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2004年12月6日中午，我刚起床洗漱毕，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我迟疑了几秒钟，就将左眼凑拢猫眼，但见外面浮现出两位陌生农家妇女的人头。哦，原来是乞丐！我叹了口气，急速掏皮包搜出5元零票，脑子里却闪过年关唱着连花落乞讨的传统群丐图——有一年有一天的大早，我父母家门口一下子来了五个河南男女，一边说一边唱“新年大吉，福寿无疆”，闹得人不好不给压岁钱。

我右手开门，左手把5元钱递了出去，门外迟迟没接，我就抬起头。两个女人衣着挺旧，却显得朴素而干净，她们镇定地盯着我，目光中没有乞讨者惯有的畏缩和讨好。几经推让，我尴尬地垂下捏钱的手，她们却悄声说：“我们是练功的。”

声调轻若耳语，我的脑门却在一瞬间轰然炸开了。好半天，脸前的雾才散开。而她们也一直警惕四顾，把斜挎的黑塑料包搂紧——后来知道包里是法轮功的宣传单，她们大约已在附近的居民区挨门挨户散发了几百张。

我犹豫了分把钟，才顺水推舟地接待了她们，我感觉到自己怯弱的心跳得剧烈——由此证明，我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料，也不敢妄想做底层贱民的代言人——正如若干年前，我不该录制那盘招灾惹祸的《大屠杀》磁带，我怕得要命。

这些年，我听说过不少法轮功的事儿，除了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正反报道，就是朋友们在饭桌上的种种传闻。老李曾说，他们的西郊养鸡场发现了一包资料，我们急问什么内容？老李却叹息道，他都没来得及打开看，就被怕得要死的岳母夺过去销毁了。

王胖子接着讲了法轮功进四川大学校园撒传单，被大学生当场捉拿的事。“邪教的定性已深入人心了，”他板着宪政学者的面孔评论道，“共产党洗脑太厉害。”

接下来，某记者谈起法轮功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全省的法轮功都在那儿，大概有上千人，”他说：“官员、教授、农民、下岗工人，什么职业都有，把他们分别安插在普通刑事犯人中间，三个或者四个刑事犯对付一个法轮功，24小时轮班监护，不准盘腿，两手不准互握，嘴巴也不准念念有词，否则就一窝蜂上去掰腿掰手掰胳膊，并吼读反邪教的正面报刊文章以干扰思维。”

“这么干？太新鲜了。”大伙议论道。

某记者继续说：“这叫转化。据说转化法轮功是有奖金的，按社会地位的高低，劳教警察转化了一名处级以上的干部或教授，得500元；科级或讲师200元，农民或下岗职工转化容易，只给50元。”

“教授和农民的差距这么大？”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趁着酒劲吹牛说：“能混进劳教所采访就好了。”

“你是无业游民，”王胖子可恶地讥笑道，“比下岗职工又低一等，转化你也许只得5块，连买一斤猪肉都不够。”

大伙忍不住哄笑。火锅里的辣汤翻滚着。

这两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没有开门递出5块钱时，她们与我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也与绝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不相干。当我找出几页纸，克制住手脚的哆嗦，按习惯记录“天气：晴；姓名：陈某某；年龄：55岁”之际，某种抽象的同情和可以作为谈资的正义感就随着血的涌动而变得具体——这也是日常生活！我想起昂山素季的话：“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的日常生活。”

我访谈了三个半钟头，然后梦游一般送客。记得还握了手，说了“当心尾巴”。门一关上，我又从七楼窗口俯视她们的背影，眼眶不禁湿润了。

这个世道真是疯了，连这么平和的女性也进过精神病医院——随后几天，我一直尝试整理记录，却始终心绪不宁——这种预感终于在2004年12月14日傍晚成为现实：刘晓波和余杰因言论罪遭传讯，在他们被拘留审讯的十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炸起一片片“他们动手了”的惊呼。

作为两个著名文人的好友，我却在便衣们的阵阵擂门声中不明不白地翻窗而逃。我长跑多年，外表结实，内里却已吓破胆子。我竟忘记了610办公室的厉害——采访法轮功迟早要惹事！

