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之战，的确可耻

——重读王芸生《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一秒

　　１９４６年的春天，当中国上空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硝烟还未散尽时，一股内战相互屠杀的血腥味又滚滚袭来，尤其在东北，一场空前规模屠杀在即……。东北的阴云，正在扩展，几乎要遮挡了中国的晴空。

　　中国的东北，向来是各色帝国觊觎的地方；也是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关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引他注目的地方，他说“现今的中国，是遭逢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严重国难并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获得了最后胜利的国家。中国与日本战，赌国运，拼存亡，为了什么？是为了日寇占领了我们的东北，是为了我们保全东北。”（见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８日大公报社评《东北的阴云》）他继续说：“既与日本作战，我们就朝朝暮暮，年年月月，期求盟友共同作战，中国对日作战四年之后，获得美英诸国为盟友；中国对日作战八年之后，获得苏联为盟友。”（同上）而这位最后获得的盟友，却是一位贪得无厌的盟友。正如王芸生所言：“苏联今日参战，日本明日投降，苏联大军源源进入东北”。为了得到这位盟友，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诸如外蒙古独立、长春路共营、旅顺港共用，大连辟自由港。但苏军却延迟不撤。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进入我东北的苏联军队应于日本战败后的三个月里撤退。早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撤出东北，但以后因事势延宕，曾两度展期，但仍不肯撤军。此事，曾几度让在大公报编辑部的王芸生跺脚叫上当，他担心：“赶走了个小鼻子，如今又来了个老毛子。”

　　但苏军延迟不撤，中国政府不能顺利接收，是何原故？其实苏联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苏军延迟不撤有三个原因：第一，所谓“战利品”，东北大批的机器，有待继续搬；第二用来搜括东北人民的民脂民膏的军用票，据知苏军总司令部最近又印制了一大批，正在抢购黄金等物，还没有用完；更主要的是第三，中共部队源源开进东北，但还没有站稳脚跟。

　　苏共及其领袖斯大林已经相中了同样姓“共”的中共小兄弟，一旦掌握中国的政权，肯定苏联会很快就得到一个硕大的卫星国。据中共发言人说，东北的民间武装，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又说：“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因此要求政府承认这些武装，承认地方自治政权，且要限制国军开入东北的数量。

　　另一方面，苏联军方完全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视为废纸，使得国民政府从事接收东北工作遭遇了种种困难。最初国军想循海路大连登陆，苏方不准。其次已经苏方允许在营口登陆，及船到营口，八路军先已在陆上布防，以至被阻。再次，国军可在葫芦岛登陆了，而八路军则在山海关阻拦，国军出山海关，实际上是打出去的。最后经苏方交涉，国军可以空运到长春、沈阳两地了，而数量有限制，飞机性能有限制；且除长沈两地外，只准由保安队警察维持治安。苏联大力支持中共及其部队，另一方面不断刁难国民政府。难怪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６日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由于苏军的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的势力，已经在东北肃清了敌伪，逐渐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民主政府。”这个“由于苏军的协助”，不如改换成“在苏军坦克加大炮的庇护下”，这些所谓的“民主政府”，实际上就是共军的武装割据地。同时，苏军只同意了国民政府接收少数几个城市，如长春、哈尔滨等地。在苏军的限制下，其实国民政府只接收了几个衙门，治安且有问题，推行政令无从谈起。

　　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宣布要撤军了。长春自然成为争夺的焦点，四月十五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以醒目的标题报导了此事，其标题为“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进攻接踵而来”。还用加了花边的付题如下“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王芸生刚从重庆飞往上海复职。在各方面都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首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惊动中外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首先说：“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打起来了。”“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初报苏军于１４日午前撤离长春，嗣报长春防守司令就职，紧接着就报告共军三万众分路进攻长春。”

