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缘起：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７０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７０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 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 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６个大队，每个大队辖４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５０００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 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 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 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７０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 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 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 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４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 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 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 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１９６０年８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ＸＸ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象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４个矿井，半山腰是３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１井和４井，２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２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１０００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公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车５００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１１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背２５０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软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 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５００到７００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 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１１４３？”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诺：“小人１９５８！”
这个１９５８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众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１９５８回到号子，又一反众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手，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１９５８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应答：“１９５８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１９５８突然活跃起来。向ＸＸ干事立正报告：“１９５８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 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１９５８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４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毛，很吃香。
１９５８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一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１９５８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２０斤打不住，却只算８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１９５８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１９５８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锇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１９５８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１９５８外出了１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１９５８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１９５８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 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１９５８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去。
老 威：您的眼睛……
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毛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 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３０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 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冲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１２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１４小时——也就是今晚７点钟入洞，明早９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ＸＸ吨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象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会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象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耸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８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象积木一般塌了，人与炭搅一块，从搂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劂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３０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３０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３０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５０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 威：没得矽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 威：您是怎么渡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７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涝涝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１９５８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象一张扑克牌，不，象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某某某！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卵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某某某。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了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毬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某某某。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 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齑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 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 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１９５８。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１９５８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 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１９５８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１９５８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１９５８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１０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 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２０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１９５８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１９５８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１９５８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１９５８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１９５８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ＸＸ元。１９５８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１９５８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１９５８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为ＸＸ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 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１９５８，梦见被１９５８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 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被扣口粮，只能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医生ＸＸ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ＸＸ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犯人ＸＸＸ，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全身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１９５８已东窗事发了。
老 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特殊农场。待遇极好。每人每月３６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３０００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１９６８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 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５００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象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ＸＸ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１０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宝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５０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两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柱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２００多公尺的深渊。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一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还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地滚下去了。那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宝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象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象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屎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 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干事与她同属一派。“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溲，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籁籁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
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 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一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一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了，只见那大颗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一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一年多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２９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铐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躺地上装死狗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１９７３年７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４年。此时，母亲已去世，前妻早离婚，我靠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５５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１９７９年２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稍后，双目全部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