老威：您们敲错门了吧？

陈氏：老师……

老威：哦，明白了……这是5元钱……

陈氏：您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

老威：我没说您们是乞丐。快过年了，在外头讨生活不容易嘛。

陈氏：谢谢老师的慈悲心，我们真的不要钱。

老威：就别客气了。哦，家里还有些女人穿的衣裳，我清理一下……

陈氏：我们啥都不要，我们是，是练功的。

老威：功？！

陈氏：法轮大法。

老威：是么。

陈氏：能进屋吗？

老威：这个，这个。

陈氏：我们没安歹心。

老威：你们……没长尾巴嘛？

陈氏：尾巴？没有。如果有，我们能感觉到。

老威：请进。

陈氏：谢谢。

老威：随便坐吧，我来泡茶。

陈氏：谢谢！看这屋里的布置，书和字画,老师您是文化人。

老威：勉强会写几个字。

陈氏：您和大法有缘啊。

老威：知道得比较早，但我生性懒惰，任何功都练不了。

陈氏：您能让我们进家门，就是缘分，就是真善忍。因为现在这形势，许多人都害怕，莫提进门，就是瞅见我们在门外站着，也心头发慌。有的还打110报警。

老威：这么近距离看，你们不是妖魔鬼怪嘛。

陈氏：我们不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胆小如鼠，怕这怕那，可自从信了法轮大法，心里有了李洪志师父，心态就放平了，就不怕了。日夜不停的转法轮使人百毒不侵，所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义务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了解：法轮功是正，共产党是邪，不管他们动用如何的邪教手段污蔑、迫害，可邪不压正。我们的弘法行为也就正正大大。

老威：我曾在小区内捡到过法轮功散发的宣传单。

陈氏：只要有空隙，每家每户我们都送。今天上午，从温江县城一路过来，20多公里，我们散发了几百张。提包里还剩一些，估计天没黑就能送完。老师您上网吗？我这儿有明慧网址，通过动态网、自由之门、无界浏览都能打得开。

老威：你们也能用代理服务器？

陈氏：我们岁数偏大、文化偏低、眼睛偏瞎，弄不了电脑。可功友中的能人很多，经常从明慧网、踩江网上搞资料下来，私底下印刷了再传播出去。

老威：你们的地下工作搞得不错。

陈氏：我们没组织，不搞地下工作，不违法乱纪。

老威：退回去五、六年，在我这楼底，天天有法轮功聚会。老头老太太，好几十，一早一晚都从五湖四海的家门口汇集到“法轮大法”的小横幅下，念书练功，秩序井然。我记得黄忠小区辅导站站长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笑模笑样的，经常在大堆人群里边讲边示范。说实话，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也会成邪教，顶破天，集体气功嘛。不管治不治病，中老年人成群结队，有自己排解孤独、苦闷的去处总是好的，比打麻将好，比扭秧歌好，犹如日日上心理诊所，将家庭里两三代人的鸿沟也填平了。还有，一练功就不吃药，又为祖国节省了大笔公费医疗。我还嘀咕呢，人人都“真善忍”，逆来顺受，共产党的江山岂不成了铁打的？

陈氏：老师您在开玩笑？

老威：没有，是江泽民在开国际玩笑。因为许多共产党员也练功，他担心练功的人数会超过党员的人数。风向转得太陡，功不敢再练，可一早一晚，不敢练功的人们还聚，干啥？跳民族舞。录音机里放的音乐很烂，宋祖英唱的《爱我中华》，《56个民族56朵花》，那些粗腰肥臀扭得实在太难看了……而那个法轮功的女站长也经常在舞阵里，有时也站出来做做示范。看来，她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陈氏：老师您只看了表面现象。练功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了消孽，清除心上的毒素，治人先治心嘛。不能公开聚会，就化整为零，在家里练嘛。如果家里不安全，要被告密，株连亲人，就找更秘密的地方。不瞒您说，我躲在公墓里也练过。当然，练大法也有层次，有些人，象您刚才讲的，外面不练了，和大伙一道换一副汤头，跳舞、做操、打麻将，好让政府放宽心，可私底下呢？内心呢？练不练？悔不悔？因为人一旦相信并练习过大法，尝过甜头，身体和精神自然会向往更高的层次；如果因为外部的逼迫而退缩，而放弃，罪就更大了。

