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民国金融大亨康心如先生公子康国雄先生口述，何蜀先生记录整理的《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一书，不久前由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共产党的出版社竟然会出版一个多少为蒋介石“张目”的书籍，个中意味确实令人不解。因为明摆着一个“道理”，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前此由共产党的御用文人陈伯达写过一本“经典”，就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我们这一辈的读者尚记忆犹在。

老蒋的历史定位，近来颇有争论，关键之处无外乎这样几点：一是，蒋介石不是一个大坏蛋，是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他领导了正面战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二是，他在孙文领导的北伐战争中以一届总司令彪炳历史，功不可没；三是，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等项政治作为稳定了宝岛，为日后蒋经国的民主改革打下基础。而反对方以为，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一届独裁者，他的出现与其说是继承了孙文的民主事业，不如说是葬送之；他的倒行逆施使得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遂使得中共夺取了政权，把中国拖向毛主义的中国，发生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蒋的作用只能否定；加上其四大家族贪污腐败，他的特务暗杀迫害民主人士，蒋介石被众口一词地骂成“蒋该死”。

这些历史定论如何看待，怕是还要争论几十年。其中值得玩味的是，有人提出一种看法，就是把蒋介石和毛泽东做比较，说是，威权主义的老蒋比专制主义的老毛要好一些。这是基于一种对历史对现实的比较，也是中国人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奈而做出的无奈之结论。其中的说法很多。笔者的看法是，蒋介石之所以没有在取得政权以后实施民主，倒不是时下所说的民主要有经济基础——这个谬论；而是基于其他的考虑。

关于是否民主和经济发展有关系，最近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言论辅证之。他说，民主并不完全和经济发展有关系。印度１９４７年就施行了民主，经济发展还落后；此其一；二是，民主不完全是西方之产物，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道教中也有民主因子；三，集权主义是和儒教的集体主义融合而合璧为中国式专制，而道教有反对因子，也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抗衡作用的；说到民主完全是西方的专利是误解，其普遍性含有东方的文化传统（见他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

森对于民主和经济之关系每每有精彩分析，如他说过的，世界历史上的大饥饿就和专制的统治有关。（最近，他还针对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之影响发言，说，经济发展不取决于凶险的，非民主的政治环境。这当然是值得商榷的。也就是说，这个结论和他前此关于民主和饥饿的说法，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显然是矛盾的。）

在此意义上，老蒋之所以不在中国施行民主，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但是作为孙文的一个学生，他的反民主的精神，孙文不是也要负点责任吗？孙发明的训政说，及其后期接受苏联的经援，使国民党党天下化，导致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前后矛盾，遂使得苏，美欧，国民党，共产党汇于一炉，煮出个味道很坏的杂碎汤来。其中要辨正的是，苏与美欧的价值观念是无法通融的；五。四讲的民主和马列主义，首先无法通融，……陈独秀们不是通融了一辈子，还是转到自由主义的不通融吗？

二是，蒋介石读圣经，但是他的不宽容不是圣经之精神，是苏俄式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矛盾。他的自由主义和圣经精神导致他必须反共，进而剿共，灭共，不通融，结果失败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他无法和更加不宽容的共产党合作，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懂得何为宽容。所有共产党的宽容，都是一种马基雅佛利式的手段。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变成一个只好反对共产主义的独裁者。这是他的死结。

我们至今看不出他有什么其他之手段可以运用。如果他真的邀请共产党组阁或者入阁，那可真是与狼为伍，早晚要被吃掉了。历史的吊诡是，你不宽容，要打仗，结果还是被吃掉了。只好在台湾搞一点子候补的土改，政改，也算汲取一点教训。

所以说，从蒋介石的老师孙文那里，中国如何进入民主斗争，本来就是问题，现在还是问题。毛斗法老蒋将其击败；但是问题尤其是历史和哲学，从来不以胜败论英雄。这个民主问题自此就更加麻烦了。蒋介石还信一点基督，但是共产党，对不起了，俺是啥都不信！

（笔者一直关注耶稣，基督，弥赛亚，耶和华……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关系问题。最有趣的是，近来读到托马斯。曼在「魔山」一书里关于无产阶级是上帝意志表达者的论述。可以看看书中人物纳夫塔的言论：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人道和上帝之国的准则来与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相对抗。无产阶级是拯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专政本身并非目的也不会永恒，而只是为了在十字架的引领下暂时地消除精神与权力的矛盾，为了以统治世界为手段来战胜世界，为了过渡，为了超越，为了重建天国。无产阶级继承了格利高利的事业，他对上帝的热忱已经附于无产者体内；和他一样，他们也决不容许一见着血就缩回手去，他们的人物是以恐怖医疗世界，争取获得拯救，重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完美境界。”

