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以奥斯维辛为象征的反犹大屠杀，今天仍然是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的源泉。

可是，在习惯遗忘的麻木中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已被不少人宣布为过时的话题。就文学作品而言，也有人说，文革题材已经写烂了。是的，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芙蓉镇》、《绿化树》、《晚霞消失的时候》、《大墙下的红玉兰》、《血色黄昏》等涉及文革的 “伤痕小说”，以及随后出现的描述红卫兵运动的小说， 如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等。然而，这类作品仅能折射文革浩劫之皮毛一斑。由于作者不敢突破毛泽东与文革关系的禁区，它们根本不可能深入文革内在的骨髓，更无法触及没穿衣服的皇帝及其专制政体的症结，甚至荒谬地给红卫兵运动廉价和矫情地披上理想主义外衣，赞美红卫兵对领袖毛泽东的忠诚，有美化文革之嫌。

就在文革题材尚未展开却被有些人认为已经写尽的时候，作者喻智官推出了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这部迟来的文革小说，以上海某公寓为背景展开故事，用生动的情节叙述小人物的命运，以滴水折射全中国文革狂澜的开阔视野，艺术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把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公寓“楼上”和“楼下”的对垒

小说以主人公吴国福的第一人称，娓娓讲述文革时发生在“福民公寓”周遭的故事。

为了全景式展现上海普通市民在文革中的生死沉浮，作者写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并把他们大部分集中在这座公寓中，以便于扣人心弦地表现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小说艺术匠心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利用福民公寓这座解放前属于法租界高级公寓的建筑特色，即楼上的豪宅和汽车间改成的底层普通民宅的对比，自然地摆开了文革中“楼上”“楼下”激烈的争斗战场，可是，到头来，无论是“楼上”的有产阶级还是“楼下”的底层居民，都难免受到现代皇权的人权迫害。

在楼上居民中，有大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有曾留学日本的研究所图书馆员严易真；有解放前以卖笑为生的舞女；有留学英国的天主教徒楼思礼医生……，因此，用北京来上海点火的红卫兵的话来说，“福民里委住着不少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是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但是，革命队伍无孔不入，除了楼下的工人南老爷和姚大桶，区委普通办事员吴东旭等人物之外，早在解放初期，军队干部方长舟就在转业后搬进公寓，享受着住在楼上的特权，长期担任区委领导。他的妻子、人称古大姐的古月琴，担任福民里委党支书和主任。他们俨然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

以解放为界，《福民公寓》楼上楼下的贫富差距，和两者政治地位的倒置，形成巨大的对峙张力。这种社会冲突的暗流，借文革的政治浪潮决堤而出，在文革初期刮起抄家批斗的红色台风。当里委主任古月琴组织专政队时，楼下的吴国庆等人积极参加，向楼上名存实亡的资产阶级挥宣战。福民公寓这个戏台，不仅揭示了大上海惨不忍睹的悲剧，也是全中国文革真相的缩影。

记述文革牺牲品的受难

为了再现文革的历史真实，《福民公寓》以近乎记实的笔墨和大量细节，原汁原味地还原文革现场，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体味那段难忘的炼狱岁月。

小说从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开始，一幕幕地展示文革中一切反人类文明的行径：摧毁教堂庙宇，焚烧圣经佛经、古籍和外文书籍，查禁电影戏剧，蹂躏一代明星……。

在福民公寓里，“反动资本家”南荃裕被抄家游斗；右派分子南守坤被逼跳楼自杀未遂；在农村疗养精神病的南荃裕大媳妇，在乡下不堪游斗服农药身亡；日本“汉奸”

严易真承受不了儿子划清界限的反叛死在批斗台上；天主教徒楼思礼因在家做圣诞弥撒被押上批斗台；严轲因“收听敌台”被判七年徒刑；严母为此上吊自缢；舞女向户籍警卖弄色相自保，被判定腐蚀公安干部挨斗；里委专政队队长古月琴起先领导抄家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不料一年后，因丈夫方长舟被划入刘少奇线上的人而双双被押上审判台；主持批斗古月琴的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后遭到古月琴的反攻倒算，最后也没逃脱被清算的命运；连文革初期的造反先锋上海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文革结束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因反中央文革而被隔离审查。

斗人者最后自己被斗，一个都没逃脱。

揭示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但是，《福民公寓》并非罗列事件的记实作品，作者同时以虚构来推进情节的发展，深刻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内涵，描绘各式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人物丰满的性格。

