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逝世引起的政治风波仍然在扩大，这一点可能是北京决策当局所料未及的。他们显然希望八宝山能成为告别这场噩梦的终点，但是，他们错了。在愈演愈烈的抗议和悼念浪潮中，赵紫阳先生的旧部、朋友，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力量之一。这些年届古稀的老人，终于彻底站起来了，在他们的晚年，借着赵紫阳的政治悲剧，成为政治良知的代言人。他们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赵紫阳的朋友，无愧于早年对中国自由和解放的理想，更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他们真的应该使我们这个时代感到羞愧，使这个充满年轻的名利之徒的时代感到羞愧。赵紫阳先生在九泉之下应该为这些名字感到安慰，胡绩伟、李普、李锐、彭迪，更不用说鲍同和林牧等人了。我相信，随着清明节和六四的到来，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为赵紫阳，为这个弯曲背谬的国家和时代，也为自己。人们容忍太长时间了，也没有时间再等了。

在这些老人中，胡绩伟、李普、李锐三位老先生是我比较熟悉的，特别是胡绩伟先生和李普先生，我们还有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这次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李普先生。因为胡绩伟先生能站出来发言，是我意料之中的。而李普先生的政治态度一直比较温和。不过仔细回想，也应该在意料之中。

李普先生是一位很和善、幽默的老人，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坎坷，但他谈起来却非常平静。李普先生的夫人叫沈容，她谈起一家人在文革时期的遭遇，让我感到非常难过。李普先生的祖上与曾国藩的湘军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湖南人。抗战以后他在湖南“参加革命”，后来到重庆新华社，与周恩来等在一起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从此与刘伯承建立了长期的友情。１９４９年以后，他在中南局、中宣部、新华社工作，离休前是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也是１９８９年上街支持学生的两位部长级干部之一，因此六四后受到过批评，后来在李瑞环等人的建议下才勉强过关。

李普先生用“曾与美人桥上别”（刘禹锡诗）来形容自己的一生：早年追求民主和自由，中间却陷入了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运动几十年，晚年又重新开始追求民主和自由。他说的“美人”，就是指“民主和自由”。事实上，“曾与美人桥上别”，几乎是林彪事件以来、文革以来，特别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内高知中的开明人士共同的经历，包括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和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先生、以及赵紫阳的朋友杜润生先生。不过李普先生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相比之下是后知后觉者，他说自己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才刚刚有些清醒，但真正的“觉悟”是最近这十几年发生的，他还特别感谢这些年与李锐等朋友的交流使他“获益匪浅”。

李普先生在中南局工作的时候与赵紫阳就经常有来往，他回到北京以后，赵家也常有人走动。所以这次他站出来为赵紫阳说话，也确实是情理之中的。在这之前，李普先生也写过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文章，代表了他已经踏上了回归自由的旅程。如为《历史的先声》所写的序言，以及《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员》等。我这里想特别介绍一下后面这篇文章，它引发了一场李普先生与中宣部之间的争论。我认为这场争论不仅代表了李普先生反思的深度和争取自由了那种勇气，也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起文化事件。

我们先看看中宣部新闻局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我无意中看到的，作为研究资料，我做了保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文件的来源暂时不便说明。

供领导同志参阅

新 闻 阅 评

第３４３期

中宣部新闻局                                               　　　　　　　　　　　　　２００３年７月４日

炎黄春秋２００３年６月号刊登李普写的《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一文中说：“胡适开了第一炮，”“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结果，胡适被警告，新月书店被查封。“鲁迅本来应该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却站在这些人权派背后放冷箭，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文章还说：“瞿秋白、鲁迅《王道诗话》中引用英文《字林西报》所载胡适谈话中说：”任何一个政府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固然站不住脚，而且’权力‘与’权利‘也分不清。他们都是文化’泰斗‘，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也应当补课吗？“他提出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补”人权课“。

阅评员认为，无论是对封建主义，还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鲁迅都堪称勇敢的斗士。这篇文章百般吹捧胡适，而说鲁迅“站到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去了”，是错误的。对于胡适所讲的人权，瞿秋白于１９３３年３月６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王道诗话》，揭露他是用人权粉饰反动统治，是得到报酬的。（新闻阅评小组）