老威：比不练功的人还大？

陈氏：对。我是温江和盛镇某某企业的退休职工，加入过共产党，有30多年党龄，可到头来孽报深重，不能自拔。我只拿几百元退休工资，一年却至少有一个季度在看病吃药打针。长期下来，不仅药罐罐越背越沉，身体也变成过敏性体质，每遇大病，任何医院都束手无策。当时我觉得下半辈子没救了。

1999年4月的一个太阳天，我偶然在和盛街上碰到一个熟人，神清气爽，显得极年轻。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过去也是著名的药罐罐，弓腰驼背，要死不活的，咋几个月不见就换了一个人？于是我拽住问长问短，这样，我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

老威：我1997年就看过《转法轮》，可惜没照着练过。

陈氏：我那时正处于病急投不了医的情况，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就借了本大法入门书，躲在卧室内对着镜子偷偷地学练，日夜不停地坚持了三个多月，感觉身心变轻松了，一做体检，长期折磨我的肾盂积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重风湿，以及心跳过缓（每分钟只搏40次）等病，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痊愈了。

老威：这么神奇？

陈氏：对，就剩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还没断根。

老威：我能感觉到你的喘息比一般人重。请喝点水。

陈氏：您住得太高，放在几年前，我爬不上这七楼。

老威：所以你成了大法弟子？

陈氏：对，并且带动我周围的人练。大家经常交流，邻里关系也变和睦了，只要碰面，开口闭口都笑；活了几十年，我也算过上了看得开﹑不发愁的幸福时光。可是到了1999年7月22日，镇上突然开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不准党团员和干部练习大法。我当时的反应是，明明是一种能治病的正派功法，咋会转眼就上升到政治高度，定为“非法组织”“歪理邪说”了？不过，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经历过文革等大小运动，晓得共产党的脸说翻就翻，象个情绪不稳定的泼妇。

我们先以为化整为零，悄悄练，过了这一阵风就完事。可后来，政府的调子越定越高，挨家挨户地查，跟抓逃犯一样，个人“犯事”，还要株连家属。于是，无立锥之地的我和另一个功友，在2000年1月15号进京上访。我一路打腹稿，准备心平气和地找上面评理，我想说：“你们搞错了，法轮功能治病，我自己就是证明。”那天我们下了火车，连水也没喝，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脚跟未稳，警察闪过来问：“法轮功？”我们答是。马上就被反剪胳膊弄上警车，押送到天坛公安分局。一群警察围着审，姓名，住址，哪里人，练功几年等等。

北京打电话通知四川，我们被关到第二天，就被当地的610办公室接了回去。临行前又搜身，我们的随身现金680元全没收了，并且没打收条。民警冯某某还说：“老子们这一趟太辛苦，就当出差补贴吧。”

回温江后我们被治安拘留了15天，行政拘留了2天。

老威：上访一趟，行程几千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就叫弄回来了。

陈氏：是的。

老威：曾有句玩笑话：天安门广场上，每隔5块地砖就立着一个特务。你们为啥不警惕、一问就承认是？

陈氏：修炼大法不可以说谎，否则孽报就落到自己头上。

老威：原来如此啊。

陈氏：我从派出所的拘留黑屋放出来才三天，镇上又有功友继续上访。610怀疑是我唆使，于是我第二次被治安拘留15天。再次释放后，我的房子被查封，政府指令我搬到一处便于他们监视的又臭又潮的猪圈房里。2002年2月我的退休工资被扣，每月只发放120元的最低生活费。由于我仍不承诺放弃大法，生活费又从120元降为50元。50元，连米面钱都不够啊！

这还不算解恨，2000年7月1日，镇政府通知我下午3点去学习，但我刚刚按时进了门，就被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当胸揪住，噼里啪啦扇了十几个耳光。手打痛了，他又卜卜吹气，捏起拳头，凸出中指关节，雨点般敲我的脸。一会儿，我就肿得满脸花，看人模糊起来。支持不住摔地上，脑壳又挨了十几皮鞋尖。跟着，我被倒拖出办公室，在中心院坝内，我象一个肉皮球，被人们又踩又踢，我不由自主地遍地滚，却无缝可钻。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街上的群众都拥入政府大门看热闹，还大喊：“打法轮功啰！快来看嘛！”

