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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她不仅知道那位遇难学生的名字，而且还同他有过不少交往，甚至还曾请他到家里吃过饭。她告诉我，那位学生遇难后，她还曾同死者家属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我听了非常激奋，心想，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在寻访“六四”受难者家属这件事情上，并不难在找不到线索，而是难在找不到掌握线索的人，更难在找不到愿意提供线索的人；对我来说，还难在愿意提供线索的人未必愿意向我提供。自从我１９９１年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采访受到当局整肃成为“问题人物”以后，过去和我有过交往甚至关系很密切的朋友渐渐与我疏远了，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几乎生活在孤岛上。我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少同周围的人们来往，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想与受难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总是想着要找到他们。使我感到宽慰的是，随着我所从事的寻访活动渐渐为人们所了解，原先我所处的那种“隔离状态”终于发生了变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心所向吧。
更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没过多日就给我送来了陈家的详细地址，而且还通过死者生前的同班同学与死者家属取得了联系。
于是，在七月份炎热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陈来顺的一位同学带路，坐公交车来到城东南一条曲折、狭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车进了院子又拐了好几道弯，这才进了陈的家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两间里外间的旧式小平房，挨着外间又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室内陈设简陋。一张５０年代流行的双人床，两把简易木扶手沙发，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这不由使我回忆起７０年代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从干校回来就是这样家徒四壁，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这个家庭到了９０年代还是这样一种境况，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我们找到陈家时陈的母亲恰好不在家里，坐定后，死者的老父亲为我们沏茶。没有茶壶，用一只破旧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里倒水；没有茶几，就搬来那把旧木椅让我们放杯子。老父亲知道了我们是从人民大学来的，还以为我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他们的，强忍着悲痛说了不少感激的话。我不忍心做出澄清，因为我从谈话中知道，自陈来顺遇难、办完后事后，除了陈生前的一些同学不时来看望过他们，学校方面再也没有人踏进过他们家的门槛。这位老人年岁大了，头脑里尚记着多少年前共产党的所谓“革命老传统”，以为家里遭了难，逢年过节一定会有“领导”来“看望”的。但是这次他错了，他不明白他儿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死者做出任何“政治结论”，“领导”怎么会来慰问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也是不敢上门的。
说话间，老母亲回来了。看得出来，她的性格同她的老伴迥异，淳朴中透出倔强。当她得知我也是遇难者的母亲后，止不住向我尽情倾诉，我也是在哭泣中倾听她的诉说。
老俩口原来老家在河北农村，４９年前来北京做小买卖，５５年“公私合营”时作为小业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夫妻俩成了一家工厂的工人。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陈来顺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也是几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因此，家里省吃俭用为他提供条件，几个兄姐从没有过埋怨。陈为人宽厚，学业优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高材生。他是他全家的骄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难，给这个家庭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老母亲反复这么说。有多少语言能顶得上这句最最平常的话语呢？
从陈来顺的姐姐那里得知，６月４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严部队驱赶得无路可走，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被罪恶的子弹射中头部丧生的。他姐姐每当谈起他弟弟的遇难，常常泣不成声。她是大姐，弟弟从学走路开始就由她照管。她说她有时骂他，可又疼他。那天他离家时，她久久地望着他细高的背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她说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姐弟俩的永别。
那次临走的时候，老母亲要我们看看她儿子生前的“书房”，那不过是一小间地震棚，是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来的，因住房紧，一直没有拆掉。儿子生前就是在这不足６平方米的房间里苦读。现在人去屋空，但房间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
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与死者母亲始终保持着联系。她很早就融入了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不仅每次都加入群体的联署行列，而且主动地投身于寻访其他同命运者的活动。在目前已收集到的这份“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中，就有好几位是这位老母亲不辞辛劳、不避危难，从她的工作单位、街坊邻里或亲友那里打听得来的。由此，她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对她的监控和打压也随之而来。
这么多年来，陈家是街道派出所民警常常“光顾”的难属家庭之一，名义上说是“看望”，实则是监控，尤其是在“清明”和“六四”周年的时候。但这位老母亲是勇敢的。面对警察，她常常反诘来者：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问问你们呢，我这么个儿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要是“暴徒”，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的上级给我个交待！诚然，这是所在地区的片警不得已为之的“例行公事”，但是，作为一个“六四”受害者亲属，作为一个公民，凭什么要受此“特殊待遇”呢？
这种防范性的监控有时做得竟让人啼笑皆非。在多年以前，居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在贾庆林就任北京市委书记不久的一天早上，陈家所住的居民委员会突然给平日里独自耽在家里的陈父分派一项“重要任务”：要他去看管所住地区的一位精神病患者，并给了他十元人民币，说是作为他和被看管者一天的餐费。陈父是一个老实人，他不明就里也不问个明白就接受了此项“任务”。待到天黑回到家里，却遭到老伴一顿数落：“你真傻啊！今天贾庆林视察我们这个街区，这条街就咱一家‘六四’难属和那一个精神病患者，找你去看管那个精神病人，不也就把你自己看管起来了！”陈父这才恍然大悟。
陈父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自从儿子遇难后，更变得寡言少语，终因郁积成疾于２００１年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向守候在身边的家人吃力地伸出一个小指头，随之面颊上流下了两行混浊的眼泪。家人都明白他心里挂念的是什么。来顺是他的小儿子，儿子死得太冤了，但他已等不到云开雾散为死者讨回公道的那一天了。
这些年来，我眼看着“六四”难属中一个又一个父亲或母亲过早地离开我们这个群体，心里头常常产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悲凉之感。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少个十五年啊！人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不公和不平，又有那么多的无奈和遗憾呢！
（丁子霖２００５／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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