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和积极份子立即行动，在青年学生中寻找“阶级敌人”，并进行非法隔离审查和批判斗争，“罪行严重”的送公检法拘押。由于采用了严刑逼供，因此冤错假案层出不穷。我就亲身经历了一桩荒唐不堪，结果却是无比悲惨的假案。 

飞来横祸

　　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六九级的学生，对这场“毛主席亲手点燃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离于运动之外，从不参与任何造反活动，是个道地的消遥派，闲着便和几个市西中学的老同学打桥牌。不幸，灾难还是降临到了我们这些很听话、非常遵纪守法的学生头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中的吴正（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学生），王汝仁（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朱中震（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蔡济亮（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先后被隔离审查。我和费叔子（同济大学地质系学生）尚未隔离，我俩碰了几次头，实在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费叔子也遭隔离审查。几天后，第一医学院的专案人员将我和蔡济亮押送同济大学，受三校（同济、一医、科大）联合的“二一一专案组”审查。

为什么叫“二一一专案组”呢？是因为王汝仁发起，我们这群消遥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带一个菜，在他家里聚餐。那天共有十余人参加，坐满了一个大圆桌。由此，专案组认定从那天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刑讯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转移到同济大学的当晚，“二一一专案组”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由于是三校联合专案组，因此审问我的人很多，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同班同学王国民。他后来成了张春桥的大女婿。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

审讯开始前，他们先叫我除掉眼镜，以免我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然后就要我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还反复要我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交代，专案组人员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人开始打我耳光，他们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滩血。他们见我仍拒绝交代，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就将我按在地上，用扫帚柄猛击我的臀部，没打个几下，扫帚柄就折断了。后来，打手们将塑料电线编成了打不断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惨叫一声，像触电般在地上翻滚，……我的臀部很快便肿得像一块石头，痛彻心肺。

打手们打累了，就给我上刑。他们将一个四脚方凳倒放在地上，四个凳脚上各钉上一粒硬橡皮，然后将我双手反绑，强迫我用小腿跪在这四粒橡皮上。我当时的体重为六十五公斤，跪在上面二十分钟皮肉就烂了；人刚从凳脚上跌了下来，行刑者就用电线鞭子将我打到凳脚上再跪下，还开心地取笑我像个要被枪毙的犯人。没有几分钟我便又跌下来，再打，再跪，再跌下来……，为的是要我交代一个“特别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被逼自杀 

连续二日的刑讯逼供后，我已被折磨得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小腿前部的皮肉烂得血肉模糊（至今留着永不消退的疤痕），晚上无法入睡。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可交代，而又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刑讯。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绝境中，我决定自杀，以求解脱。

六月七日上午，我要求上厕所。在厕所隔间内，我用地上的红砖尖角猛击自己右太阳穴，想把自己砸死。但撞击多次，血流满面，人仍未死。正在为难时，看守我的张正维同学也进入一隔间大便。我乘机逃了出去，直奔对面的宿舍楼。那时正是夏收季节，学生都下乡去劳动，因此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我爬上了三楼的窗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而和煦；年仅二十三岁的我，痛苦地和这个我想生活下去，但不容我生活下去的世界告了别，又向生我爱我的母亲作了忏悔后，便纵身跳了下去。 

灭绝人性 

我堕地后，四肢多处骨折，昏迷了过去，被救护车送进新华医院，两天后才苏醒过来。针对左腿股骨开放粉碎性骨折的伤情，骨科主治医生建议采用牵引复位固定，让股骨自然愈合，但需费时三个月。但专案组因无法派人长期值班看守，决定要院方采用安装内固定钢板的手术，而我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由于手术产生的错位愈合，导致日后我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两厘米。至于左手桡骨骨折和右腿跟骨骨折，医生根本没有作认真的治疗，结果都是畸形愈合。根据“二一一专案组”需要的“治疗”，使我终身残疾。

手术后，我被送回同济大学隔离室。不久，我左腿手术伤口开始流脓，专案组从医务室拿了医药用品给我清洗换药。此时，我从审讯中得知，他们要我交代的罪行竟是“暗杀毛主席”。我们这些在思想上、言语上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学生，怎么会想到暗杀毛主席？对于这样极其荒唐的捏造，我坚决予以否认，于是他们就停止让我换药。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流脓的伤口瘘管里，苍蝇产下的蛆爬进爬出，惨不忍睹；几天后，隔离室便臭得连看管人员都呆不下去。“二一一专案组”组长王国民恶狠狠地对我说：“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不要想换药。”他将换药用品放在桌子上，让我清楚看到，但不给换药，然后用阴险而得意的口吻对我说：“你政治生命都不要了，还要肉体生命做什么？”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未来的医生，就是如此毫无人性地利用我的伤痛进行逼供。

