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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２００４年４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ｇｏｏｇｌｅ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２００４年８月４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６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２Ｈ》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２Ｈ》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朦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８０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１９３６年出生于山东威海，１９４７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１９４９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１９６０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某某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４０００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１３００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２０米，深１００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３０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１９８０年４月，我们那批４８０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１６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３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１９８０年７至８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寓的２０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８０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３５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１９８７年９月，我第３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某某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８５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８０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如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８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某某，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１９８０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２０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１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老威：马老对你真是无微不至。
谷正：这个好老头，帮过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乡情重，没有仇恨。他说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国的事办好，可往往事与愿违。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我结束留学回国，马老送我３万日元（相当于２０００人民币），让我给家人买点礼物带回。我很感动，因为在海外两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时我才４０多岁，离家时也包了一捧故乡的土带在身边，而马老，已风烛残年了，却还孤身一人在外。
１９８６年，我又两渡日本学术交流。一直到１９９８年２月，马老去世前，我与他通过一些信。后来我受学校委托，建古生物博物馆，我也去函告之，并请他提写馆名。可老先生热心肠，还通过银行汇款１０００美元，资助科研。
老威：真所谓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谷正：可这１０００美元，加上在日期间马老给过我的零钱、车钱、礼物钱，以及王继贤给的介绍费等等，都成了马氏特务机关的间谍经费！
老威：一共多少？
谷正：１８年来，这所有费用折合人民币１７５００元。
老威：您这间谍当得真廉价啊。
谷正：荒唐人世嘛。
老威：您的材料上讲，回来不久安全部门就开始调查了，您怎么察觉的？
谷正：学校里都传开了。连我的学生都提醒说，公安人员找过学校，检查了我的通信。系总支还布置某某老师，专门监视并汇报我出差、出野外的情况。为此，我和老伴都找过学校领导，要求澄清。校长开头吱吱唔唔，后来干脆说：“出国人员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该干啥还干啥，组织是了解的。”