老威：没人劝阻么？

陈氏：没有。

老威：无法无天呀。

陈氏：不晓得不晓得，我已看不见听不见了。只感觉到四周密密麻麻的人腿杆，一会儿退一会儿进，天和房子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大概怕被群众当场打死影响太坏，我又被倒拖双腿，弄进大会议室。群众被隔在外头，又跳又喊：“打死！打死！！”于是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副镇长黄某和张某，在大堆人脑壳的鼓舞下，轮番上。一人整累了，就退后歇气，另一人变着花样上。我被弄跪着，光脚板被拧成股的铜芯电线细致入微地抽打。4个小时啊，折磨没间断过。

老威：你当时的意识还清楚么？

陈氏：不晓得。晓得的只是“真善忍”。

老威：其他呢？

陈氏：偶尔也有一两句话飘进耳朵里：“陈某某，你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还有：“打死法轮功不负责！”

老威：还有呢？

陈氏：没有。除了“真善忍”，除了李洪志师父。法轮在转啊，从五脏六腑向外，越转越开，把那些打你的手，踢你的脚都转没了。痛，这下子没痛过，接着又来了。但是减罪消孽，这是有人替你减罪消孽……

我浑身又青又黑，没一块好肉了。直到傍晚7点多钟，我突然听见70多岁的妈妈在隔壁哭。有人逼问她为啥哭？她都不敢承认是为自己的女儿哭！

当晚，我妈妈的家也被抄了。警察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被褥、蚊帐、衣服、暖瓶及各种家电，还有我从前收藏的旧银圆、铜钱、像章等，甚至菜刀和挂肉的钓钩都没放过。接着，我和妈妈被架进货车，强行送回农村老家看管——他们说，这是为了不给和盛镇的政府形象抹黑。

老威：真是暗无天日。

陈氏：这才开了个头。2001年端午节前，我和两个功友结伴去郫县，刚在品东寺墙外写完“法轮大法好”，就被受共产党蒙蔽的和尚抓住报了警，我们被关进了郫县看守所。由于怕连累家人和功友，我始终不报姓名、地址。我还试着在号子里练功，可这边一动静，两个受政府指使的犯人就扑上来，掰开我的手脚，狂喊“报告”。于是所长出面，用胶皮棍爆打我，直到浑身青紫，才喝令给我戴上自制的铁枷。这种俗称“铁烟杆儿”的刑具是专为想自杀的死刑犯预备的，严重违规的犯人也用。我“披镣戴枷”，象小说《水浒》里描写的杀人放火、刺配冲军的梁山好汉，被扔回号子，整整10天，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后来轮到集体洗澡，铁枷方被除下，脖子、手腕全溃烂了，下身红肿，出狱后疗了几个月的伤才平复。

接着是2002年4月25号，在成都郊区的机投镇龙门村，我再次被610抓捕。关押两个多月后，宣布判劳教两年。7月3日，押送到蒲江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因新旧、内外均伤病累累，入狱体检不合格，我被退回温江和盛镇。

老威：打不死，活不了，镇里拿你怎么办呢？

陈氏：政府和派出所见“瘟神”回来了。个个气得咬牙切齿。他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集体决定“陈某某是走火入魔的精神病人”，7月5日，我被五花大绑着投入了万春精神病院……

老威：有医生的诊断书吗？

陈氏：某某副书记说，组织决定就是最权威的诊断书。我进了三道铁门，终于咣当一声，被架入铁窗、铁床、铁椅、铁柜的A病房，里面的病人目光呆傻，抽筋、流口水，围着我嘿嘿地痴笑。我吓坏了，急忙拽住要转身离开的镇武装部长胡某某的胳膊叫：“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胡得意地大笑：“你老人家是首长，专门送你来疗养的！大家绞尽脑汁才选中这儿，还要缴3700元钱的疗养费呢。”

我又抱住胡某某的腿哀求：“我的脑子没毛病嘛。”胡笑得更厉害了：“这儿的人都说自己没病！喂，你练功去吧，地税局还有个杨崇玉在里面，你们做伴儿，往死里练吧！”

