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位在美国的同行读了《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消息后，来电邮问我怎么没去“向中共开大炮”。我对着电脑边敲边笑：“哈哈……，我呀，一般情况下，不乐于露面，除非没人，非我不可。”

看来不曾见我人也未曾闻我声的同胞容易把我当炮手。而我自从《九评》问世后就如释重负，觉得可以不必我再继续用西化的中文揭批中共和鲁迅以及五四的邪恶本质了。再说两年下来，我能对同胞们讲的也讲得差不多了，许多想法我很难用中文书写清楚。

比如，我在０３年准备上网时，就曾把我和白毛女相比，在给同行包括清水君的信中有所流露。清水君回国被捕后我曾发表《致清水君》，此文就包含这样的一封邮件。而《九评》作者透露中共的样板戏《白毛女》在民间传说中本是仙姑，再一次应证我的第六感没错。正是它让我讨厌鲁迅作品，虽然我过去不知道鲁迅的人品确实恶劣。

“仙姑”是我获得的各种称呼里最合我心的，因为我虽然女人味十足，却不乐于结婚生育，而是追求得道成仙。单身生活在德国也没丝毫社会压力。只有我附近的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娘会偶尔象我妈一样告诫我女大当婚。不过我乐意去落座则是因为每次我走进她家的餐馆，迎接我的是：“仙姑来了”。

《白毛女》与《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曾一度独霸中共国民众的头脑。文革时出生的我也目睹过革命样板戏，现在还记得一些片断，然而我非但没有被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相反还变成了中共暴政的掘墓人。

二

依我来看六四屠杀后活跃在海内外文坛的中国女人堪称会促使中共垮台的中华娘子军。

虽然她们思想境界不同，不一定有反共意识，甚至还带着红色，但客观上对中共都不无摧毁力，因为她们有独自的思想，不象影坛的女人比如陈冲还受中共操纵。女人能顶半边天是假，但可以发表“党天下”生成的《红杜鹃》（闵安琪）和《红浮萍》（李彦）

是真。正是娘子军中的曾铮用血泪写成的《静水流深》促使我向中共开大炮。

感谢曾慧燕对戈扬和司马璐的报道让我想起“红色娘子军”。司马璐的“红衣少女”显然“不爱红妆爱武装”，否则就不会给自己取名戈扬，并加入共军。戈扬和司马璐先后误入歧途，加入共党，半个世纪后才在美国第二次握手并终成眷属，其时双双都先后上了中共的黑名单，被剥夺了回国的人权。

戈扬和韦君宜一样都堪称红色娘子军的一员。六四屠杀后戈扬流亡美国，韦君宜在那一年因脑溢血而瘫痪。她俩的“思痛录”告知五四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读书人确实是因为爱国而上了鲁迅等骗子的当。如果不是鲁迅们砸了孔庙，割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正直善良、追求正义的女学生们怎么会相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之类的傻话！戈扬说司马璐是傻子。其实和她一样因为参加读书会而被中共拉上了贼船的司马璐比她聪明。司马璐几年后就背叛了以革人命为宗旨的共运，而逃脱了象戈扬一样被打成右派遭受残酷迫害的厄运。如果红色娘子军都能象司马璐一样敏锐就好了！不幸的是戈扬和韦君宜象受周恩来直接操纵的蒲熙修一样才华有余，眼力不足，看不出中共离经叛道，以致投身共运，害人害己。

与她们同代的郑念则不然。以《上海生与死》名扬中外的郑念本是三十年代学成归国的海龟。丈夫曾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他们未替共产党夺权效劳，却象无数中国人一样出于无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后者。结果她因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少有的外企工作，文革时被打成特务。生在澳洲、长在红旗下的女儿本来象戈扬们一样相信中共，热爱中共，却因不承认母亲是特务而被活活打死。

八十年代出走美国的郑念虽思乡心切，却表示中共不倒，绝不再回故国。遗憾的是她却象我曾反驳过的一位汉学教授一样声称共产党解放了妇女。中共建国后颁布了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似乎提高了妇女地位，其实不然。比如张伯驹，这位妻死后尚有三妾的公子必须把二妾赶出家门，自谋出路。这对那些遵循传统观念的女人是何等的痛苦！同时不讲道德的共产党人则往往喜新厌旧，象刘少奇一样一再抛弃妻子，或象毛泽东一样随意玩弄女性，促使妻子变成疯子（贺子珍）或害人精（江青）。