在批斗资本家南荃裕、右派分子南守坤时，专政队长古大姐利用南守坤的妻子乔玉珊和公公南荃裕的家庭纠纷，故意让她上台揭发。“她（乔玉珊）知道古大姐的歹毒用心，她撕下面皮批南荃裕，批到底，自己也一钱不值；不批，就和反动资本家沆瀣一气，等于飞蛾扑火。为了不殃及（女儿）延清，她沿着古大姐催逼的目光一步一步走上台。”这种心理描写充分揭示了人物在一个大悲剧时代的两难之境，及其遭受的比皮肉之苦更惨烈的心灵煎熬。在另一个批斗会上，严轲为争取成为毛主席的一名红卫兵，决定当众宣布和严易真脱离父子关系。当“ 大义灭亲” 的严轲站到被捆绑的父亲严易真面前时，尽管感到一阵栗然，却不得不在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威逼的目光下进行揭发：“……他虽然是我的生身父亲，但他给我的所谓生命，不过是一只臭皮囊，里面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和尊严。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从小学起，我就受尽同学们的白眼和歧视，最后被大学拒之门外。……我当了社会青年后，他硬逼我学日语，妄图让我继承他的反动衣钵，做日本人的忠实走狗。……“这里与其说是揭发父亲，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控诉社会，因为出身”汉奸“，严轲从小受尽了人格的侮辱，可悲的是，他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父亲，并把父亲逼上了死路。再回眸”引章“中严轲小时候在父亲面前撒娇的细节，可以见出，自从解放到文革，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唆使中国人抹杀人伦亲情直至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福民公寓》同时注意挖掘乱哄哄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多层次地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纠葛，以此探讨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比如，同样是造反，红卫兵吴国平和他的战友的出发点是批判学校的官僚主义；而副区长方长舟为弥补自己没紧跟毛主席的失算，便指挥妻子古大姐在里委组织专政队攻击地富反坏资本家，因为“他们是负孽鬼，斗得再凶也有功无过”；吴国庆因为家里没钱供她上高中心生怨气，借文革之机加入专政队去斗有钱人；工人姚大桶不仅趁抄家批斗的混乱顺手牵羊偷东西，还领着红卫兵儿子去抢占资本家的房子，被专政队长古月琴制止后怀恨在心，当古月琴遭批斗时他上台揭发批判；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前在古月琴手下受气，在古月琴倒台之时以百倍的凶狠回报她；而吴家的表叔虽然只是小业主，因住在贫民区，所在的里委没有够格的资本家，专政队就把他提拔成“剥削分子”抄家批斗；最令人深思的是，楼医生因救过副区长方长舟儿子的命，文革时得到网开一面免于挨斗的关照；而外来红卫兵查抄退休教师华侨林基山时，里委专政队员吴国庆不仅不配合，还出面挡驾保护了林公公，因为林公公过去一直喜欢吴家兄妹。

如此花样百出的造反众生相，是已有和将有的文革理论难以分类和归纳的，《福民公寓》就此留下了一幅立体生动的文革画卷。

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的那句狂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触及产生文革的深层根由。文革前夜，楼医生与南守坤谈话时，引用了顾炎武 “ 弥天成夏网，画地类秦坑”的诗句，暗喻如今号称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现代皇权时代，南守坤进而挑明，今天的文字狱更甚于封建时代。小说意味深长地写到熟读《大明英烈传》的南老爷给后生讲历史故事，说到红巾军起义，朱元璋暗害小明王的情节时，引起了听故事的后生“当时也有红军”的疑问，或“毛主席也打倒过一个王明”的联想。这里告示人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谓路线斗争排除异己，到最后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不过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诛杀开国元勋的翻版。小说中偶尔出现的留声机播放的京剧《海瑞上疏》的段子：“都是为大明朝日渐腐朽” ，揭示了专制与腐败的必然联系，暗示文革之火被点燃的社会基础。

小说写了一个从北京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他在串联期间奸污了资本家的孙女南延泠，为了逃避自己的罪孽，离开前他给南延泠留下一个假姓名“毛文革”和假住址：“天安门一号”，这个看似讽喻的描述，把毛泽东掀起文革强奸民意的罪孽钉在历史耻辱拄上。

但是，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把文革罪责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毛泽东能够一呼百应。在福民公寓中，方长舟和古大姐、冯大姐、吴家和南家彼此都是邻居，之所以一夜间翻脸不认人地厮斗，有其历史的恩怨。作者这样构思《福民公寓》中的两个对立主角：一个是出身平民的吴国福，一个是出身资本家的南延清，文革中吴家参与批斗南家。但追溯到他们两家的祖先，则正好相反，吴家的祖先是大地主，不幸被一场遭人暗算的大火烧的败落下来，而南家的祖先原来是平农，靠计谋掠夺了一个豪富的财产而发家。文革期间，像吴家的子女那样凭“红五类”出身参加红卫兵和造反队，不分青红皂白去批斗南家那样的“黑八类”，奉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都是封建时代抱蔓摘瓜株连九族的重演。

