这显然又是坚定的中共领导人断然不能接受的。正是在这种忧虑之下，陶希圣在《再谈党禁问题》（《独立评论》二百三十九号）一文中说：“国民大会选举和召集时，是不是许别党竞选，即令不许他们竞选，如果让他们正式派遣代表，就是开放党禁了”，甚至认为“此后的国家组织将要变一个样子。各党相处的态度也要变一个样子。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全在于大家的争执与互让到什么程度”。陶希圣的这一政治主张，实与当时国民党推行训政而遭至抵制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危机随时在扩大有关，但客观上，由于陶希圣从未直接受到过英美宪政熏陶的这一基本事实，他对民主政治中的议会政治仍缺少一种坚定的信念，尽管他此时提出要求“开放党禁”，却又以为未来的中国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几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在《不党者的力量》（《独立评论》二百四十二号）一文中这样说：“中国的政治，最可能的趋势，是国民党执政，不过容许一两个党支持这个政权的他党合法活动。为什么呢？对外的形势，不许政府因更迭而起动摇。国内的形势，国民党又是最大的力量。这两层就足够我们这样的推测。”或许陶希圣并没有说错，此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即便到了四十年代末，所谓“行宪”亦不过是迫于现实政治而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与真正的“开放党禁”还是两回事。

　　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后期提出“开放党禁”，较为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在当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政治时的一番思考，同时也传达了他本人在大战前的一种不安心情。这一时期的陶希圣在政治上与胡适较为接近，尽管分歧不少，在认知上也有偏差，但他在办《食货》的同时，对《独立评论》同样倾注了自己的关注。《独立评论》从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２日创刊，至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出完最后一期，在这五年多时间里，基本如陈之迈先生所说从未受到过“中央”的干涉，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地方”干涉却时有发生，这也是事实。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风波，是《独立评论》二百二十九号刊发了张奚若的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竟触怒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下令北京市警察局长陈希文，派警员驻入独立评论社，杂志被迫停刊。这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太平洋会议，等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陶希圣赶到米量库去看望他。在谈话间，陶问道：“胡先生你不愿复刊么？”胡适说：“当然是复刊的好。”陶希圣遂提出此事交由他来办理好了。当天下午五点，陶希圣亲赴绒线胡同拜访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仲芝（哲熙）先生，直言今天就是“为独立评论的事来的”。邓先生答应出面帮忙，同时让胡适写一封信给宋哲元，说明“出国之后，彼此少联络，致生误会……”第二天，胡适知道后十分高兴，问陶希圣：“信里要不要说一句道歉的话”，陶说：“不必”。在陶希圣的周旋之下，《独立评论》终于得以复刊。陶希圣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一方面似与胡适的友情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独立评论》一种认同与支持。他后来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说：“有人误解我是胡适之派。其实，我和他在治学方法与讲学精神上，大不相同。北京大学这时包容着各种学派和学说，而章太炎先生学派有些教授是向左翼靠扰了。在国难中间，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突然爆发，在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中，陶希圣结束了在北大的六年教书生涯。几天之后，他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参加了在庐山的牯岭茶话会。就是在这个会上，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发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中共工农红军随即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八年的序幕。这一年八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九月，被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从此，陶希圣弃学从政，误搞政治，踏上了一条坎坷险恶、荆棘丛生的人生不归路，并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一年他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