有了学校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于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学。１９８６年我满５０岁，还实现了学生时代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９年，我出任地质系主任。我担当的社会职务有：国家教委地学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省地质学会常委理事等等，并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可在我事业上步步登高时，安全部门却加紧了对我的监控。１９８５年到８９年，当时隶属公安厅的安全处警察，频频登门与我“交朋友”。他们有时着便装，有时穿警察制服，出入学校很惹眼。
老威：作为公民，您有权拒绝这种“朋友”。
谷正：８０年代过来的人，对公安还是有传统的惧怕心理。况且他们的态度比较客气，逢年过节，经常送些礼物，如烂油画、塑料果盘等。
老威：他们问过马老的情况么？
谷正：只字未提。只转弯抹角地闲聊在日本的生活，与那些人交往，还单独问了王继贤这个人。
老威：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谷正：无可奈何。共产党员嘛，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况且我又没干什么。时间一长，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学校离安全处，骑自行车就十来分钟，他们有时脱不开身，就打个电话，约我到处里去谈。１９８９年六四后，我还买了几罐麦乳精，去公安处还礼。虽然他们送礼是用公款，我是私人掏腰包，但谁也不欠谁的最好。
记得有次那个处长还盘问我某某大学的学潮情况，提到我的学生如何。我暗自生气，这不叫我告密吗？于是就无可奉告。
１９９４年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安全处突然来了辆高级轿车，把我接到甘肃师范大学招待所，设宴款待。除了我，周围都是便衣，作为主宾的安全处杨副处长频频举杯，向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我却心里犯嘀咕，因为“交往”近１０年，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吃了饭，又招待洗澡，杨处长说：“您彻底放松我们再聊聊。”
正式讯问时，杨处长再没习惯性地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你与王继贤是什么关系？”我照实回答。警察们都绷着脸，看得出，他们不满意。
接着，又问我内蒙古博物馆李荣的情况。原来李荣私自带化石出国，过海关手续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门大概推断王继贤与化石案有关，就来“光顾”我了。
李荣我不了解，而王继贤给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还擅长弄麻婆豆腐。于是，我搜肠剐肚地“配合政府调查”，结果双方都不愉快。
天擦黑时，轿车送我回家，还硬塞给我一袋水果。我遵嘱写了有关李荣的材料，够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过了一周，安全处的阎云来取材料，安慰说：“谷教授，您别放心上。”我委屈说：“无中生有嘛。”阎云说：“您也太老实，他们再来缠你，就骂出去。”我一听警察这么说，真愣住了。可过了几天，阎云又登门，声称：“不想吃这碗缺德饭，成天当二流子。”他后来下海了，推销什么产品，还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替他卖。
这一次，围绕我，周围的人也都被调查了。不过也难怪，我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学校博物馆的化石很多，他们就怀疑起来。
老威：也算“误伤”吧。
谷正：我真这么想。还以为趁这次把包袱抖完了，就彻底断绝与安全部门的交往，“配合”也该有个限度呀。
再接下来有点象小说。１９９８年，我退休，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去年，我和儿子及老伴合译了两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国学者西里尔·沃克和戴维·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里斯·佩兰特的《岩石与矿物》，都由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市场还不错，出版社又和我们签约，要把《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系列全部翻译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黄河象化石发现３０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很有点热闹。去年还是中日建交２５周年，日本的东京国学院邀请我讲学，整一个月，可带夫人，所有经费由日方提供。我废寝忘食地闭门赶写学术报告，三个不同题目，论证起来一点马虎不得，因为东京国学院是世界顶级学府，我必须要为国争光。
护照、签证、机票早就办好了，也通知了东京方面，我定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５日启程并抵达。９月１７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资料，而老伴儿在口译，突然电话铃响了。