由此可见，互相恶斗的文革发生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民族劣根性在剥夺人权的社会主义歪树上长出的毒瓜。

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的工厂在１９５５年的公私合营中就被没收了，南荃裕的大儿子南守乾坤受不了这个刺激跳楼自杀，他的妻子随后发疯；工人南老爷的妻子在农村中的几亩地充公了，还差点被划进富农，在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她想来上海却不可自由迁徙了；南荃裕的小儿子南守坤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前为日本公司工作过的严易真禁若寒蝉地生活着；区委办事员吴东旭十几年没加过工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倒退，由此积蓄了各种不满和矛盾。

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来进行历史总结，深刻指出：四九年后共产党禁止其他党派活动，压制民众言路，中国如堵塞了源头的一潭死水。如今领袖翻江搅海，抑郁者呐喊了，受压者反抗了，混合着斯巴达克斯砸碎枷锁的狂愤和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勇武。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大字报中分析文革原因时，同样认识到，“除了领袖个人的号召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矛盾的总爆发……”。

表现被迫害者的不屈抗争

与一定程度上暴露黑暗的“伤痕文学” 不同，《福民公寓 》展示了被压迫者在呻吟中的不屈反抗。其中右派分子南守坤对共产制度的认识最深刻，反抗也最强烈。

南守坤原本是个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解放前夕，他的父亲希望他带着资金去香港或美国避风头，也给家里留条后路，却被他断然拒绝。他天真地相信，共产党会按照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带给人民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解放初，南守坤义务去父亲的工厂当夜校老师，还不惜离家艰难自立，也不遵守“不娶异姓”的祖传老例，和普通女工结婚。

但是，共产党强制推行公私合营逼死了哥哥，使南守坤开始了新的认识，他明言中国还不具备公私合营的基础，而且不应强迫实行。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并送往农村劳改，直到精神异常才被允许回上海。从此，他开始不停地写抗辩信为自己申诉，要不是家人把他写的信扣下，他早就给关起来了。

南守坤最后还是无法逃脱文革厄运。他虽然明白己即使是一只铆钉，也会被强大的专政机器轹成齑粉，但他仍然做出应有的抵抗：面对前来抄家的人，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进行自卫；被游斗后他写反抗暴政的大字报，因此罪加一等遭逮捕时，面对上门的警察，他以死相抗，在一种 “清醒的疯狂” 中他仰天大笑：“是的，我疯了，在这个颠倒的疯狂世界里，我是疯子，你们都是正常人，这个世界不容我，我也不容于这个世界。我学那鲁仲连， 宁蹈海也不事秦。如果你们逼我下人间地狱，我就选择上极乐天堂。”

跳楼自杀未遂的南守坤活过了文革，毛泽东死去后，他在群众追悼会上幸灾乐祸地唱“送葬词”，激怒了专政队长冯大姐，不料冯大姐非但没能阻止他，反而被他从四层楼上扔下去……南守坤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由支持共产党到觉醒最后英勇抗争的过程，写得入情入理。

南守坤的妻子乔玉珊也是一个不甘受辱的人，不过她仗着自己出身工人，面对各种摧残，反抗起来更加得理不让人。毛泽东逝世后，她拒绝佩带悼念的黑纱，并公开宣称：“家里被抄得精光，找不出一块像样的黑布，每月领的生活费不够吃用，哪有余钱买黑纱！”当她的右派丈夫得到平反时，她不仅没有“感激涕淋”地谢恩，还利用里委最后一次批判大会的机会，哭诉了自己一家二十多年的冤屈，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讨。

上海这座曾经受过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大城市，深受基督教精神的浸染。尽管各种教会和教堂在解放后惨遭破坏，但许多教徒的信仰不仅没有被完全摧毁，基督教的教义还成了他们反抗强权的强大精神武器。楼医生和他的一些教会朋友在民众为毛泽东祝寿跳忠字舞之际，仍然坚持在家举行每年一次的圣诞弥撒聚会，这种地下教会活动当然是“犯罪”行为。楼医生因此被押上批斗台，当工人柳大宝对准他狠狠抽了一记耳光时，他遵循耶酥的教导，泰然地请柳大宝打他的另一面脸。柳大宝在批斗会上打过许多“坏人”，却从来没有碰到过讨打的人，他不禁有点敬畏那个天主，因为崇拜他的信徒，竟然和毛主席培育的战士一样坚强。

