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中共一党独大的制度为党主专制（其实党主专制也属军主专制，因共产党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党又坚持对军队的领导，党主军主，两位一体），曾经多次雄辨地指出：党主专制是有史以来最糟糕、最邪恶、最反动的制度，不仅横向与民主制度云壤悬殊，便是纵向与历代君主专制相比，其反文明、反人道、反社会、反人性的反动程度也是空前的。专制意味着特权，极少数特权阶层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从根本上冲突的。维持特权离不开欺骗、恐怖和暴力。然而君主专制与党主专制同为专制，程度有轻重之别，范围有广狭之异。

为什么党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坏？

首先，意识形态，即治国的理念、原则、主义、指导思想不同。专制皆属人治，却有仁政与暴政之别。原始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仁者爱人”，“士可杀不可辱”，讲“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文化就是围绕道德二字铸成的文化，一部《论语》，讲的就是做人的百科教条。仁义礼智四德中，其核心是“仁”，古代君主专制多以德治礼治相标榜，奉儒家学说为“道统”，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所以，儒学在服务皇权专制的同时也对专制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即，以儒学和儒士为代表的“道统”服务于皇权“政统”又反过来干预“政统”、制约皇权。

儒家是也很宽容的。《中庸》主张“道并行而不悖”，以为不同道理有其各自的轨道，应该和平共存。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谓攻击异端、压制异议，是有害的。孟子主张辟杨墨，却赞扬墨子的救世精神；他主张性善，却收主张“性无善恶”的告子为徒。《论语》里介绍了不少与孔子观点有异的隐士，孔子并不排斥他们，而是告诉学生这些人也是有道之士，值得尊重。历史上多数朝代，往往倡导三教合一，佛、儒三家皆可“和平相处”，士大夫往往在读儒书的同时，还研究佛道学说，融儒释道于一身。西方宗教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到伊斯兰教，把信仰其它宗教者视为异教徒，把没有信仰或信仰不诚、不纯当作大罪，而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宗教迷狂和教义偏执，中华文化能不断吸取和同化外来思想（如宋明理学，离不开佛教的滋润，近代儒学，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观念的影响），这些都与儒学的宽容精神有关。可见，既使被专制利用、恶化，被迫当了几千年的帮闲和帮凶，儒学的宽容精神历劫犹存。

由于道统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对君臣们构成了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又由于意识形态中存着一定的宽容精神，君主专制存在着产生或通向仁政的可能性，历史上不少王朝施政宽仁，不愧盛世。

中共一党专制是以崇尚斗争、强调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是最不讲宽容、最不尊重人的政治，政教合一，必定专制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只能通向暴政。如果说仁政往往流于伪善，暴政则是赤裸裸的“真恶”。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搞独裁一元化，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宗教上也搞独裁和“单边主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对于一切异议、异己、异端，无不抱持敌视的态度，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但从文字上思想上、甚至从肉体上囚禁之驱逐之消灭之。

我曾将党主政治比为僭主政治。僭主政治有三大特征：一是这种政治本质上不具备任何合法性，二是这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三是它的权力是全面的、无所不在的。这些特征与党主政治若合符契。“僭主政治在压近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贱自己。”（法国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君主专制是对人的奴役和压迫，党主和僭主专制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扭曲、折磨、蹂躏人的心灵，彻底剥夺人的尊严，使人堕落为无情无义的野蛮人和无耻无德的非人，人心比铁硬，人命不值钱。

古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首句隐“忘八”，次句隐“无耻”也。中共对传统文化和美德的破坏和摧残是全方位的，岂止无耻忘八而已，孝悌忠信礼义廉，全都被糟踏得干干净净。中共执政以来，就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破坏，以党文化取替传统文化精髓，以传统文化中最阴暗的部分——黑恶哲学权谋诡计韩非子的权术势学说等充实党文化，以致中国官场和社会，成了痞子骗子、流氓无赖、土匪洋盗、恶棍神棍的天下，一片乌烟瘴气！

中共借以欺人或自欺的意识形态早已千疮百孔恶名昭彰了。邓小平主张“不争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退居幕后了，近几年来，中共又开始借传统文化中一些表层的东西装潢门面，或者将一些传统道德偷梁换柱（如讲正气，以德治国之关），借以增强民间和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为特权统治服务，但专政的铁拳丝毫未懈，暴政的本质依然故我。

顺及，一些学者总是把中共专制之恶归罪于传传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认为中共专制是中华传统文化结果，或者强调“重视中国文化与中共统治的巨大相关性”（任不寐语），殊不知儒学对君主专制固有所裨益，与党主专制则格格不入，用传统道德的标准衡量，中共的很多言论和行为都是逆天背理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只能导向暴政，而儒学导向仁政。在当代社会，“还权于民”乃最大的仁政，故儒家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可说款曲暗通。著名的汉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副校长和名誉教授ＤｅＢａｒｙ（狄培理）最近在香港发表演讲，认为得到正确理解和实践的儒学教育可以对民主的未来做出贡献。