　　悲愤的心情，溢于言表，王芸生说：“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长春是什么地方？王芸生说：“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强割我领土傀儡‘满洲国’的都城，是苏军参战后进入我东北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所在地。这地方，曾为日寇窃据十四年，曾被苏军统治了二百多天，现在抗战胜利了，日阀崩溃，伪满硝烟，中国的东北，应该回中国，苏军也根据中苏盟好条约纷纷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王芸生又一次长叹道：“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灾难愈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斫斫杀杀，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王呼吁：“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在社评里，王芸生还指出有些所谓的军事冲突，实已到了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不出所料，就在重庆《大公报》四月十七日转载《可耻的长春之战》后，第二日，四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气急败坏，而非正常人所能说得出口的谩骂式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社论首先说：“国民党反动派，今年一月以来，攻营口、攻建昌、攻阜新、攻盘山、攻辽中、攻台安、攻抚顺、攻辽阳、攻铁岭、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桥、攻开原、攻法库、攻昌图、攻本溪湖、攻盖平、攻四平街，攻了那么多地方，破坏了一月十三日与三月二十七日两次停战协议，却一直没有听见大公报对这些罪行说过一句‘可耻’，到现在‘长春之战’，大公报忽然说这一战是‘可耻’的了。对于大公报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那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新华日报》给大公报社论作者加的第一个“可耻”帽子，却无意暴露了他们的“尾巴”。社论中所列举的东北的十八个城镇，都是在苏联的坦克和大炮庇护下所建立的所谓“民主政权”，实为苏记“武装割据”。这个问题，王芸生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已经作了答复。“东北是国家的，东北应该由国家在抗战胜利中收回，以恢复国家的完整。这一点，苏联盟邦受盟约拘束，法理与事实，苏军俱必须把东北交由国民政府接收，共产党何以必要争夺？若说民主，则必不可割裂国家；再说民主也必不可以军队争夺，以军队争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以民主为幌子的苏记“武装割据”，要让大公报去承认，是很困难的。毛泽东不是讥讽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子吗？又何必还要大公报去祝贺他获得许许多多“苏记”武装“桃子”呢？难道非要大公报承认这些“苏记桃子”，才不“可耻”吗？

　　最使《新华日报》感到窝心的，也是它谩骂大公报最无耻的一段，就是“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这段。新华日报说：“好的，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大公报为要污蔑东北人民的民主联军，不惜写出这种话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大约在文革后期，部队里也展开“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王芸生的小儿，就亲耳听到当年四野干部战士上台控诉“林彪反革命滔天罪行”时，控诉林彪攻打长春时就曾采用这种战术。

　　下面引用一段张正隆先生著《雪白血红》的一段：“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有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么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当年参加围城的老人说，在外面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还不觉得怎么的，从死人堆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人好象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惊讶’。可进城一看那样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见《雪白血红》第五百三十页）

　　口口声声要“解放长春人民”，要使“天下的穷人翻身得解放”，长春一战，最保守的估计，死去的无辜百姓也有三十三万之众。张志隆说：“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也使长春成为白骨之城。

　　为了革命的根本，政权早日到手，不惜用枪杆子夺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世界内战史上，长春之战写下了可耻的一页。

　　王芸生在另一篇社评《我们反对武力解决》（见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社评）中正告：“警告嗜战者：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聪明，要知道的你们才是糊涂透顶。你们不要以为武力可靠，贼夫人之子，又岂能得好报？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徒，都是超一流的嗜战者，武力也比你们强大得多。叱咤一声，风雪震色；魔手一挥，天下大乱。但是，结果如何？杀人盈野，血染世界，结果他们都破国亡家，个人也都焚身碎骨，或是待决之囚。”王在临终前说：“打倒了四人帮，这极大的憾动了极权专制的统治。”

　　《新华日报》社论作者，在社论中仍不忘替其主子极力辩护，不惜用世上最污秽的语言泼向王芸生。《新华日报》社论最后说：“大公报为什么忽然登出这样的社论来？大家记得，当二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公’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暴无耻的特务暴行之先锋”。在这里，新华日报社论作者所指的反动游行，是指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公布，张莘夫事件，以及苏联军队把东北机器作为战利品往苏联搬，陪都重庆大中学生举行了万人大游行，对苏联的霸权行为表示抗议。然而，当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口《新华日报》营业部之后，一伙暴徒趁乱砸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四人，同时还砸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馆。当晚，周恩来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还提出了“三个分开”。

　　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热情与理智》。社评说，近来学生“爱国热情陡然昂扬，这绝对是好现象，但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就是热情与理智平衡，不可以兴奋的热情遮盖了应有的理智”。

　　然而完全失去理智的是《新华日报》社论作者，竟然破口大骂：“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舐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

　　这位社论作者是谁呢？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份，大陆新出版月刊《新闻春秋》。这位社论作者还对采访记者说：“那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大公报组织反苏游行，烧《新华日报》。想搞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来得及反对，这次又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被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这位作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

　　该是给长春之战下结论的时候了。在下结论前，请大家再回首看看那座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的长春——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号居民委员会李素娥老人说：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街头卖大米，身后咕咚一声，一个老头就栽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六十七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老人说：

　　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有人帮忙了。都死光，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有人拖人了，炕上、地上、门口、路边都是白花花骨头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疼。……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象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我出哨卡前，看见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梯，当时任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有条大腿。……

　　（摘自《雪白血红》，张志隆著，第５１７页至第５２４页）

　　浩瀚的苍穹，天国的一角，我们似乎听到了死去的三十三万长春无辜平民的悲愤呼喊：“可耻的长春之战！”千百万次重复的谎言，“长春人民翻身得解放！”已经成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谎言”。

　　由苏联一手导演长春之战，乃至全东北全面大内战，确实可耻。几十年来，对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批判和凌辱，也无法改变这血写的事实。

　　王芸生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三年解放战争，应改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