开始怕受干扰，我们不想接；可电话响得很固执，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电话——命运就在这一刹那改变了——对方说：“您是谷教授吗？我是安全厅的。”
我的心一下凉了，因为自１９９４年那次款待后，他们再没登过门，我已完全忘记我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机关的掌控之下。
老威：当时您们还住在兰州吗？
谷正：不，已来到北京，住在这儿——我儿子的家里。我强作镇定地问：“你们在哪儿？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对方很蛮横地说：“等见了面就清楚了。”
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进小区，刹在楼下，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闯进家门，为首者从上衣口袋掏出甘肃省安全厅的《警官证》，对我亮一下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出去谈谈。”我老伴儿说：“就在这儿谈不行吗？”警察说不行，就着急地动手拽我。当时还有许多资料堆在屋里，我光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呆如木鸡，任凭他们一左一右地挟持住。老伴儿扯住我叫：“你们要带人到哪里去？！”他们不回答，其中一人掰开老伴的手，后来我知道这人叫李际群，主管与我的联系。
我光脚蹬上鞋，没带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车，一口气拉到南苑。事态突变，我的魂儿都吓出窍了。直到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红门，红门四周都牵着铁丝网，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十几米外的高墙——明摆着那是监狱。
下午１点，我被带入监狱旁边的招待所，一排红楼。接着，他们口头宣布对我“传唤”，并让我在一张纸条上签字。再下来是搜身，仔仔细细，连一条缝都没放过，手表、零钱、钥匙链、字条全拿走。这些过场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椅背上还挂了一副手铐。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三个便衣警察坐在桌后，周围还站了些人，而我这个罪犯坐当中。我不禁问：“我有什么权利？”为首的刘处长回答：“你可以请律师。”又补充道：“不过目前不行。”
老威：跟绑票一样，够恐怖的。
谷正：我一个快７０岁的老头，哪经得起这种惊吓！这次审讯，主题直奔大特务马晋三，连王继贤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从１９８０年出国，怎样认识马老开始，筛了一遍，连蚂蚁爬过的细节也没放过。当然，给王继贤带甘草甜素，王付给我３万日元介绍费的事也主动坦白了。我自信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们也问得特细，极有耐心，哪怕措辞有一点含糊，也让重新讲。
如此这般，从下午１点审到开晚饭，拔拉了两口又继续，一下子又拉到午夜１２点，把我这匹老马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们记录在案的那一厚本马晋三材料，都可以写长篇传记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马老明明都死了，还要怎样？难道要摸清马老的亲戚？不过，我对马老的爱国之情是深有感触的，他家里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亲书的《爱国三字经》，著名诗人李士非写了首献给马老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１９７５年周恩来病重／你决定前往探望／分别半个世纪的老友/双方都不是当年模样……晋三兄，感谢你这个老工兵／在中日之间架设无形的桥梁……”
老威：周恩来的老朋友是大特务？
谷正：我心里也憋着这问题，一直扛到凌晨１点，法定的传唤时限１２个小时到了。一个女警察进屋，替换刘处长继续夜战，看来她的级别比刘处长还高，口气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实！我问你：在境外参加过什么组织？”我顿时懵了，心里回答：“除了共产党，我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可嘴上却说不出。女警官步步紧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听说过吗？”我摇头，女警官冷笑道：“马晋三就是这个组织的头儿。”紧接着，刘处长一拍桌子：“不老实！宣布拘留！”
我浑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张三折的纸条上签字，事后知道那是《拘留证》。
老威：按现行法律，传唤和拘留证明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罪名也要说清楚。
谷正：我啥都顾不上，只有害怕。女警官又继续威胁：“谷正，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地方吗？监狱！一旦把你扔进去，就彻底消失了。你不承认？没事儿，关起来，关到死。”我抗拒说：“我家里人会找来的。”女警官双手一摊：“找谁？我们到你家去过吗？证据呢？”这种流氓腔调我可从来没有见识过，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永无出头之日啊，谁不怕？