——这是基督教著名的“剑之原则”？！

其实，这个观点甚至在但丁那里也有苗头，就是上帝是贫民的精神寄托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追求天上之天堂，和追求地上之天堂，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于是，圣经之纯粹的天堂观被但丁悄悄地改变了。

于是，更有恩格斯跑出来极为兴奋地大叫，说但丁如何是新时代的人……

从基督教的这些观点出发，他们主张“年轻人喜欢服从”的看法，在社会主义思潮肆无忌惮的年代，的确成为理论和事实的根据。而老蒋，也许没有参透这个谜，这个魔鬼般的谜！）

也许现在我们离题太远了。但是，其实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解读康先生书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现在悄然出现在大陆文坛，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几代人和蒋介石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是不可回避的反思。

康先生没有像鄙人一样奢谈大道理。他给出的蒋介石是人性化的，不拘礼节，礼贤下士的样子。那时，是抗战时期，小学生康国雄在重庆南岸的汪山区和老蒋遭遇，引来老蒋和他的交往，其实是和一个孩子的交往。这个交往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近代中国，一个普通人居然和头号坏蛋“蒋该死”交往，就是大逆不道，其下场自不待言。

二

蒋介石认识康国雄是一个巧合；因为老蒋后来知道了，康心如，这个四川鼎鼎有名的金融家，是康国雄的父亲。而康家诸位如康心之等，都是参加过孙中山同盟会的人物。康心如早年是孙的战友，也是于右任，张季鸾之挚友。说来有趣。鄙人结识康先生，是因为他结识了王芝琛先生。王是大公王王芸生之子，而康国雄之父亲，又是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的挚友。我们把这个关系看成是互相结识的某种“理论”根据。诚如康先生自己所言，写他自己，没有写其父康心如重要。笔者也持此看法，又诚如何蜀先生言，要写康心如是很艰巨的，要对中国近代经济金融史有所了解，非一般性记述可做。

康心如一生主持美丰银行，其实业救国之实绩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范旭东，候德榜，卢作孚，冼冠生，荣毅仁等堪称齐名。要写出蒋介石时代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格局和龃龉并非易事；就像你现在要写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殊堪为难之事情一样——个中就牵涉到，如何定位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和共产党政权的关系。

康心如他们的存在，使得老蒋的天下，多了一点官僚资本以外的经济色彩。他们在老蒋的天下里若即若离，相辅助，相矛盾而存在。于是，这个民国特色，为康家带来某种短时间的兴旺发达。这个生趣盎然的几十年，使得康国雄得以完成他早年一个偌大家族的记忆。而这个记忆虽然是康家的，但是他折射出某种共性；这个共性，在笔者看来很熟悉。因为笔者之大家族也有这样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应该是，我们的祖上都参与了孙文的革命或者保守的政治行为，从而取得那个时代资格较高的名声地位；革命带来的，后来较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遂使得大家族的形成有了本钱；这种家族的社会色彩，使得将其深入到文学，历史范畴之中进行思考成为可能；这个生活在社会高位的大家族的特点往往是，革命者在取得政权后有了温饱富裕之生活，加之娶妻生子，堪弹冠相庆；但是这类家庭（康家尚有两房房子姨太太，）又由于大而杂而层次，亲疏有别，等级分明，遂形成一个比较复杂而隐含的道德课题；很像巴金揭示的那种“家”之因子，产生了家的赋格和对位，有了类似俄国人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性格；家的存在，涵盖了那时的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又和国民党不无干系（或者说，类似革命者之后，成为贵族的，类似康有为之后的那种说不上是革命者还是贵族的，不伦不类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把康有为的革命性和贵族性合而为一吗？）；随后，共产党击毁了这些个形形色色的“家”，使得他们做鸟兽散；一般遭遇是，在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他们中必有人携眷而去了港，台，美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康心如先生没有离开大陆。他面对国民党的特务，宣称他是要“投降”的。但是，须知共产党是偏偏要整肃降将的。康先生没有躲过１９５７年和文革。他一直在郁郁寡欢中残度余生，由国雄来照顾他。