我被绑在铁床上一通宵，第二天，医护人员见我很老实，就松绑了。刚自由下地，我就追问杨崇玉的消息。医护不吭气，我就趁他们在晚饭后松懈，溜到各病房去查找，终于看见她了，骨瘦如材，跟鬼似的。我拉住她交谈，才晓得她已被关进来快一年，早不学法，不练功了。她说跟疯子学疯子，在里面如果显得不疯，病友们就要来掐你，吐你口水，甚至扳倒你，骑在你身上屙屎屙尿。我责备说：“你咋个要乱翻白眼乱唱歌呢？习惯成自然，假疯最后也弄成真疯了。”她说：“刚进来时，还一心想要练功，可一摆动作，手脚就被硬生生地掰开；嘴巴一蠕动，就有人贴着耳朵吼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扰乱思维，搞得你岔了气，虚汗直淌。这样下来，政府天天灌输报纸、电视上污蔑大法的‘科学’，乱了心智，就真假难辩了。”

我为她难过，就把明慧网上的消息告诉她，大法已在世界各地不同人种中弘扬、传播，千万上亿的人在练功呢。我说：“澄清了谎言，继续修真善忍吧，没得错。师父说过，我们都是为了修法而来的，既然得到了，就应该珍惜，抓紧时间修炼。还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救渡更多受蒙蔽者。”

第二天，我们又恢复练功，默诵师父的经文。医护们发现了，就赶过来阻止。医院的主任邓某某如临大敌，立马喝令周围的精神病人把我们拖出去电疗。杨崇玉先被绑在电疗床上，电源开关一动，她就不由自主地抽搐，惨叫“师父救救我”，那声音真不象人类发出的。我不忍心，就垂下脑袋，但是邓某某却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抬膝盖顶住脊梁，逼迫我挺着身子去看，去“学习”。只见杨崇玉又抽了几个回合，浑身就由硬到软，皮肤由白到青，由青变紫，连那不象人类的喊声也发不出了。我受了感应，也哆嗦着哭叫：“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要下地狱，遭孽报的！天理何在啊！”邓某某说：“喊天有个屁用，反正人早晚要死，你们活在世界上显得多余嘛。”

往后，我们被隔离开，24小时的“特级监护”。只要我一放风，就把她给锁起来，我只能隔着窗玻璃感觉到她模糊的身影。但是，我还是在窗下喃喃念叨师父的法音，盼望彼此有个心灵感应。没料到，这个也被检举了。恶人医护二话没说，就绑住我和杨崇玉的手脚，逼我们喊大法是邪教。我们不屈服，就选了一间紧靠厕所的病房，将我们一圈圈捆在屎尿四溢的床上，让我们喂了一夜蚊虫。第二天，扣除饭食，给我们输液。我们动不了，只见输液管滴得风快，一上午就要输好几瓶。我说：“也不知输的是啥子。”杨崇玉说：“万一是损坏脑神经的药呢？他们才是疯子，啥子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我点头说：“日本电影《追捕》里就有这一招，用一种‘新药’把健康人搞出毛病，最后连跳楼自杀也不晓得。”

我们越想越害怕，就拼命挣扎，我先撞翻了输液架。瓶子碎了，却惊动了一个疯子，他舞动双手，大吼“报告”。于是我又被结结实实地捆了重新输液。

“医护”还逼我们吃“治疗”精神病的药，早晚一大把，吃后全身瘫软无力，老想睡觉；并且止不住地淌口水，嚼东西也没知觉。我吃了一回，就拒绝再吃，“医护”就命令一群疯子按倒我，撬开嘴，用开口器顶着，将药和开水强灌下去。我憋着气，卜一声咳出药片，他们又二次强灌，滚烫的水烧灼着喉管和舌头，滋地一下将我痛晕过去。第二天，我的头皮和脸都烫起了许多大泡，经过化脓、蜕皮，半个多月才结痂。

从此，我们只好象所有疯子一样，乖乖地吃药、喝水，并且主动向“医护”张嘴，搅动舌头，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口腔，确认已经吞咽下肚。