见我脸色煞白，她就向后仰着身子，放缓了口气：“其实啊，你的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改革开放嘛，国门刚打开，你们这批早期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因政治运动，因家庭出生受过冲击，有骚动，对现实不满，见到国外的花花绿绿，岂有不动心的？内外一对照，就动摇了。敌对势力掌握了人性的弱点，无孔不入，小恩小惠啦，你就一步步上钩了。”
我茫然地望着她，不知所云。
她又说：“你年纪大了，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坦白了，悔了过，事后照样做人，照样是党员、领导、教授、专家。对国家做过贡献嘛，功过可以相抵，政府对你这类人的一贯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坦白、改过，一律即予谅解，不公开，不追究，全部包揽。否则的话……中国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个不算什么。”
“你们要我怎么交待？”我终于汗流浃背地问。
“你是教授，不会写？”周围的警察都发出猫戏老鼠的笑声。女警官同情地盯住我说：“问题的大小，处理的方式，结果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最好的结果是，从这儿走出去，过去就与你一刀两断了。别说学校，连妻儿老小都不知道。我们是反间谍的安全机关，处理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我保证。你以后照常生活，照常体面，照常出国，一样不会少。”
形势所迫，我只有坦白。马老，不，马晋三，又名马崇六，的确是台湾国民党派驻日本东京的大特务，我一到日本，他的眼线就盯上，百般拉拢，于是我就加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开始，我还以为是群众团体……
他们问我填表没有，我自然回答：“填了。”他们又问表是什么样式？我哪儿知道。于是我就套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及其它学会申请表的格式，一项接一项的交代，只是把内容掉换了。
我说了许多诬蔑马老的话，心里却直骂自己不是东西。凌晨４点多钟，我的身体顶不住了，直冒虚汗。宣布收兵时已快天亮，我从一楼审讯室被押往二楼一个套间，约七、八平方米，我住里间，外间由两人一班轮流看押我。
我已睁不开眼睛，没脱衣服，就要关灯睡觉。不料警察不准关灯，我抗议，他们解释说：“这样安全些。”从此，在这窗帘紧闭的囚笼里，电灯２４小时亮着，门敞着，电视也２４小时开着，噪音轰炸机一般，搞得我这个老头儿再困也无法安眠。
老威：中国监狱都是通宵亮灯，没有夜晚。
谷正：第二天下午又开场，我继续胡编间谍故事，问什么就借题发挥编什么，比如在马老的介绍下宣誓效忠等等。唉，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对不起马老的在天之灵。
老威：这样编下去，您可死定了。
谷正：所以我的弦绷得太紧。放我吃饭时，心里堵得慌，我终于冲着同桌用餐的便衣们大叫：“我全是编的！不算数！”把他们一下子搞愣了。
我被架进套房稳定情绪，李际群跟上来，神神秘秘地关上门说：“谷教授，您有什么思想包袱就抖出来，我们该尽力就尽力，可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您不把自己给套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交待一半又反悔，比不交待的罪更重呀！”
“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哭喊起来，“我缺了八辈子的德！还不如死了干净！”
李际群见我哭喊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摔门而出道：“你吓得了谁！”
老威：您如果把翻供坚持到底，就赢了。
谷正：我现在当然知道，可当时，唉。到了晚上，女警官又出面了，她板着面孔，二话不说，就开始宣读了一段《国家安全法》，然后才一钉一眼地说：“有罪而翻供，也就是妨碍执行公务，给侦察工作造成重大阻碍的，最高判刑可达１５年。”
我被一棒子打进深渊里，恍惚中听见她问：“清楚了吗？”
我回答“清楚了”。审讯又持续到次日天明，我再次“供认不讳”。内容大致包括：１、出国及与马晋三的交往；２、加入特务组织，代号某某某，并被任命为大陆地区的负责人；３、发展特务，我三渡日本，直接和间接介绍了一些熟人、同事去见马晋三，这是为了让他最后考察和拍板，看这些家伙是否合适当特务；４、情报工作，我与马老和王继贤的通信；科技，包括考古和甜素的日常情报，报纸上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统计；５、经费，是少了点，２０多年加起来共约２５万日元，折合人民币１７５００元，我就胡诌说：“这边物价涨了，农村万元户多了，他们的经费标准还没跟上。”
口头坦白了，他们又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按他们列的题目，打成书面自供状。他们办案可谓一丝不苟，根据我交代的间谍经费，他们一点一滴地加，后来竟说，马晋三那次不止汇来１０００美元。我百口难辩，结果再核对，原来马老汇的是日元，折合１０００美元，就有零头。
老威：您被审了几天？
谷正：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一周时间，我均被看押在那儿，进出房门要喊报告，上厕所也不准关门。我一直想着２５日出访日本的事，他们先保证事儿完了还可以去，２３日却告知不能去了。
这中间我又翻了一次供，自然受到更严厉的弹压。还说间谍案涉及国家机密，可以不公开审理，神不知鬼不觉，你到时想见我们都困难了。于是我泄气了，他们才放缓口气说，鉴于我不是惯犯，情绪反常很正常，为了不加重“罪责”，就不做记录了。
老威：后来呢？
谷正：就称“结案”，责令我写《认罪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写这种玩意，小菜一碟。什么“追悔莫及”“感激涕零”“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脱胎换骨”之类，全用上。我以为交差了，因为车轮战术打了三天，将罪名坐实后，他们就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２３日上午，他们说写好这玩意就可以走人了。可没想到，交卷时，一个老警察还指令我写下这样的抬头——“潜伏间谍谷正认罪书”。
