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大陆的“东方出版社”曾内部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其中包括张国焘《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盛岳（美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李德（德国）的《中国纪事》、弗拉基米洛夫（苏联）的《延安日记》、陈公博的《苦笑录》、《郑超霖的〈郑超霖回忆录〉，但很快被禁止发行。２００４年，该出版社再次以“内部发行 仅供研究”的名义出版了内部限量发行版，没过多久，再遭到查封，但这套书在大陆知识界已经很畅销了，一些个体小书店也在偷着卖，我就是在一家不足２０平米的街边小书店买到的。由于再版用的是黑色封面，大陆知识界简称为“黑皮书”，如同６０、７０年代出版的内部读物“黄皮书”和“灰皮书”。

在这套丛书中，张国焘和王明的回忆录以前就读过，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还是第一次读到，并为其中丰富而具体的细节所吸引。

弗氏的全名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１９２７年加入苏共，１９３１年应征入伍。退伍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９４０年年中，１９４１年４月-８月，他先后两次任塔斯社驻华记者，汉语不错。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他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特派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在延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日记，后在１９７３年以《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的书名在苏联出版（中苏对立因１９６９年的局部武装冲突和１９７２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升级，苏联在尼克松访华后的１９７３年出版此书，显然是出于反华的需要），１９７５年的英译本以《弗拉基米洛夫日记》的书名在美国出版，中译本译自英文本。

虽然，前苏联肯定要出于反华需要而对原“日记”加以“编删”，但弗氏记述的所见所闻，与其他此类著作中的史料基本吻合。比如，弗氏记述的毛泽东玩弄“假抗战、真发展”的权谋，与谢幼田先生所著的《中共壮大之谜》可以相互印证；弗氏记述的延安整风，与高华先生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可以相互印证。高华先生的著作以史料扎实、脉络清晰、分析精当而享誉于大陆知识界，已经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大陆史家研究延安整风最具分量的著作。另外，“日记”的美国出版者德布尔代公司得到的版本，不是俄文原版，而是作者的手稿，该公司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读过这份手稿的专家们认为，这是深入考察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基于以上理由，我以为弗氏日记基本可信。

一、恐怖的延安整风

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忍、卑鄙和打击面之广，不啻于中共夺权时期的一次“小型文革”。或者说，延安整风是１９４９年后一系列整人运动的预演，王实味的冤死是党天下的第一个象征性祭品，“昨日小延安”就是“今日大中国。”

通过延安整风，几经沉浮的毛泽东才在党内确立了绝对地位，既是法统上的党魁，又是道统上的权威。毛泽东是机会主义大师，他之所以在４０年代发动整风，一则是国民党穷于应对日本人，二则是斯大林陷于对德战争的困境，能够对中共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国内外力量，此时皆无暇他顾，使毛可以在基本没有外来干预下进行党内清洗。于是，他通过清洗以王明为代表“国际派”、打压以周恩来为首的“元老派”、以及整风、审干、抢救等运动，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内的至高无上的法统地位；他通过整肃知识分子、反对自由主义和重写历史、垄断言论、统一思想，又确立了自己在道统上的教主地位。中共掌权后通行的审干制度和个人档案制度，也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从此，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包括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所有人必须填写政审表格，详细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个人的出身、经历以及亲属关系。这是与每个人性命攸关的政治档案制度，一直作为组织控制个人的秘密武器跟随着每一个人。

更为惊人的是，毛把列宁式极权党的组织纪律发展到极端，通过秘密逮捕、刑讯逼供、组织会议、思想改造、相互揭发、向党交心、群众大会、当众检讨、坦白光荣、政治审查、个人档案、等级划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高度组织化的效忠体制，组织高于个人、党魁高于组织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使党员对组织和领袖的依附达到“生为组织人，死为组织鬼”的愚忠地步。这种完全泯灭个人的铁血纪律，已经把人性扭曲到丧失起码常识的地步。否则的话，正常的人很难想象：那些在整风中遭受残酷迫害的人们，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既没有选择反抗，也没在有机会离开延安的条件下逃离，而是选择了留下来等待组织的平反。

虽然，在整风中被滥杀和被冤枉的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各类记载中披露的人数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比如：西北公学有五百多人，仅有二十人不是“抢救”的对象，被“抢救”的特务的比例高达９６%；绥师挖出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７３%，年龄最小的特务是只有十四岁的女孩刘锦梅，甚至连七岁的孩子都成为抢救的对象。在整风中，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杀。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羽翼未丰、只求自保壮大的在野时期发生的！