在历经了内地疯狂的政治迫害后，八十年代出现的缓和，又使得这些几乎是垂垂老矣者，在港台，美国和内地之间飞来飞去者，重新编织其支离破碎的家族老梦。他们中不乏仁者，幻想在此一时刻，国，共两党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为此，他们也曾经讲出一些关于两党和解的，莫名其妙的梦呓；殊不知，另一方早已弃“党天下”为敝屣！

康心如一家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只是他们没有或者没有细究个中的伦理学悲剧。简单而言，这种家族在蒋介石时代是可以存在的，也有他们外出于政治层面的某种空间。但是，这种家庭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就只好作虚妄观了。其中原因是，毛时代的到来，把这样一种外出于政治的伦理格局一举打破了。一般的情形是，家族成员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成猢狲散状，隔海相思，代替了摩肩接踵的纠纷和亲情；传统的礼仪和教训，被简单乏味的政治一律取代；阶级斗争，把人心蛊惑得忘记了那种亲和，忍让的人际关系；到了文革，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当然也吞噬自己的父母，是无所不噬的。

是的，八十年代以后，三地恢复接触，这些已经年纪迈迈者，可以飞来飞去，以结旧情，但是，一切的一切，早已今非昔比了。

这个大家族的结局是什么？其中之一个结果，就是康先生在北京住地的现状。应该说，一个阔家公子，其父是金融巨亨，开过百多家工厂；可以在他原先住家百间多房子里“驰骋”者，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骑自行车”者，现在，不过住在北京木犀地一所五，六十平的简单公寓里。真有些九斤老太感叹天上人间之别！

这种“家”的故事，在康先生书里有比较简单而有趣的记载。这是书的前一个部分。其中使得笔者感兴趣的，正好是这样一种大家族生活之描述。

以他家为基点，出现了民国史上的衮衮诸公。在民国初期，和康心如先生一样献身革命者（该书附录了他们康家父辈举办各类民间报的历史记载，也是弥足珍贵的），如张季鸾，于右任，章太炎等，都是康家的常客。海上闻人如杜月笙，张啸林，书中也记述很多。尚有共产党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屈武，文强等，和康家过往密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涉入康家的事务，而这些事务，其实也许是国民党，也许是共产党的事务。而这些事务，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康家的存在。这个制约，在国民党那里是有限的，在共产党那里则是无限的。虽然也有诸如杨森和马步芳那样的威胁；但是到了共产党那里，对不起，我们就是独裁（毛明言），康家遭遇的就是灭顶之灾了。

结果，在我说的那个家毁灭以后，于右任辈，也是只好在对岸望洋兴叹了！

三

康国雄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产生了一个误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梦想。他实践了这个梦想。参加到反对蒋介石独裁制度的年轻学生反专制制斗争里。他的想法并没有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和富家子弟，而有所改变。这个教训在笔者看来也是一个很亲切的记述。因为笔者知道，吾侪父辈当时的选择也是如出一辙。

前此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里，许多人谈论一个“两头真”的问题，也是讲的这回事。

李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他再活一次，还是要早年参加共产党，然后在晚年批判之。这难道真是一个循环往复，无可更变的选择吗？也如其他作家所言，“青年人为何奔赴延安”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直在纠缠我们。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尚思想者恐怕也要争论一百年了吧？

就笔者所接触之有限的书籍，就有施本格勒跑出来说过，凡是要强行加给人们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他说，他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样错误的东西，是因为其强迫的性质（见《西方的衰落》）。

是的，我们中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强迫性质有了一定的理解；他们现在要批判的是自由主义之强加，如现在一直争执之伊拉克的民主问题。其中的吊诡究竟何在？笔者也是颇费思索，以至搞得头痛脑胀的。

然而这个问题，在现实的层面其实已经产生一些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当年年轻人的选择是错误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激进者如李慎之等人；包括仅仅保着爱国心而从欧美返回国度者，其中不乏教授，学者，他们许多人在１９５７年被打入冷宫；包括在内地几十年夹着尾巴做禁声状的知识分子，包括我接触的现在七老八十的报人，他们的一辈子，就是做禁声状，做喉舌；包括稍事发声，就被一棍子打趴下的某类“忠诚”者……他们的延安幻想和革命理想，在一次次运动中烟消云散了；或者他们习惯了做“宁默而生”者；其中最激烈者，则以死抗争，一走了之。