其次，党主专制与君主专制有“流寇”和“坐寇”之别。“坐寇”和“流寇”的比喻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尔森。“坐寇”所追求的是长治久安的统治，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积极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创造生产条件，提供各种公共物品；“流寇”则大劫大掠，鸡犬不留，一杆子买卖。奥尔森分析了由“流寇”变“坐寇”的诱因和利益机制变化。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提出了涵盖利益与狭隘利益这两个概念。拥有涵盖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那些具有狭隘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故对于民众而言，在非得遭受劫掠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坐寇比流寇好。

从已经垄断了中国大陆的暴力使用权坐了江山、对民众进行制度化的压迫压榨反复掠夺的角度而言，中共当然属于坐寇。然而，中共领袖领导们在实际行动上更接近流寇。君主专制是家天下，家是实的，君主们天下一到手，便视为自家的东西，往往抱持着“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野心；党主专制是党天下，党是虚的，党主们的权力则迟早要交给外人，由儿子接班与由“本党同志”接班，亲疏之别岂可同日而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党主使用权力的审慎度和对“天下”的关怀度自然比君主要低。党内权力斗争比家内权力斗争更为激烈和广泛，权力对人性的摧残而为彻底，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更大，大大小小从上到下党的干部们在虎皮椅上的坐的时间更短，心态和行径更急功近利，更接近流寇。

多数封建官僚效忠君王，君亡即“天下”亡，个人利益及生命亦不保。而历代君主治天下，往往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相对而言，比起中共这种一个小小村支书都可以恣意玩弄践踏的法制来，法家的“法制”不知要严肃、“坚硬”多少；党天下亡了，于多数中共党员和干部而言，“干卿底事”？天下大着呢，对于受尽压剥削的基层党员，对于捞够捞足了的各级干部，求之不得呢。各级官僚拥有不受制约的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不抓紧时间大用特用？

由于给予各级官员内外双重约束的“道德法则”和“朝庭法度”今不如昔，官场的腐败程度也就于今为烈。

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中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长期发展、追求长治久安的欲望逐渐消失，这个坐寇已愈来愈流寇化了。君主专制时伐只有到了末期才会有少数君主或部分官僚重新变成流寇，在党主专制时代，绝大部分“人民公仆”都成了流寇。例如，古代君主绝不会在“经济一枝能秀”的“太平盛世”将子女财帛转移到异国去，而资产外逃、子女外送已已成为中共从国家领导人开始的各级官僚的普遍选择。

歌儿唱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那是英雄的血染成。中共为什么那样坏？那是它没有信仰（共产主义是一种伪信仰）没有明天的流寇本性和嗜血噬血的指导思想决定的。所以，君主专制的坏是有底线有局限的坏，党主专制的坏则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线，超乎人类想象。说中共行的是恶政暴政，都是“过奖”了。秦始皇的暴政遗臭万年，焚书坑儒也不过坑了数百个儒生而已，哪有中共的“焚坑事业”人数多范围广魄力大？难怪毛泽东说：秦始皇算甚么？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古代一般而言诉冤、上访、自杀、集会不是罪，现在则很容易因“破坏社会秩序”被抓被关。党主政权更加歧视、鄙视自己的同胞，更加贪婪掠夺成性不管人民死活，更加虚伪邪恶…。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毕竟有过一定的进步性，创造过一定程度的辉煌，党主专制则更丑恶更反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落世界之后、反时代而动的。

“仁义道德”吃人，“社会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吃起人来，更是毫无顾忌，不但毁蚀了自然环境、文化生态，吞没了天文数字般的生命，而且劫掠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灵魂和精神！中共就象是一头以人为食的怪兽，人的青春、血汗、创造，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人的良知、道德、理想，乃至生命、灵魂，都是它的美食。多少人被吃之后成了工具或伥，甚至化作它的一部分。这无所不在的怪兽，牛皮轰轰画皮灿灿，一付真善美的形象，实则集中了古今中外的伪劣丑陋邪恶。这古今杂交中西合璧的怪兽，津津有味地吃呀吃呀，令我的同胞代代非人，令我的世界七零八落，令我的国家血枯魂灭，令长江贫血、黄河败血，五岳失色，山河破碎，饕餮大口，摧毁着一切真善美的事物。今日中国，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道德环境都遭到了空前的毁坏，官场上尽是些唯唯喏喏猥琐卑下的道德侏儒、文化侏儒、政治侏儒，社会各界也都流行劣胜优汰现象，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落到有史以来最低点，正义，真理，良知，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的一切都遭到了空前的毁坏！

好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不可挡，自由民主人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适性价值，挑战中共的国内“煽动”、“颠覆”力量和国际“反华势力”此伏彼起，渐呈烈火燎原之势，这都是它自造的天敌，也将是它自掘的墓穴。党主专制灰飞烟灭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江前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得好哇：“世界正向着光明和进步的目标迈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只不过谁代表暴力邪恶落后，谁真正代表和平正义进步，不是由正在迅速流寇化的中共的一小撮特权分子说了算的。

注：关于奥尔森的“寇论”，参照陈抗《流寇，坐寇，看不见的左手——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文。

２００５、１、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