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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７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其中原委，《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有详细的披露。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一位闽籍老华侨深情地评述道：“项公没有海外关系，也不是华侨亲属，可是他在华侨的心中，威信之高，无以复加！靠什么？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么是人格魅力呢？对于政坛人物来说，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持甚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有甚么样的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权力。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项南行使其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在于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阻力，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毕其一生所创建的政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记录。
政坛人物的人格，还表现于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下，他能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苍天可鉴：项南的严格自律，已经近乎“洁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于家乡，更不给自己和儿孙谋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远离低级趣味；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廉如水……这些都早有公论，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二
项南是闽西大山的儿子，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闽西苏区的环境里，项南自幼受到熏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后，项南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的考验；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时又因真诚敢言，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被贬到农村劳动；调到农机系统工作后，他又为中国实现“农机化”而耗尽心血；在全民大动乱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关押和轮番批斗……在中国，一个真诚正直、坚忍不拔的灵魂，总是摆脱不了厄运的打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项南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华。在“文革”即将结束、新时期开始那段时间，项南有机会先后考察美国及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在与命运的碰撞中，项南积累了开拓创新、大展宏图的能量。
１９８０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可谓知人善任。项南刚登上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岗位，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无论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还是创建厦门经济特区，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记得１９８１年春天，我和中央党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时，对厦门特区的不成规模深感失望，也对项南面临的难题感到担忧。当时项南主动谈起“真理标准”讨论，他语气坚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实践，现在也在检验真理，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项南紧紧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创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
孙中山先生教诲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一点项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通中央决策层，下接地、市、县、乡官员和黎民百姓。可谓矛盾交织，众目睽睽，是一个绝不轻松的职位。项南以当“太平官”为耻，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战胜重重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善于总结和发挥群众的智能：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受知识分子肺腑之言的启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经”
、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优先搞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为了使福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他当面向邓小平进言，建议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勇敢地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从闽南晋江农民利用“三闲”集资办厂搞商品生产的实践，他看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对振兴经济的强劲动力，看到发展民营经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去落实。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
；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
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
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
三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此书对这段公案的真相有详细的披露。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１９８７年，而项南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２５００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１９８１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１９８５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
，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
、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
、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善良的人会说：项南命苦，好人没有好报。读了《敬畏人民——项南传》就会知道，项南的遭遇，非命也，势使然也。这“势”，就是体制。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项南这样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这种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项南个人。试想，一位锐意改革、政绩卓著的省委书记，下场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从中接受教训、学得乖巧！审视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项南之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紫阳、任仲夷；在项南之后近二十年间，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像项南那样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体制如此，夫复何言！
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屡受创伤的项南不改初衷，后来又以古稀之龄抱病从事扶贫事业。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帐太多，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债了。”这就是项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
四
和胡耀邦一样，项南决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他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转型时期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社会失范，好人、坏人、革新者、守旧者乃至鲁讯说的“冷笑家”
、“做戏的虚无党”一同登台、热闹非凡的时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上长期“左”的精神禁锢，我们在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势力仍然相当顽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补”却抵制实质性改革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口衔天宪，手握大权，随时准备给改革者、特别是给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击。
在这种情势下，像项南这样秉性刚直、行动果敢而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招来的非议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酿成冤案。从项南１９８１年初走马上任，到１９８６年初中箭落马，其主政福建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剧。
何谓悲剧？征诸词典，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他和保守势力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种种“灾难”
，无一不是政坛“众神”
加给他的，而且不是从正面，都是从背后加给他的。
可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是，归根到底，项南的命运并不“悲惨”，毋宁说，他的结局和他的开局一样，是壮烈而辉煌的。不仅他这个主人公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切，更重要的是剧中人，即他一生所挚爱的人民根本不认可“众神”对他的判决。项南骤然去世后，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的悼念是如此真切而隆重，尤其是八闽大地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深情呼唤是如此震慑魂魄……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既表现了百姓对项南的崇敬和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众神”
给项南横加罪名的抗议和轻蔑。
我的朋友张显扬教授曾经说过：“能够在社会转型时期扮演悲剧角色的人是幸运的；悲剧比喜剧崇高，它更具震撼力，更能启迪人的心智。”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人们从项南一生的事业，品德以及不算很特殊但却很典型的经历中，不是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来吗？
五
中国自古就有为贤人立传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呕心沥血写就的《史记》，就为许多贤人立传。司马迁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就是说，把这些人的言行风貌记录下来，略加点评，是想让当下的大臣们当作一面镜子，对照对照，比较比较，“所以自镜也”。
项南是当代中国的一位贤人，理应为之树碑立传。感谢作者胡少安先生，他从１９８６年即开始追踪探访项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１９９７年项南去世后，作为其“忘年交”的胡少安，以诚笃之心为其立传，他历时数载，纵横万里，探访了项南的亲友、同事和上级（包括直接采访华国锋），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几易其稿，写成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敬畏人民——项南传》，真实而生动地展现项南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据作者自述，他写作、出版此书的目的，并非仅限于为传主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命运，探讨一个真诚正直的灵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以求鉴往知来，从中获得教益。这个意图，就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具有理性思辨精神。
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１９８６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历史；只有勇于展示历史真相，才谈得上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瞭政治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也是《敬畏人民——项南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也是最鲜活的历史。要走出杜牧所言“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其中需要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汇聚而成我们民族的历史。此书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历史，折射出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项南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的艰辛、挫折、忧愁和渴望，他的欢乐、悲愤、光荣与梦想，莫不与时代紧密相关。阅读项南的历史，我们在感叹生命如此壮丽辉煌的同时，也会获得自强不息的动力，以及推动中国进步的智慧。
我注意到，整部《敬畏人民——项南传》的重点，落在项南主政福建的那五年。这是项南充分展现其才华和人格魅力，不断开拓进取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同时也是在改革风云变幻中，他作为主人公所演绎的那段时代悲剧达到高潮的一幕；在这里项南充分显示出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向权势低头、只以人民利益为念而不惜失去“乌纱帽”的高贵品质。可以说，这是传记中最精彩的篇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人物传记不是小说，它是以真实、具体的事实为基本元素的。人们渴望在传记中读到真实的历史。正如《敬畏人民——项南传》作者所言：“项南的经历本已相当精彩，只需将其真实地展现出来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任何添枝加叶的虚构，都会成为多余的败笔，而且违背传记作者的良知。”因此，作者在本书写作中，轻文学描绘而重史料运用，力求事实准确，言而有据，其“不隐恶，不虚美；宁可有不尽，不可有不实”的写作态度，我是赞赏的。
在十丈红尘的今天，作者甘愿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坐冷板凳研究考证史料，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为项南立传，的确是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既是作者出于对项南的深厚感情，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传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京——海南
（本文作者孙长江为福建泉州人，著名政治文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撰稿人，现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本文是孙长江为《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所写的序言，原文标题：“悲剧比喜剧更能启迪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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