我几乎晕倒，连忙报告“上厕所”。我哭了起来，觉得这辈子完了。
午饭后，还是那辆黑色轿车把我押送回家。上楼进屋，我老伴含泪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字，同时没收了我的护照。
在路上，刘处长对我说：“间谍经费１７５００元，得上交国库，你自己回兰州缴钱，并缴出与马晋三的全部通信，争取早日结案。”
（谷正老伴儿插话：我莫名其妙就做了间谍保人。警察一走，老谷还象个木头人，立在那儿，一双眼睛空空的，魂儿还没回来。我心里发怵，就摇他的胳膊：“老谷，怎么啦？说话呀！”他却没话，过了好几分钟，眼珠子才开始动，那脸色，就跟冬天的荒地，灰灰的。终于，两行泪坠下来；终于他哭出声了，双手突然死死拽住我，小孩一般抽搐着说：“桂兰呀，我对不住你！”）
老威：为什么对不住呢？您也是受害者。
（谷正老伴儿继续插话：是啊，我急忙又是倒水又是插嘴。待老谷诉明了原由，我也吃了一惊。晚上儿子下班回家，一合计，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能认！列祖列宗在上呀！
按国家部门的要求，老谷１０月１日必须返回兰州结案。我儿子拍着桌子说：“爸爸，您为了我们，也一定翻供。”）
谷正：我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垮了，儿子托熟人，让我躲进香山休养。我不断自责，马晋三，一个飘零异乡的爱国老人，死了，连灵魂都得不到安宁，被我这个“忘年之交”泼了盆污水。但是要翻供，就要面对锦衣卫，我这无权无势的老书呆子，怎么能斗得过专政机关！思前想后找不到出路，感觉人就开始恍惚，５个月，一通宵一通宵睡不着，心跳过速的药，大把大把地吃，体重从７２。３公斤降到６１公斤。我被送入北京安宁医院，一检查，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谷正老伴儿：《遗书》都写好了。）
谷正：家里怕我出意外，２４小时都留人，入院了，病房也不离人。我把遗书留在电脑里，可找不到单独呆的机会。有次要在卫生间上吊，可一磨蹭，门就被老伴儿弄开了。老伴儿哭喊：“几十年都过来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我说只有一死干净。老伴儿说：“你不翻案，干净不了，变了鬼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你没听见安全厅一天一个电话催咱们吗？老谷啊，你是考古考成蠢蛋了。”
（谷正老伴儿：非骂不可！不骂醒不了！）
老威：对，将近７０的人了，怕什么呢？送到监狱，也劳改不了，最多守守车间门，甚至连门也守不好，眼花嘛。一生病，还得办保外就医。
谷正：我想不到这一步，我得慢慢从脑子和心脏出毛病的状态缓过来。就如一个煤气中毒的人，必须要抬到通风处，一口一口做人工呼吸。我一旦从濒临死亡里回过头，就感觉被水洗过，从骨头和内脏里都洗过。我振作起来，用研究和教学的那股劲儿，学法律。我买了几十本书，条条框框都熟记了。可说千道万，法律讲究证据。他们吃准我是法盲教授，抓我没《传唤证》，拘留也没《拘留证》，搜查连个条也不留，我告他，凭什么呢？于是，我又买了许多破案小说，通宵达旦学习，我要的是取证方式。慢慢，我迷上了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间谍”教授。
老威：安全机关还没觉察？
谷正：没有，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讲话那么放肆，那么赤裸裸。我的录音电话很高级，可以接电脑，电脑识别声音，一则能够直接刻录成ＣＤ盘，一则整理成文字也方便。我的证据一般要考贝几份，藏几个地方。从去年到今年４月，不足半年，我已整理了２４万字的电话记录，有的段子，那种地痞腔调，很精彩。您感兴趣吗？我送你一本。
老威：我太感兴趣了，２４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
谷正：没啥文学性。
老威：也不见得。说不定还能改编成话剧呢，那种精彩台词，别的地方听不到。哦，教授，这些电话记录只是一问一答两个人？
谷正：有时那边打电话来，开头很勤，畜生似的，不管你疯也好死也好，只一个劲儿催你回去；以后拖了下来，估计他们已经把马晋三调查了个底儿透，才觉得不对劲，这个死去的老头，北京和海外的来头太大，碰不得。总之，那边的电话就不那么勤了。可我要打过去，并且扭住不放，取保候审已经一年多，早超期了，该有个说法。
那边有个人固定负责我的案子，叫李济群，电话记录大部分是他的，但也有处长和其他人的，学校方面也有，国安部、北京市国安局都打过交道。我的《申诉状》递了许多机构，附录材料很充分，除了电话记录，还有日记、翻案的申明、信件、家里及各方面的旁证，甚至还有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他们想赖帐，没门儿。
老威：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这帐怎么赖？
谷正：从今年４月９号以后，我打过去，他们不接了，失踪了。堂堂一个上千人的省级安全厅，居然没一个人接电话！我打兰州市查号台，安全厅的门卫、收发、一二三处，电话号码都找到了。我依次打，真找到人了。管我的李际群气急败坏地威胁我：“姓谷的，你不要四处写信，八方打电话，造谣诬蔑！引起了政治后果，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你不是说要交朋友吗？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他警告我：“我们是保密机关，知道什么叫保密机关吗？你查我们的号，到处打，就是泄密！万一通过电话网，传到海外间谍机关，你……”
我笑起来：“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保密常识呢？什么人可以在公开场合抓，什么人，比如说我，该秘密抓？