康国雄先生的看法是，在听信了共产党人对他父亲的许诺后，就开始研究新时代的政治经学。他考上了解放后的南开大学经济系。他对笔者说，他学的，教的政治经济学，现在看来是一无所用了……笔者同意其看法。

关于新时代（１９４９年以后到文革）的经济学如何解释康家的财产归属问题，和康先生教授过共产党的政治经学之间，又产生何种关系；这个关系又引来如何一番思考？是我和康先生经常探讨的课题。

其中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美丰银行在当时共产党人的许诺中是会被赎买的，可以拿利息的，并且有时日得以偿清的——这也许是某种新民主主义的解释。康心如们听信了这个许诺。但是，在以后，在１９５６年以后，这个许诺变了形。康心如成了右派分子。他的利息，只好一“右”了之了；只是到了１９６４年，中国好像出现一点子万象更新之苗头，他们美丰才获得了一百万元多的偿还利息。但是，两三年后文革一起，这个利息就像烟雾一样又归于消失了。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清规戒律，统统随着一声毛语录的呐喊滚他妈蛋了。于是，当然不仅仅是康国雄要考虑，要提问，要心怀忐忑，所有中国曾经的有产阶级都会在暗中思忖这个制度的合法性与否。其间的关系，就政治经济学而论，到延安也罢，参加反蒋斗争也罢，进入或者等待解放区也罢，难道到头来就是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吗？毛关于民族资本家的证词，今天究竟还有无作用呢？宪法和共同纲领，究竟如何兑现于国人呢？

问题悬起来，一直到今天，也无答案。于是，一个简单不过的结论就是，延安那些人是跑来共产的，不是跑来革命的。此其一。

其二是，在经历了毛的全民皆“贫”以后，忽然有人一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让”，就是“他”让，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主词！！！）；还有双轨制（是那个赵先生的发明？！）……都是康先生所教政治经济学中未含之内容，带来了另一番政治经济学景象——从八十年代至今。

康先生现在年逾柒拾，早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

而我的问题是，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开放政策。一家伙搞活了经济。其简单的招数是，以中国的特色引进外资；而外资，的确这样进来，如入无人之地。中国人像蚂蚁一样在这些外资和官僚的盘剥下死去活来，以每年上万个矿工的死难作为其繁荣之代价。于是，社会主义转了一个圈子，又跑回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康先生父子一度想望之社会主义，也早就变得子虚乌有。

所以，康先生对我说，他们说要打倒资本主义；可是，他们剥夺了我家的所有财产，却自己变成资本主义，变成红色资本家……历史不是开了个玩笑吗？

是的，历史是开了个玩笑。

历史还会继续开玩笑。

只是看我们中国人如何制止这个残酷的玩笑了。

而在另一个方面，革命，也开了个玩笑。

他们扬言要施行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是在四，五，六十年代尚找到一点点影子……，到了八，九十年代，到了今天，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子了。革命好像完结了，革命死了。所有马克思主义之批判精神，转换为马克思老人家指责的对象：那种秩序，那种“稳定”，那种虚伪。颠覆的语言，成为语言的颠覆。言者有罪了。康先生一度以童心崇拜老蒋的言行，自然成为要颠覆的语言，成为罪行。

而一直反对社会主义的欧美等国的资本家们，也在和平融入本来要演变的这个制度。他们要颠覆那个演变的原则，改为不演变；将中国和ＷＴＯ的接轨，改为ＷＴＯ和中国特色接轨——这个进程似乎刚刚开始。因为这里没有工会，没有西方的工资水准，没有罢工和谈判，没有任何争取劳方权力的空间。这里是新的冒险家的乐园。在西方资本家和中国官僚之人血馒头大宴上，忘乎所以的，是新的强盗，可比蒋介石时代康心如时代的资本家贪婪凶恶百倍。他们剥夺无度，饕餮无度，享受着上海，深圳等地廉价的性消费，毫无廉耻，却道貌岸然，完全回到原始积累时代，殖民时代那副面孔。

呜呼！这样一群东西方结合的妖怪，如何能给中国人任何前途呢？！

呜呼！难道真的像那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所言，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和凶险的政治环境无关吗！

呜呼！那些早于康先生而去，或者后于他而去者，真的要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找到蒋介石或者毛泽东的亡灵，以便问一声“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