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年前的那场杀戮中，有不少女性死于非命。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叫张瑾。

     在我的面前，放着她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张瑾生前照的。她身穿火红色的上衣，背靠在一辆小卧车上，那圆圆的脸，甜美的笑，洋溢着春的活力。谁见了都会喜欢。

一张是她遗体的照片。她那苍白的脸，紧闭的双眼，一头散乱的乌发，殷红的鲜血从她头部的弹孔中渗出……。谁看了也不忍再看第二眼。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那是造物主的赐与；有了它们，世界才有了意义，才值得人们留恋。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邪恶，它们仇视生命、仇视人类、仇视一切美好的东西，它们使世界变得可憎可怖，它们使每一片土地沾满血污。

姑娘那年才十九，正值豆蔻年华，却象折断了枝条的花朵那样突然间枯萎了。

她是张家的幼女，是父母的一颗掌上明珠。她毕业于一所职业高中，遇难前正在一家著名的培训中心接受从业前的职业培训。她天性活泼、开朗，无忧无虑。象许多同龄的少女一样，她有一位倾心的男友相伴，正沉醉于热烈的初恋，世界在她的眼里是那样温馨和富有诗意，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仇恨与邪恶。

6月3日晚上，京城的青年男女怀着满腔热血和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上了街头，张瑾和她的男友也一起来到了西单附近。这时，正遇上戒严部队的疯狂扫射，男友意识到情势的危险，当即拉着她躲进民族宫旁的一条小胡同，却又遭到了戒严部队的追杀。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在一阵乱枪中，她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头部，应声倒在了男友的身边，从弹孔冒出的鲜血溅满了旁边商店橱窗的玻璃。在那祸从天降的一刻，她的男友发疯似的冲进商店寻找棍棒要去同“大兵”们拼命，好不容易被周围人群拖住劝阻了。当她的男友与民众把她抬至附近的一个居民院子时，她已经气息奄奄，说不出话来了。她被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终因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停止了呼吸。

张瑾的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公务员，母亲是一个缝纫女工。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这对中年夫妇的精神几近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睹物伤情，无法耽在家里，常常独自一人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转悠，天黑了，夜深了，街上行人消失了，她仍然流连于街头巷尾。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诉说，她在那些日子象丢了魂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觉得没有一个着落。

张瑾的父亲不善言词，女儿离去后更是成天沉默寡言，然而内心却悲愤难平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1989年7月8日香港《文汇报》上赫然见到一条“香港中通社北京七日电”的消息，标题为“戒严之下坦然宣布误杀群众后事办妥，死者家属未称不满”。文中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菘向记者透露：“北京‘六四’事件中被误伤死亡的群众，后事已作妥善安排。”俞称，“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亡的群众之家属，……抚恤金按每个死者家庭的不同情况核发，一般在一万至两万元人民币之间。对于死者的子女，政府则抚养至十八岁，并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俞表示，“至今为止，死者家属还没有对后事处理不满意的。”堂堂一个中共官员，居然在公开的媒体上撒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老实人想事情总是那么老实，他想他的女儿当属于“误杀群众”，政府是要管的。于是他给北京市政府写信询问，但结果是石沉大海；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依然杳无音讯。他失望了，也清醒了。一个用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还能希望它做什么呢！

但他把那份载有谎言的报纸剪了下来。他要留作历史的见证。

那么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珍藏着姑娘的那两张照片。依然是那圆圆的脸，甜甜的笑，全身充满青春的朝气。我常常想，如果让她活着，她一定会幸福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她(他)们而存在的。

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张瑾的父亲也已离开了人世。多少年来，张父思念他死去的女儿。他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对女儿的那一份爱怜，那与日俱增、无法排解的悲愤使他过早地罹患上多种疾病。数年前，他突患脑中风、胰腺炎、直肠癌等重症，几度从死神那里挣扎着活了过来。但是，即使在重病期间，他都没有放弃要给死去的女儿讨回公道的信念。就在他2004年去世之前，他在家中会见来访的记者时，还一字一句把“六四”后北京市政府要员在香港喉舌《文汇报》上散布的谎言说给来访者听，对方实在听不清楚，他就让妻子翻译。他一定要把郁积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这是张父生命中最后一次发出的声讨。这年的10月，他含冤离开了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我们这个他曾经从中感受到温暖和吸取过力量的“六四”受难者群体。

（丁子霖执笔  2005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