老威：你们终于被炼成精神病了？

陈氏：开头脑子还念念不忘大法，接着就提不起精神，再接着就感到身子向下坠，眼皮比铁还重。日夜分不清楚，不吃药就心情烦躁。也许我梦中都叫“师父救救我”，院方又给我和杨崇玉转了病房。这一次，他们用拇指粗的铁丝封死了窗户，取走了灯泡，屋里黑漆漆的，跟停尸房一样。后来我们晓得，隔壁果然就是停尸房。病房的外间，还住了两个等死的老年精神病人，骷髅似的，已猜不出他们的年龄。她们除了靠两顿猪狗食维持生命，连药也不用喂，因为他们长年累月被锁在屋里没人管。她们已习惯光着身体，夜深人静，也自言自语，偶尔还唱两句农村的野调调，听得人起鸡皮疙瘩。

终于有一天，这房子要改建，老年疯子要被安排去别的病房。门一开，天光照进来，她俩象掉毛的老耗子，在光影中惊恐万状，用巴掌挡眼。她们还是拒不穿衣服，“医护”叫疯子给她们裹大衣，她们还呲牙裂嘴，边躲闪边拉屎尿，把“医护”熏得站在五米开外，捂着鼻子指挥。

老威：这精神病院真是个大粪坑！

陈氏：我被当作疯子“治疗”了110天，杨崇玉还比我早“治疗”近一年。有一天，和盛镇妇联主任和信访办的人来“探病”，我隔着铁栅栏会见。她们问我生活情况，奉劝我“改邪归正”，并且胡说：“法轮功已害得你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精神失常……”我打断她的话，纠正说：“我没有精神失常。”并且强烈抗议院方逼我乱吃药，损害了我的健康。

妇联主任答应去过问，可还劝我“回头是岸”。从此医院对我减少药量，由一日两次改为一日逼着服一次。

虽然服药的“待遇”改变了，但是妇联主任代表政府，给医院下命令，不准任何人来探望我，除非镇政府出证明。

老威：这为什么？

陈氏：做贼心虚，因为是不是疯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即使看不出，通过摆谈，也能辩出异常。有一天，我妹妹骑自行车来探望，被拒之门外，她就在墙外一声声喊姐姐的名字。有个疯子听到了，赶紧来唤我。可等我跑到出声音的墙下，要答应，却被追来的“医护”逮住，捂了嘴巴拖回去。更可恶的是，我妹妹也被院方邓主任拖走了，他还威胁：“再喊，连你也关进疯人院！”

老威：官方一再强调练法轮功会“走火入魔”，我以前虽然不相信，但也觉得过分迷信不好。可没想到的是，真正“走火入魔”的是迫害，那些制造疯子的人，真比疯子还邪。

陈氏：您觉得我们……

老威：我能理解。

陈氏：今天是一种缘分的开始。

老威：也许吧，机缘天定。我承认迫害也是成就圣人的机缘，例如达赖喇嘛，在1959年被中央政府污蔑为西藏叛乱的奴隶主头子，为了逃避迫害，他在藏人的沿途掩护下，经过异常艰险的旅程，出走到印度，一去40多年。当时他才20多岁，可以说还是个十分单纯的活佛。如果说共产党﹑毛泽东宽容一点，对“信仰自由”的承诺有点诚信，达赖也许就在拉萨，在世俗政权的笼罩下呆下去了——他的前辈中的绝大多数都这样——今天具有世界声誉的达赖活佛不也是专制成就的吗？

陈氏：我晓得达赖，但是……

老威：对不起，我卖弄的毛病又犯了。我知道，你们的师父也算了不起，在海外修炼的路还长吧……

陈氏：大法是最高的。

老威：我承认。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你何时从疯人院出来的？

陈氏：2002年底，一辆警车将我接出来，直接送蒲江县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一体检，又不合格。可这次，他们铁了心，一定要所里把我关进去。

老威：后来呢？

陈氏：劳教所医生说：“她是半条命，死了咋办？”610回答：“死了就死了，还能咋办？”于是，我就进去了。

老威：后来呢？

陈氏：我趁外出劳动逃了，警察也懒得来撵。

老威：你劳教了多久？

陈氏：判两年，差两个多月就刑满了。

老威：那你逃啥子？

陈氏：我怕到时又生变故，不“悔改”不放人。

附录：因修炼“法轮功”致病、致残、致死的部分案例

（摘自中共《科学时报》1999年7月24日第二版）

（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