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二战时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办《天地新闻》被国民党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一月之后即获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日本经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后在共产党的牢房中被关押了二十二年，没有被关成疯子简直就是奇迹。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陆铿的一生丰富多彩，与诸多国共两党高层、两岸三地名流均有深入交往，也多次卷入激荡的政治漩涡。诸多历史转折关头，他试图保持新闻记者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殊不知在高度意识形态化、非黑即白的现代中国，在暴力的肆虐与鲜血的流淌中，哪里有新闻记者的安全位置？在这惊涛骇浪中，又怎能指望不打湿自己的鞋子呢？在我看来，陆铿所写的这部忆录，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自由史上一个悲壮而光荣的横断面。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当局为了对台统战的“大局”，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中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在处理文武两种官吏的时候，遇到了陆铿的问题——陆铿是蹲中共监狱的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级别是什么呢？

于是，公安干部询问他说：“你是什么级别？”

陆铿回答说：“我没有级别。”

对方感到很惊诧：“你怎么会没有级别呢？”

陆铿说：“国民党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什么级别。”

公安根本不相信陆的说法：“有级别就讲级别，这是好事。”

陆则坚持说：“好事也不能乱讲啊。”

公安仍然认为陆“思想上还有顾虑”，便表示说：“那我们只有按我们的级别来套你的级别。”

结果，陆铿被通知说：“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

这是一个涵义深长的小插曲。陆铿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元老记者到《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直接采访过蒋介石、宋美龄乃至盟军统帅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却一直都只是一名受“聘任”的专业人士，在官方媒体中的高级职位并非其“铁饭碗”，他更没有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内担任任何职务。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的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国府时代，尽管国民党当局屡屡干涉新闻自由，甚至出现过蒋介石安排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恐怖事件，但总体而言，民间社会的言论空间仍然蓬勃生长，《申报》、《大公报》等民营报纸比党营的《中央日报》拥有更多读者，且一直在发表种种严厉批评国府的言论。直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未能将舆论“定于一尊”，这既有其“不能”的一面，也有其“不为”的一面。

陆铿名动天下，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一个所谓的“级别”，这个“级别”反倒是他没有为之工作过一天的共产党给他的，或者说，是他坐了二十二年的监牢换来的。中共方面以自己办《人民日报》的思路来度量《中央日报》的组织结构，因而给了陆铿一种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风向标”，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泽东亲自阅读并加以按语。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不用说权威的《人民日报》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报刊，其主要的采编人员亦必须是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所有的记者都是属于“单位”的“国家干部”而“非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这一概念在长达三十多年里基本是不存在的。以“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当局（毛泽东本人亦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人能够匹敌的文宣高手和愚民大师），一贯将媒体视为自己的“禁脔”，以管制军警宪特部门的方式来管制媒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中国大陆实行着一种没有新闻法的“无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个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的违宪机构。在此种密不透风的极权体制下，陆铿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混进任何一家媒体工作，实现其以新闻促自由的理想。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描述了储安平、罗隆基等《观察》诸君在六十年代毛式法西斯制度下的悲惨遭遇——由此可见，即便陆铿早几年“觉悟”、左倾从共，以他的性格和理念，到头来仍不免死于非命的结局。

陆铿最辉煌的时期是青年和少年两头——最宝贵的中年在中共监牢中苦苦挣扎。老年陆铿在香港和美国，或自创杂志、或秉持笔政，可谓老当益壮、声如洪钟；青年陆铿则在抗日的烽火与内战的硝烟中，实践了新闻人为国为民的职责。陆铿是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激励而开始新闻工作的。于右任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先驱者，贵为国府监察院院长，仍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陆铿和他的同事们遵循此原则，使得抗战胜利后的《中央日报》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迅捷而准确，销路日日上升，并迅速实行了企业化。此举比之二十世纪末大陆部分地方大报实施半吊子的“集团化”改革，整整早了半个世纪。

围绕《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新旧两派有着一番较量：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中央日报》的一班年轻人，在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发行人兼社长马星野的支持下，坚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认为报纸如果办得没有人看，中央的立场站得再稳，又有何用？“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在抗战胜利到国府迁台之间的四年间的《中央日报》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如年轻记者徐佳士采访国大代表，听到有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失利，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的主张，就照实写来，陆铿则照实刊登。陆铿多次采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果，愤而在《中央日报》刊登“徐永昌部长失踪”的消息，虽然受到上面的批评，却也逼得徐氏乖乖地接受访问。这些小小的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陆铿捅出的最大篓子乃是揭露孔宋扬子公司的贪污案件。《中央日报》的报道发表之后，立即震动全国，媒体纷纷转载，甚而连美国方面也引起莫大关注。蒋介石在震怒之余，召见宣传部正副部长和财政部长，下令追查消息来源。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宣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多次约陆铿谈话，软硬兼施。陆铿挺身与两名宣传部长对峙，坚持信守记者原则，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蒋作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铿接到此指示，依然大声对两名部长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陶铁青着脸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陆则顶撞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年代是可以不要的。”

最后，蒋介石亲自接见陆铿，陆慷慨陈辞一个小时有余，终于让蒋作出“我什么人也不处分”的决定。此后，李惟果居然请陆铿这个差点让自己去职的下属赴家宴，李夫人亲自下厨，殷勤待客。此种重人情、轻党性、对新闻自由有着相当认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共产党中的历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冻”的朱厚泽可比拟。国府时代的多名宣传部长都有到海外留学的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是陶希圣这样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与各媒体和众记者沟通的时候至少懂得“讲道理、摆事实”。相比之下，中共当局越到统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长的水准越是不堪入目，如依靠打陪邓小平桥牌而青云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内蒙一所大部分国人闻所未闻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现任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皆是胸无半点墨、文章也写不通顺的“新闻杀手”与“文化克星”。

一场本来可能会导致“军法处置”的大祸终于烟消云散。对此，陆铿自己的解释是，除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外，“最具决定性的还是蒋老先生没有老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态，特别是那种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视人命如草芥，所谓‘无毒不丈夫’也。

这也许是蒋被毛打败的原因之一吧？！看看《人民日报》邓拓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他不过是写了一些杂文。“陆铿深知，自己的这种勇敢只是在国府时代才可能被宽宥，在中共治下哪里有你表现此种大勇的机会——陆铿在监牢中”由人变狗“尚且沾沾自喜，可见其”思想改造“之可怕。由一个人的命运即可看出两个政权的差异来。

此种差异，既有蒋、毛两位领袖性格、品性上的差异——两人皆有浓郁的流氓性格，蒋是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且有传统文化中忠孝观念的熏染，故而“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毛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厚黑大师，是古今中外最大的黑帮头子，故而“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种差异，更是两党及两个政权本质上的差异——用储安平的说法，在国民党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国府败退，只对极少数人而言是“解放”，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奴役状态之中。从此，陆铿所夸耀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法成为“天鹅的绝唱”；从此，数亿国民钳口结舌，数十年无新闻，谎言如病毒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染复制；从此，一个数百万知识分子被迫害、受凌辱乃至死无葬身之地的时代来临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