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香港出了一本书，叫“重审林彪罪案”，主编丁凯文在媒体上露面时顶着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国政系硕士毕业。然而，北大历史系、国政系并不曾有过“丁凯文”这样一个学生；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北大这个文革的重灾区会冒出个要为文革的“副统帅”林彪翻案的人？其实，丁凯文本名丁克迅，的确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就读于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丁克迅隐去本名为林彪翻案，自有他的原因。他的父亲丁则勤也曾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后来转到了国政系；８０年代末清华大学成立历史系时他又离开北大去了清华。个中原因，就是他在历史系、在北大无法呆下去，因为他在文革中表演过于充分，并创下了历史系教师打人的记录。

　　丁则勤不但在文革中是打人凶手，还与林彪家有一段不同一般的关系。他是林彪之妻叶群的远房舅舅。本来当初叶群是背叛家庭投奔延安的，直到５０年代初才“回”丁家作了一次客，后来也再无往来。１９７１年“９１３”林彪出逃之后，丁在一次全系大会上突然发言，说“我有罪，我要交代”。然后一边抖出这段亲戚关系，一边哭得泪人一般，弄得工、军宣队不知所措。他的同事也很不以为然，事后有人还说，就凭丁在文革中的表现，加上林彪、叶群的关系，够让他“请君入翁”的。

　　那么，丁则勤在文革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他是那时北大历史系教师中唯一一个对同事大打出手的人，而文革中全国教师动手打人的例子是很少的。为了保全自己，标榜“革命”，丁在历史系批斗会上不但公开动手打人，而且打过本系九名教师、干部，这占了全系教工人数的大约２０％。他打人不是做做表面文章，而是真正拳脚相加。他人高力大，被打者往往被打得跌倒在地，站不起来。作为教师，他的研究方向偏重中日关系，文革前他曾多次向名教授周一良请教，文革中周倒了霉，他就动手打周。被他打过的其他人还包括：他自己的老师荣天琳，他同教研室的郝斌（当时已因被江青点名而成了“反革命”），研究日本史的夏应元，已被北大造反派首脑聂元梓打成“中统特务”、关入“牛棚”并打得半死的吕遵谔，研究中国史的高望之，已靠边站的系干部许师谦等。这些人平时都跟他业务上交往较多。他深知对这样的“落水狗”不仅打了白打，还可以邀功请赏，表明界线彻底划清了。

　　丁则勤除了打人，还是系里唯一一个在文革中北大两派（“新北大”和“井冈山”）之间跳来跳去的人。他每次“投城”，都是看准哪方得势便去投靠。他还不惜使用诬陷手段，打击落水失势的人。比如他在文革初期突然在系门口贴出大字报，攻击周一良４０年代写的一篇考据性文章《乞活考》是投降（日本）主义。这种后来才司空见惯的无限上纲手段，在当时不仅对周一良是当头一闷棍，也令其他人“眼界大开”。类似的行径还包括他在批斗会上检举郝斌“反动”，结果揭出来的“罪状”只是郝在讲义旁窄小的空当上做笔记时写了“毛说”，而不是“毛主席说”。

　　丁凯文反复强调，林彪是被动地被毛泽东拉上文革列车的。照此逻辑，他父亲丁则勤更不过是文革的被动参加者。如果连林彪这样的“副统帅”都无辜，只有毛泽东一个文革的发动者有罪，那么没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象上至林彪下至丁则勤这样助纣为虐的佞臣和跳梁小丑，文革能成气候吗？难道能说他们没罪吗？文革的确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但那个疯狂年代也是试金石。文革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为保全自己而去做丁则勤那样的缺德事。正因为如此，作恶的人和他们的恶行只应该被唾弃而不应该被遗忘；同时，为恶人执言者也不应该被原谅。丁凯文以治史为名，为他的远房表姐夫翻案，动机真的那么纯洁吗？如果“被动”参加可以成为恶行的借口，他表姐夫和他父亲之类不就都清白了吗？除此之外，“重审林彪罪案”一书被媒体奉为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书中文章的作者之一金秋，作为吴法宪的女儿，对与她父亲相关的那段历史的评判能是客观的吗？众所周知，治史而无翔实史料为依据向来为史家所忌。丁书基本根据推论，这样的书，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