这种无声的反抗，比有声的呐喊更有力。从文化意义上来看，作者有意识地通过类似的情节和人物从各个角度来审视文革。耶教的信徒们深感魔鬼主宰世界，他们不得不接受天主的考验，等候“末日审判”。作者借南守坤疯疯癫癫哼唱的“好了歌”，从佛教四大皆空的角度针砭了国人的“无明”。

《福民公寓》的艺术特色

《福民公寓》的文学成就，除了刻画人物性格，精心组织情节谋篇布局之外，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反讽（ｉｒｏｎｙ）艺术中。“反讽” 这一极为丰富的西方美学概念，要言之，就是在微观与宏观、前因与后果、形式与内容、现象与实质等两极之间形成一种对比的审美惊奇。作者以福民公寓的几个家庭的命运为线索，编织文革时期以及这场浩劫前后多方面的社会矛盾。

福民公寓虽小，它的故事却有其国际共运的大悲剧背景。小说在进入文革启幕的第一章之前加了一个引章，描述两个住在福民公寓（当时叫福克公寓）的流亡白俄（上海人称他们为罗宋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引发的骚乱。

白俄亚可夫斯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廷乐师，十月革命后为逃避迫害流亡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听到解放军过了长江，就知道中国很快会落入红色恐怖中，苏维埃悲剧将在中国重演，遂决定移居加拿大。另一个白俄诗人兼画家伊凡，他在十月革命后因持不同政见，和一百多名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列宁驱除出境，面对即将解放的上海，他不愿吃共产党的二茬苦，和妻子选择了自杀。

白俄的逃离和自杀虽然引起公寓里居民的恐慌，但大多数人还是以观望和期待的心情迎接共产党的解放。

然而，一切都没有出乎白俄所料，共产党带给人民的所谓“解放”不过是灾难的代名词。任意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凌辱和杀戮的暴行，与斯大林的肃反镇反烂杀无辜一脉相承。小说通过许多人物情节的闪回式的蒙太奇，展示了从解放后到文革的十七年中公寓居民翻天覆地的变迁。这种变迁充满了历史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一种情节发展与当事人的愿望适得其反的过程。当方长舟被勒令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这个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把无数人送去“劳改”的革命干部，结果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劳改”的绳索。这类情节，都是典型的反讽，尽管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在小说中仍然需要作家作家以审美的眼光把它们提炼为典型情节。

到了小说结尾，福民公寓的居民经过文革的折腾，终于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理解了白俄当年的行为，有海外关系都纷纷告别中国，没有海外关系的也设法逃往西方自由世界。

“福民公寓”原来叫“福克公寓”，解放后方长舟搬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新上海的公寓应该造福人民，岂容殖民者保留遗迹，他大笔一挥，写下：“福民公寓”。可是，公寓中许多人物遭遇的迫害，使得这一名称成为一种 “ 修辞的反讽”，隐含着字面意义与潜在的真实意义的背离，革命形式与革命实质之间的背离，应当读作“殃民公寓”。解放后的历史，大体上都是祸国殃民的历史。

在批斗“走资派”方长舟时，工人姚大桶批判道“……解放初，方长舟搬进公寓，定规要把福克改成福民，象煞有介事，要造福人民，到头来，只富了你们一家。”工人柳大宝也说，“……我绰号叫柳大炮，难免为（十几年不加工资）这点事发牢骚，你们这些做官当老爷的，是高高在上面朝南坐的菩萨，说不得，碰不得，讲我对现实不满，给我穿小鞋，找借口克扣我几块钱的奖金。过去（解放前）闹罢工后，照样上班拿工资，工头和老板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你们不是比资本家还凶狠？”

这不仅仅是他们对享受特权的方长舟个人的批斗，而是老百姓乘机吐露自己的心声：解放后老百姓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全面倒退，而建国后兴起文革达到高潮的不断改换新名称，正好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反，最后都成为谎言，成为一种讽刺。

在《野蛮的诗歌》（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一文中，美学家桑塔耶纳（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ｎｔａｙａｎａ）谈到诗人惠特曼时指出，“他充分地感到一种个性特征和他所描绘的对象的普遍性――它本身是一滴水，却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深刻的作品和肤浅的作品的差异往往在于，前者以一滴水见大海，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后者一滴水就是一滴水，游离在大海之外，只能反映出某种似乎孤立绝缘的生活面，因此容易干枯在沙地上。《福民公寓》的滴水，是不易干枯的。文革狂澜过后，打捞历史的沉船，打扫海滩的废墟，清点水面的浮尸，为死难者竖立纪念的墓碑，并且重新扬起千疮百孔的风帆，继续中华民族的历史航程，仍然是中国作家的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