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儿子遇难了，他进了“清查办”；为了表示“效忠党国”，他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人们以为他的儿子还未成年，其实他的儿子已经３０多岁了。

她的丈夫遇难了，当她得知丈夫被枪杀的消息，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

她的儿子遇难了，遗下一个５岁的小孙女；孙女身体孱弱，还有病。白天她儿媳上班去了，剩下她一老一小苦苦熬日子。

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死难者及其亲属的消息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想要找到他们。

那位死了儿子还帮着政府搞“清查”的人我早听说过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他与我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姓王，是学校的一个“纪委”（共产党内常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人们都骂他没有人性；说政府把他儿子打死了，还表态拥护政府的“平暴”。我还听学校的一位青年团干部谈起过他：“别人搞清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能放过去的就放过去。他可不，死抓不放，没完没了，真不知道上头给了他什么好处？”果然不久，我在学校教工食堂对面的告示栏内发现了此人的大照片，原来他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党员了。

我厌恶这种人。我不想去找他；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敢去找他。可他的儿子是无辜的。听人介绍说，他儿子是一位有抱负、有良知的青年，当年在京郊“插队”（“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形式）时与一个农村姑娘相恋成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我决定绕开那位“纪委”干部直接去找遗孤和遗孀母女俩。可是，我托了很多人都没有打听清楚母女俩的下落，于是只好暂时放下。

在那段时间里，使我略感欣慰的是，我的朋友张先玲女士终于通过熟人找到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但这位母亲有很多顾虑，不愿多说，也不愿同我们多接触。我们想找她的儿媳，她也一再推托，说她的儿媳是个烈性子，要我们不要去找她。于是我只能再次放下。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连找到了好几位“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其中有一位姓张的遗孀，她就住在我所在学校的附近，是一所小学的教师。

这位遗孀性格爽朗，直率中带有几分泼辣。她告诉我，她丈夫叫王一飞，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遇难前任职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公司。那年北京闹学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门，他俩觉得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应该去声援。６月３日那个夜晚，她和丈夫一起离家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担心女儿在家里害怕，就劝说她回去了。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诀。小伙子是在离木樨地不远处的中科院院部门口中弹身亡的。丈夫去世后，她就靠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抚养幼小的女儿。生活是艰难的，但她决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们家多年来的一个邻居，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对她的态度突然变了，常常欺侮她母女俩，稍有小小摩擦就恶语相对，辱骂她丈夫是“吃枪子儿死的”。有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了骂人者狠狠一拳，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为此，那个恶邻告到法院，逼她打了一场官司。人家有钱有势，结果这场官司她打输了，赔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医疗费。尽管如此，她也并不后悔，她说她维护了她丈夫的名誉，自己也出了一口恶气。

来往多了，自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次，她带着几分神秘地问我：“丁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不是张某某吗！”“我是说我是谁家的人？”我回答说不知道。她这才向我坦诚相告：“我就是你们人民大学纪委副书记王某某的儿媳妇。我公公这个人你一定是知道的。他是个老‘左'。”“是吗？”我一怔。我怎么早没有打听清楚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她的那位公公因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立场坚定表现好”而居然从“纪委”的一个一般干部升任为“纪委”的副书记了。而且，从她那里我还弄清楚了，那位失去儿子不愿同我们接触的母亲，就是她的婆婆。而她自己，就是我早听说过的那位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的烈女子。

啊！原来他们是一家子。

看来那位婆婆的头脑是清醒的。她不愿向我们介绍她的儿媳，是怕她“闯祸”；而她不愿提起她的老伴，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然而，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不能按常规去推断，尤其是在一个反常的国家里。从小张那里，我知道了她公公内心的另一面。这位“纪委”副书记在单位里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但在家里却总是低着头，沉默无语。有时儿媳数落她，他也常常默不作声。儿子生前培育的一盆君子兰，他细心照料，爱护备至；几年来，总是搬进搬出，从不懈怠。很多年了，他一直没有舍得将儿子的遗骨移到墓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里。后来老俩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后之事作了安排。他托付儿媳将来把他们老俩口和儿子的遗骨一起运回山西老家安葬。老俩口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党政干部，一辈子没有多少积蓄，婆婆悄悄交代儿媳，她死后把她的遗体卖给医学院作解剖，也可补贴一些孙女上学的用途。

听了这些，我一阵心酸。我对他的厌恶、反感消失了，觉得他活得太可怜。人既非圣贤，亦非草木。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几十年的厮杀，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人变成了两面人。人类的善良、人类的同情、人类的爱，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只能通过扭曲、隐晦甚至变态的方式表露出来，而且只局限在私人场合；在公众场合，人只能充当各种各样的符号，没有意志，没有爱憎，甚至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悲剧！

我们同死者的母亲相识不久，她就因患心脏病离开了人士人世。现如今，小张也携女远嫁异国他乡，她实在不愿意再留在这块令她心寒齿冷的土地上了。现在，共产党给予那位“好干部”、“好党员”的种种“报偿”也早已烟消云散，他儿子生前留下的那盆君子兰，想必也早已枯萎了，所能留给他的，恐怕惟有对死去儿子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了。（丁子霖执笔 ２００４１２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