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收到国内朋友寄来的一组文章，是关于四川监狱中的民运人士的。出国后接触到一些新的人权资讯一直使我震撼不安，难怪我的朋友王友才先生开玩笑说我对民运情况其实很“无知”。这组文章的作者张明也说：四川民主党领袖人物的名字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国际社会也从不关注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无名，“中共当局在打击、镇压时更加心狠手辣。”

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０日历经近１０年的牢狱生涯的张明说，中国民主党四川省分部的领导人在１９９８年以后都被判处１０年以上的重刑，他们的名字是：刘贤斌、胡明君、佘万宝、王森、严鲁国等。刘贤斌１９８９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因参与１９８９年的学生运动被关押了１年多。出狱后与遂宁中学教师陈明先女士结婚，生有一女。１９９９年，当局以“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了刘贤斌，后把他判处１３年徒刑。佘万宝原是四川省绵阳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因参与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失去了公职。１９９９年，当局以“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了佘万宝，后被判处１２年徒刑。佘万宝入狱后妻子与他离了婚，女儿也判给了妻子。佘万宝的身体状况很糟。胡明君原籍四川攀枝花，商人，入狱前与妻子离婚。２００１年６月，当局以“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胡明君，他判处１２年徒刑。王森是中国民主党达州支部的负责人，２０００年因组织工人运动，与胡明君同时被捕，后以“阴谋颠覆国家”罪被判处１０年徒刑。严鲁国，达州市民营企业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民运，２０００年，当局以经济犯罪的名义将其逮捕，并没收了他的酒店。……张明最后呼吁国际舆论“关怀所有这些用人身自由书写历史的小人物”。

四川是我喜爱旅游的地区之一，１９９９年我被当局密切注意以前，几乎每年都会到那里去游览奇山异水，甚至还要“吟歌作赋”。那些快活的日子，正是刘贤斌等人在黑狱中、在奇山异水和吟歌作赋不远的地方煎熬的日子。最近一些法轮功的朋友善意地问我：当民运人士和家庭教会的信徒被中国迫害的时候，你们也抗议吗？每当这些问题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最近已经不再习惯于用一些边缘性的事实为“民运”和“信仰”辩护——因为从“民运”的角度来说，“批评使人进步”；而对于信仰来说，批评是一种提醒，因而是最大的祝福。对我个人来说，所有同类的质询首先不应该使我愤怒，而应该使我羞愧——因为总的来说，这些指责是对的。我们现在面对两种选择：第一，用更多的错误掩饰第一个错误，这方面近些年来繁殖了浩如烟海的文化胡说、学术诡辩和信仰逃避。

第二、面对第一个错误以避免更多的错误。这种努力已经并将继续导致“敌人”和“敌人的敌人”的双重怨恨。应该感谢张明，他把四川盆地“端”到了网络平台上，让人们无法逃避，让人们必须以“自由”的名义在大墙内外做出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术、信仰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那种老生常谈。任何把上述三个问题对立起来的努力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在道德上是不诚实的。比如，不能用学术来贬低政治关怀，更不能用学术自由主义来使行动自由主义边缘化。反过来当然也对，但这种状况至少目前还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另一方面，不能把信仰和政治二元化，以“政教分离”的“政治常识”来否定信徒的政治责任是荒谬的。当然，政治不能取代学术，更不能高于信仰。在这一前提下，每个人都是政治动物，因此必须也必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唯一的区别是“政治的政治”和“反政治的政治”。而在当前的状况之下，主张自由的学术自由主义和主张爱人如己的信仰者，否定政治和排斥政治就是不诚实的，我们从中看见的恰恰是以灵魂恐惧为真实内容的反政治狂热。当然，中共统治造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假道理，它通过宣传和身体力行已经把政治妖魔化，以至一些民间力量竟然想当然地接受了“不搞政治”为自己的当然正义。更有趣的是，一些因“涉嫌搞政治”而被迫害的团体因此千万百计地通过辩解自己“绝不搞政治”而企图洗刷清白，而其他一些人则通过同样的装饰来显示自己在道德上的清高和超脱。人们必须明白，第一，“搞政治”是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二，承认这一基本人权不等于承认政治是高于真理的第一价值。第三、强调自己放弃和反对搞政治恰恰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是对“党文化”逻辑的彻底臣服。对于四川民主党人来说，结社是自由主义政治的基本实践，而不是什么敏感行动或政治冒险主义（“敏感”是排列在“政治”之后制造的第二个假问题）。民间的评价标准恰恰应该超越恐惧给予这种政治勇气以尊重，而不是在恐惧中加以贬低和边缘化。因此，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中国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实践，同时理直气壮地“搞政治”——为“政治”平反再次成为当务之急。对于信徒来说，如果你是真正的信仰者，如果你真正相信“第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就更应该在此基础上践行第二条诫命，“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基督徒更应该“搞政治”，因为你的目的更与传统的政治无关，与权力无关，只关乎爱！

