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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数年，当我拿定主意要去寻访那位遇难女生的亲属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位干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时的她已判若两人。当我问起那件事情时，她说话吞吞吐吐，一再说她已经记不得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地址了。还说，事过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都上交校部封存了，现在已无从查找。这也许是实情，我当然只能理解。可当我恳求她告诉我那位女生生前的同学或她所在班的班主任时，她却匆忙离我而去了。她拒绝向我提供任何线索。以后她再见到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唯恐我再提起这件事。
我深感世道人心变得太快。在“六四”那场劫难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怀着对那场大屠杀的义愤，怀着对死难者的同情，奔走相告，慰问遇难者亲属。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得到过许多同事、朋友们的抚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可是，“六四”过后，当局对８９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进行了大搜捕，继之又在党政系统实行了大“清查”，胁迫民众表态“拥护平暴”、“效忠党国”。这一系列政治高压导致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曾经一度沸腾的社会很快就沉默了。人们出于自保的心理，再加之当局对“六四”大屠杀采取强迫“淡忘”的政策，渐渐的，那些在当年那场劫难中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就成了人们交往中的一个“禁区”，人们对于这类“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家庭也就噤若寒蝉，不再提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受难者的情况和线索，也就渐渐被湮没了。
但我并不甘心。我又去求助该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心想，他们家从我们父辈起与我们相识、相交数十年，总不会拒绝我的求助吧。果然，他答应了。于是我天天等待，等了三个月，好不容易等来了那位遇难女生的名字，其他一切他说再让我等一段时间。于是我又等待，一等又是好几个月。但当我再见到他时，他却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也不再提及。我非常失望，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教授。我理解他的难处，想必他为了查明那位遇难女生家属的情况，一定是碰了不少壁，已无能为力了。我只好另想办法。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位受我之托的年轻人交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有那位遇难女生的名字——张向红，纸条上还详细写着这位遇难学生的家庭住址。当我接过那张纸条时，那份苦涩的兴奋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地址是怎么得来的，但我能想象到这个地址得来之不易。
我再也不愿等待了。第二天，我就按纸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张家所在的那幢住宅楼。我叩开了张家的门，但出来开门的却并不是张家的人，原来张家已搬到别处去了。想不到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但我这次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青年人。他听我说明了来意，动了恻隐之心，告诉了我张家的新址。
终于找到了，但离那场劫难已过去整整四个年头。死者的父母都已经是退休的老人了。母亲目光呆滞，头发几乎都白了，当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在她手里一茬一茬的幼儿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可她自己最心爱的幼女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永远离开了她。死者的父亲５０年代初曾是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这位当年的“最可爱的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同一面军旗下的“战友”们的枪口下。
初次见面，两位老人得知我是人民大学的教师，还以为我是代表校方前去看望、慰问他们的呢。然而，当我说明我的儿子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情况时，他们脸上那份感动的神情顿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难以掩饰的疑虑和惊恐。看得出来，两位老人对中共当局还心存幻想，他们相信女儿的死纯属“误伤”，相信政府方面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对待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或遭难的人那样来对待他们。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在漫长的孤独与压抑中等待着，他们不愿接触外人，外人也很少接触他们。他们不想再提起女儿的事，在他们潜意识之中已把女儿的死当作了一个“禁区”。
那次会面的气氛是凝重、沉闷的，好像没有多少话可说。但是，谈话间他们也许明白了什么。在我的一再询问下，死者的母亲终于开了口。
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６月４日晚１１点左右在天安门广场外前门附近中弹身亡的。当时她同她的嫂子正好路过前门附近，恰遇戒严部队进逼天安门广场，人群被冲散了。她们两个弱女子躲到了小树丛后面。可她的女儿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她是倒在她嫂子的怀里慢慢死去的。
她一再声明，她女儿从小到大一直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从不做越轨的事情；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天夜里她是从朋友那里回家途中遭遇戒严部队开枪，因此她的死纯属无辜，她身边有嫂子可以作证，她是中共党员……。老母亲这番话说得极快，几乎不假思索，没有停顿，而对于那场大屠杀欠下的血债却只字不提，更不要说谴责了。我想，自她的女儿遇难后，她在面对女儿所在的学校、自己和她丈夫的单位、她所居住的街道、邻里、友人时，都是如此这般地讲述的。“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肃杀和恐惧把两位老人怔住了。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会有变化的。自从与这家难属建立了联系，两位老人渐渐走出了恐惧和孤独，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没有多久，他们又参加了我们这个群体为寻求正义而发起的联署活动。２０００年，他的长子在美国公开了自己作为“六四”难属的身份，会同王丹、周锋锁等一些流亡学生，共同发起了起诉“六四”大屠杀元凶之一李鹏的法律行动。这个“六四”受难家庭终于冲破了心灵的禁区，要回了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５／０１／０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