共产党既没有解放工人和农民，也没有解放妇女。中国妇女在４９年后的生活更加不幸。和郑念的女儿情况相仿的遇罗锦，曾为了“活着”而被迫结婚，但她情况一有好转便抛弃对方，因而在第二次闹离婚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共产党否定神佛、不讲道德，也害得在其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女人象男人比如张艺谋一样忘恩负义。

从《鸿》的作者张戎处则可获知在中共国女人一度被剥夺了女性特征，甚至爱美之心，她们必须象男人一样的大炼钢铁和上山下乡。张戎的外祖母被迫裹小脚，被迫为人妾，但这是其父亲的责任，尽管如此她却敢想敢干，追求个人幸福。张戎的母亲也算红色娘子军的一员，却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受尽了精神折磨，尤其是丈夫因质疑毛泽东被害成疯子后。她要等到八十年代末被张戎接到英国后才首次对女儿袒露思想。１６岁的张戎写了诗却不敢保留。毛泽东死时，她明明高兴，却要假装悲伤。到了英国后，因为种种原因比如使馆的监督，她还不能正常地生活，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是说她们脚未被裹，但思想被钳制，人格被扭曲，这算什么解放？

我与张戎和《饥饿的女儿》的作者虹影曾在一次海外华人文学活动中有一面之缘。是张戎让我意识到中共这个号称要消灭阶级的政党是如何通过成份来极度强化了等级观念。

生长在四川的我们三人居然来自中共国的上中下阶层。身在天府之国却不得不忍饥挨饿的虹影有充分的理由批评张戎在《鸿》中没反省其当过宣传部长或曰撒谎专家的父亲之罪责。

出身中共上层的女人中敢于公开审视父辈的是戴晴。她的作品应证了中共的历史真的用鲜血染红，无论是谁，只要亲近它全都不得好报。遗憾的是她虽然一腔浩然正气，但却未摆脱中共的思维模式，似乎还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好在她在六四屠杀后就已经退出中共。

我上网后很注意在中共国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中有谁抛弃了中共的无神论。我拜读了北明、何清涟、曾慧燕、龚小夏、王友琴、高瞻、李南央、蔡咏梅、两个安琪（分别主持巴黎沙龙和看中国网站）、茉莉、盛雪、徐晓、肖雪慧、崔卫平和丁子霖等的作品。

她们的作品对我了解中共国的过去和现在、华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帮助不小。我相信她们的作品也佩服她们的作为。可惜她们全都比我西化，包括比我先修炼法轮功的北明。

除她抛弃了无神论外，似乎只有高瞻意识到中共的无神论给中华大地带来的祸害。这就是我揭批五四及其旗手鲁迅、胡适的一个主要原因。

要知道萨特完全不能和老子相比，老子影响了无数西方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而哈维尔的思想离不了西方宗教的熏陶，但五四旗手尤其是中共却剥夺了中华儿女接触三教（儒释道）的机会。总之，我以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逐渐认识到六四屠杀是五四人数典忘祖，离经叛道，全盘西化导致马列化的恶果。

在我目之所及的大陆现代作品中只有《往事不如烟》散发着中国文化气息。作者章诒和毕竟是反对中共简化汉字的头号友派章伯钧的女儿，况且她在文革前就大学毕业而且其专业又是饱含三教的中国传统戏剧。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用我的外文知识，换取她的中文功底。可是如果我不身在国外，或许也不知珍惜汉语。中共的一大罪行就是破坏了神传的汉字。比如说，儒家的“儒”字，不仅意味着“人”的“需”要，儒和乳的音相同也非偶然。“儒”才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乳汁，而非马列主义！

倒是生长在台湾的女作家不缺乳汁。少女时代打动我的是三毛。出国后我读过陈若曦的《归》。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才女，家境虽不好，但却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岂知她学成后却在２８岁时绕道欧洲投奔中共。陈若曦在两岸三地都生活过。毫无疑问她在中共国的七年（６６—７３）是她这辈子最难过的时光。９５年后她又从北美回台湾定居，并归依佛教。另两位令我佩服的台湾人其实本是大陆人。廖天琪是四川人、龙应台则是湖南人，她们的父母有眼光选择了国民党并有幸逃到台湾。如果说龙应台的反共色彩不明显的话，那么，廖天琪的反共色彩则一目了然。不过无论她们经历如何，不管她们身在何处，“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肯定是她们三人的共同信念。

也因此，我六四屠杀后就认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反抗破坏了中华文化的中共。

２００５年元月于德国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