老威：他怎么回答？
谷正：他气得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接起来喊：“有本事你就上法庭告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反告你诬陷！”
老威：除了打电话，他们没上门找过您？
谷正：他们来过两三次，还有北京市国安局的陪着。家里人把我藏起来，不开门，老伴儿通过小窗和他们对话，说还在医院躺着呢，到底谁跟谁要人，走着瞧。今年４月７号，他们的车进了小区，我就通知我弟弟去跟他们谈。我弟弟身上揣了比较高级的录音设备，双方一开始谈，声波就被传到几公里以外的家里，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效果不错。
你看，我手里的录音笔，比你的录音机高档多了，对付他们，设备一定要跟上。我听见那头还做我弟弟的工作，要他说服哥哥，不要翻供呢。
老威：具体怎么说的？
谷正：我弟先说：“赵处长，一级警督，哎，我记一下警号：６２１００２。”然后，对方的三个声音分别是：赵某某、刘某某和李某某。刘说：“２０多年来，一直关注他。”赵说：“什么案子养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证据呀！”最后临走了，他们想要回我弟弟抄的警号，李说：“这是保密的。”我弟不给，李大吼：“把那页纸撕下来！那上面有我们的警号！保密的！你要干啥！”
第二天，４月８号，兰州的三个人，加上北京安全局的王某又来了，我弟又去了。我先后听见他们说：“他参加组织。”“判不判刑以法律来。”“我们是保密单位。”“关七天六夜？我们找他谈话。”“你甭管代表谁。”“转变你哥哥。”“那关系到搞错没搞错的问题，由法院定。”“他签过字的！他都签了！该给的都给了！”
老威：看来，教授您真成超级间谍了。
谷正：过奖了，也算大器晚成吧。
附录一：绝命书
我经受不住安全部门的“锻炼”，只求脱身保命，在逼、诱、指供下，全面“配合”他们，作出了子虚乌有的供词，最后假的成真，如今铸成“铁案”，一半也是咎由自取。我已无力再抗争，只有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
此举是：我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尊严、一世清明、我为之奋斗一生取得的一切；出卖了我这美好的家庭和所有的亲人；出卖了给过我帮助的朋友，还有同学与朋友……；使所有的人蒙受耻辱。这是我软弱、糊涂的代价，痛苦不堪。
我已无颜面再苟活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有一死表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一死抗争这强加给我的耻辱。
我无颜面于祖宗和生我养我的父母在天之灵；我对不起与我共患难，成就了我和这个家的苦命老伴，是我毁掉了这一切，还使你蒙羞受辱；我对不起我的三个正在起步、蒸蒸日上的儿子，你们和父母有过美好的时光，就让那些作为记忆留下，除此，我带给你们的只有终生的创伤和羞辱，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忘掉我；我对不起好儿媳，公公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也对不起你们的父母，还有何脸面与他们面对；我对不起兄弟，他不惜一切，给了我无限的关爱，而哥哥竟如此软弱和不争气。使得一切付诸东流；我对不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我还能向他们表白什么？
所有我的朋友、同学和学生，只求你们理解，但不必原谅我这软弱、糊涂，葬送了一切的人；……如今我“解脱”了，留下的只是笑柄和耻辱，还有给后人的无尽的麻烦。
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为了摆脱一时的恐惧，保命脱身，早回家，竟不顾后果违心地诬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和敌特组织，做了像是真的口供和笔供，出卖了自己，软弱和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一切。切肤之痛，后悔莫及。
“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我一生本着对人对事忠诚无私，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挺起腰杆做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好事做尽，实际是无用和软弱。人应该为维护自己，坚强和战斗。
我处处堂堂正正的做人，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做事，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祖国和人民的事；我爱自己的家，孝顺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友爱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及一切接触到的人；我和老伴儿一生为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最后竟遭此厄运，受此污名，实不知为何老来受此“天遣”？命运啊！为什么如此不公？！
最后，我只能呼叫：终有一天能还我以公道与清白！
就让我悄声的去吧！我们是老百姓，无力去抗争。我是个懦夫，耻辱的懦夫。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世界还是那样美好，珍惜，切实的维护生命和你拥有的一切，大家都好好生活吧！
春节的初三、四时重病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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