本期加发：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

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６２４９期                            　　　　　　　　　　　　　　　　　　责任编辑：柴全经

这是一份具有时代特征的文件，它表明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其发言人告诉世界“我们不存在新闻审查”、“媒体是独立的”等说法，是一种政治谎言。面对这种压力，李普先生通过《炎黄春秋》转了一份回信，这份回信是这样写的：

《新闻阅评》第３４３期对《炎黄春秋》所载拙文提出批评，我即感到高兴，也感到遗憾。我高兴的是：此前有关方面凡有某人对某报刊某文有不同看法随即电话下令处置，而不见文字，至少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这次是一个进步：它使我能进一步思考我的观点，并且写出我来让有关同志知道分歧所在。我遗憾的是：这种“阅评”方式本身、特别是此次针对拙文的阅读意见，不仅不利于自由地讨论真理，更可能把单纯的学术问题无限扩大，而这一点，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有着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

首先，拙文关于鲁迅和胡适的评价完全是学术上的，而这一问题也在思想学术领域一直存在争论，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退一步说，拙文并没有否定鲁迅的伟大，而仅仅就他在胡适等人发动的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人权运动一事中的某些反应提出质疑，拙文强调的是，在这一个别事件中，鲁迅确是“在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显然，否定“一个指头”不等于同时否定其他“九个指头”，这应该是逻辑上的基本常识。

其次，廿一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民主与人权必将大大发扬。近年来学术研究和政治文明的某些进展也表明，我们必将大大地提高对人权问题的重视。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参与并鼓励宪法知识和人权知识的研究与学习，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进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补人权课”不仅是政治现实，也是建立政治文明国家的内在要求。“谈人权而色变”代表了一种非常落后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早已被“高级知识分子”所抛弃，更因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逐步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和研讨而被国家政策所否定。与上述判断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我相信我们必将大大提高对胡适的评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权研究在学术领域早已经不存在禁区，而拙文仅仅是从学术文化层面对此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对这一看法进行某种政治暗示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我以为汲取历史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我国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武训传》开始，接着批判俞伯平对《红楼梦》的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最后发展到十年浩劫。其显著的共同特点一是用政治帽子解决学术争论，二是一边倒，不许反驳，害怕辩论。我建议开展学术上的争论，也欢迎就拙文的观点继续进行理性的讨论。

　　　　　　　　　　　　　　　　李　普

我不想全文引用李普先生《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络上查找阅读。但我希望这封回信值得人们保存下来。也许未来的人们，以及那些生活在“１９８４年”以外的世界的人们，不能理解这封信的价值，不理解“中宣部”所代表的那种恐怖力量。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对于象李普这样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辩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不仅在捍卫一个党员说真话的权利，更是在捍卫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个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日益法西斯化的最高权力。焦国标先生对中宣部的批评是一种传统式的调侃（我无意否定焦文的价值），他把自己放在杂文语言所构建的那种文化退路中。李普对中宣部的回信是一丝不苟、条分缕析的辩论。这一辩论再没有下级对上级、或失意文人对朝挺的抱怨和杂文式的嘲讽，而是完全站在现代公民权利的立场上为基本人权申辩。这一点正如他在《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一文中所说的：“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

我与李普先生和沈容阿姨已经近一年没有见面了。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更加想念他们，想念我们一起在海边度过的那些日子。这些天李普先生为赵紫阳逝世所发出的那些评论，我看得热泪盈眶。我多少能感受老先生心中的那种悲愤、难过和坚强。遗憾的是，由年轻的名利之徒控制的国家不能也不配感受这些。由于我的疏懒，也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我在出国前也未能到家中话别，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曾与美人桥上别”所代表的那种命运。事实上这些老人不仅在文化上早就思考过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在“公民素质”方面，也远非我们这些骄傲的一代所能比拟。他们身上的那种温和、当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晚年的勇毅，特别是自我反省的精神，是我们不具备的，更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精神财富。那些苛责这些老知识分子的人可能不明白，这些党内的高知站起来不仅要超越我们并不拥有的体制约束（包括利益约束），更要超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文化负担。想想自由派知识分子海内外的纷争就足够让我们羞愧了。在这羞愧之余，我愿意向李普先生所代表的那种大知大觉的力量，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０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