听了这些话，我不由得想问他：“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没有政治生命了；那末交代了，又会有怎样的政治生命呢？”在那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悲惨日子里，违抗王国民的逼供信，我将遭受惨烈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而按他的逼供信去做虚假的供词，可能会被他送上刑场，成为冤魂。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怖境况啊？在王国民淫威下，我为了保住腿，被迫认了“暗杀毛主席”的罪。但在“怎么去见毛主席？”和“如何搞到暗杀毛主席的武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我又无法使他满意，于是换一次药，便停二、三天，我仍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有一天，王国民忽然变了一个面孔，非常“仁慈地”对我说：“张洁华，你要好好感谢我，把你隔离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你，因为如果革命群众知道你暗杀毛主席的罪行，你立刻被乱棍打死。”原来他的慈悲是，他会送我去枪毙，因为我犯了死罪，这种死法比乱棍打死要好受多了。

总之，见到王国民就感到恐怖。 

恣意捏造 

王国民还担心仅一条靠逼供信虚构的“暗杀毛主席”的罪行，不足将我送去枪毙。一天，他在审讯中问我：“如果你在跳楼自杀前，看守你的张正维不让你逃出去，你会怎么办？”我对这种假设性问题根本不愿意回答，但他紧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逼问。我为了早点结束审讯，就对他说了“那我就推开他逃出去。”他听了后对我说：“哼！有这么简单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下午，第一医学院在学生大饭厅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蔡济亮”，在宣布“反革命罪行”时，我清楚地听到其中有王国民捏造的“跳楼前企图行凶杀人”的罪行，随即在一片“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的狂呼声中，我像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囚犯，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工宣队员架着拖出会场，押上警车。 

医疗事故 

我被关进了位于南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后，虽有看守所的医生隔几日换一次药，但远远不够。我的左腿又烂出了几个排脓的瘘管，每天流出大量的脓水。在看守所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能自己给自己换药，用每日发给的饮用开水当消毒药水，用草纸代替消毒棉花、纱布。感谢上苍的圣明和青春赋予的生命潜力，在近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的左腿竟没有烂掉，奇迹般的保留下来。

由于化脓严重，看守所医生将我送入提兰桥上海市监狱医院。那时病犯都被迫批判林昭的“反革命罪行”，她不久前被判处死刑，后来是从监狱医院的病房里直接拉出去枪毙的。

为我治疗的杜大夫见抗菌素治疗无效，怀疑是内置的固定钢板刺激造成的化脓性骨髓炎，于是开刀拆除股骨上的钢板。手术中，他发现新华医院骨科医生在为我缝合伤口时，将二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他将此医疗事故通知新华医院，并告诉我“这下可以好了，伤口会痊愈的”。回到看守所，我继续每天用开水草纸清洗包扎伤口。然而脓虽流得少了，但伤口却并未见长好。 

痛失好友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所有在押的高校学生犯，用二辆大型“飞行堡垒”警车，从第一看守所转送思南路第二看守所，并在那里办了一个学生犯的“学习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同案的吴正，王汝仁，朱中震和蔡济亮，却不见了费叔子。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前后，因不堪忍受王国民等专案组成员的残酷迫害，在同济隔离室跳楼身亡，年仅二十四岁。

学习班的后期，让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乘机将自己过去的“交代”全部推翻。在这个学习班上，我们还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令人极为悲哀的是，他竟在文革浩劫结束后惨遭杀害。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挤脓清洗伤口时，忽然见一样东西从瘘管内冒出，我用手拉出一看，竟又是一块纱布。原来，新华医院的医生是将三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我无从知道这是故意，还是疏忽。从此，流脓显著减少，乃至最终愈合。但是，左腿上留下了瘘管口收缩而结成的六个深疤。 

假案平反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济亮被释放，回到第一医学院，以"反动学生"的身份继续留校“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粉碎“四人帮”后，清理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历时十一年的“暗杀案” 才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我们永远失去了好朋友费叔子，他永远拿不到等了十一年的“平反通知书”，无论什么也无法抚慰他那被“二一一”专案组逼死的冤魂。每想到他的惨死，他跳楼坠地脑浆迸裂，“专案组”不收尸，特别残忍地叫他大哥来收尸；想到费叔子在华山医院当医生的二哥费益能文革初期就因受不当冲击而卧轨自杀，他们的母亲遭受的揪心撕肺的人间惨剧，我就止不住泪水，我身上除去留下了终生的残疾，还有那永远磨灭不去的非人岁月的痛苦记忆。我们和所有在文革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一起，从自己的悲惨遭遇中亲身体验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活动，亲眼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