其次，我们要在张献忠屠川和共产党镇压之间做出一种文化兴奋点上的选择。显然，我不反对历史学。但一个自由主义者试图说明权力对川人的伤害，如果回避民主党案却一定要到《蜀碧》中去寻找证据，就必须意识到一种局限。明末的张献忠已经死去３６０年了，今天的张献忠却正在四川继续过去的杀人实验。一个孩子正在被屠杀，我们讲述３６０年前的一个孩子被屠杀，这种隐喻性的悲悯比隐喻性的歌颂（如《雍正王朝》、《环珠格格》和《汉武大帝》等）要令人赞赏得多。一个孩子正在被屠杀，我们讲述这个孩子的命运比讲述３６０年前的一个孩子被屠杀更令人赞赏——这本来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我们所有理论热情和历史探险的最后归宿。直截了当比“赋、比、兴”更符合学术理性和政治道德。政治压迫和恐惧在汉语世界逼成一个杂文局面和春秋笔法的写作传统，现在显然到了反省这种文化缺陷的时候了。不仅如此，历史叙事对学术训练的要求非常之高，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利用历史事件包装自由主义结论往往会因为材料的争议而众说纷纭。比如张献忠屠蜀，一方面有评论言之凿凿地称“这些基本史实在１９４９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另一方面，另外一些作者同样言之凿凿地宣称：“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四川新闻网）。有趣的是，张屠派称其反对者为了“农民战争正义”否定历史真相，而清屠派则指责对方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清冠张戴”。——两种观点事实上都是通过指责对方与官府一伙而支持自己的论点。本文并不想厘清上述学术分歧，而是旨在说明，四川盆地今天的人权灾难和政治黑暗，没有得到像“蜀碧”一样应有的关注，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耻辱，是一场新时代的“蜀碧”。而我们都是这场“蜀碧”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在四川代表这民间抗议的政治高度，而刘贤斌等人则代表着自由主义的精神底线。一个声称自己１９８９年不在场的自由主义者，却表明自己１６４４年在场，不如表明自己２００４年在场更为“自由”。刘贤斌等人现在呼唤这种“自由”，至少呼唤面对这种自由的谦卑精神——四川盆地与中国一样，由于迫害的直接性，我们不能对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我自己也做不到），但也许我们可以对“更高的道德炫耀”恢复一些较底的、但实际上更符合真相的评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去关注那些现代“蜀碧”的受害者。

最后、海外人权运动有必要检讨自己２０多年来人权工作。我也许需要补充一些废话，我对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海外民权运动人士的批评显然是建立在对他们的贡献的高度评价的基础上的，并以自我指责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请允许我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继续遵守“奥铿原理”。我的意见是，四川盆地政治灾难促使我们反思人权援救和舆论关注如何能覆盖那些被新闻遗忘的人士和事件。这一方面促使我们区别新闻关注和人权关注在专业上的不同，人权事业不应以热点为中心，而应以人为中心。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海外人权事业必须努力在“新华社”和“美国之音”之外构造新的舆论中心，或者营造自己的人权热点。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在人权文化上有所检讨，以便在合作和效率方面得到素质上的提升。

四川盆地传递出来的政治信息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出国之前，我关注那里发生的李思怡案件、魏星艳案件时，没有意识到四川政治的象征意义。资源紧张、政治压迫、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和现代自由的抵抗，交汇在那里。那里是辛亥革命共和政治的发源地。２００４年夏天我陪同一位老先生穿越巴山蜀水的时候，深刻感受到“四川文化”的确是民族精神的缩影。遗憾的是，这个在历史上的政治高地却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一个政治盆地，那里有火，但却冰一样在沉陷和结冻。刘贤斌、胡明君、佘万宝、王森、严鲁国等，这些现代“蜀碧”的挑战者和见证人，在争先恐后的公共事件中，已经陷入信息盆地。但是，他们与北京的胡石根等人在内，恰恰一同形成了我们时代的原初底线，并因为舆论对这一精神高度缺乏广泛关注和兴奋，更加成为时代精神高度的见证。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阅读着他们的事迹，这种感恩心情是向上的，这些人的存在代表了造物主对中国并未绝望的信息，并因此不至于使我们的心灵彻底冰凉。如果我们的时代不能把他们置于舆论中心，我祈祷未来的人们能在道德上超过我们，能记住在这个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在数不胜数的虚荣和喧嚣之后，还有他们这样一批人，可以引证为自由的辩护，为自由抵抗着来自各种方向的责难。我盼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更多人通过关注他们的案件捍卫颠覆的政治底线，并因此努力分享这些杰出人士所应给予的超验荣耀——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早日获得自由。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５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