尽管，毛曾对弗氏极尽拉拢、腐蚀、改造、培养之能事，经常单独约见弗氏长谈，特别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主动之后，从１９４４年夏天到中共七大期间，毛平均每周或隔周就找弗氏长谈，每次都有三、四个小时，有一次谈话居然长达八个小时。但弗氏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权术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Ｐ３３９）弗氏的《日记》，不仅记述了毛泽东玩弄“假抗战，真发展”的大量史实，而且也记述了不少延安式的“洗脑”和“整人”的残酷。

弗氏认为毛泽东是个极端的权力狂，除了与权力有关，否则毛对任何事物不感兴趣；只要有利于他的权力，他什么事可以干。比如，弗氏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权力，才是他唯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

“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象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惑人心的宣传做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有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我从未听见他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他同外国人或者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这样的客人进行谈话时例外。（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５日）

正是为了夺取党内的最高权力，毛才发动了残酷的延安整风运动。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熟悉毛泽东那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语录，而早在延安时期，毛就开始这样教导中共全党了。弗氏在日记中说：“不论谈什么题目，毛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阶级斗争，天天斗，时时斗。对于按毛泽东的格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我有充分的了解，并亲自看到了它的种种表现。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他用它来为整风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以及贯穿整风全过程的暴行作辩解。决定斗争结局的是暴行，而不是全会、会议或决议。”（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在夜里被抓走。”（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

这位苏联人还记下了这样的感受：处于整风及抓特务的高潮期间的延安，简直一座戒严的城市，甚至如同一座监狱。在监视、审查、刑讯逼供等残酷斗争威胁下，除了毛泽东及其秘密警察头子康生之外，其恐惧几乎达到人人自危的程度：“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施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为患。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的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到处都在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１９４３年８月２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都被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怖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９日；Ｐ１４９）

曾在斯大林统治下生活过的苏联人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延安，居然产生了“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感觉，可见毛泽东的残忍和卑鄙远甚于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斯大林整肃政治对手的主要手段是秘密清洗的肉体灭绝，而毛泽东的主要手段不仅是肉体灭绝，还是发动群众运动的灵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这位苏联人才会对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整人感到恐惧。

二、打手康生作了替罪羊

延安整风中，毛在刘少奇、康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投降路线，周因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到１９４４年后半年，毛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完满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和不容挑战的领袖。于是，他又开始为达到下一个目的而抛出替罪羊——康生。

康生在中共内的仕途，起家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但康生的党内地位的迅速攀升，则在于他背叛王明、甘做毛的主要打手。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亲迎，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可以高呼“王明同志万岁！”而当康生敏锐地嗅到毛要与王明翻脸时，他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的怀抱。正是在毛的支持下，延安整风时期的康生威风八面和霸气十足，他喜欢牵着一条狼狗散步，而当康生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后，他就变成了毛牵的狼狗，毛让咬谁就咬谁！

整风不但导致了党内外普遍的不满，压抑和恐惧笼罩着延安，整风还造成了党内分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刘伯承、叶剑英、博古等受到整肃的党内大老，与毛的整风打手刘少奇、彭真、贺龙、陈毅、特别是康生等人之间，已经积下了很深的恩怨：“这两部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互不信任，充满猜疑，在有些情况下则公开敌对。虽然在表面上，他们的观点一致。（《日记》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６日，Ｐ１６９）毛要消解这些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以便全党能够真心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也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加强党内团结，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与前台打手——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为什么毛要抛出对整风居功至伟的康生？因为，毛的前台打手康生运用的秘密警察、刑讯逼供和公开批斗等手段，制造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气氛。翻看能够找到的关于延安整风的回忆，无论是拥毛者还是批毛者，无人不对康生充满愤怒，即便是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毛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忆及延安整风时，也把全部罪过推到康生头上。师哲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提到王明和康生两人时说：“反正王明和康生的‘宝座’是中国人的尸骨垫起来的。”谈到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他专门列出两个小结，题目分别是“康生的‘专政’”和“康生的‘才能’”。他说：“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他还列出康生发明的整人手段：１，精神折磨，刑讯逼供；２，挑拨离间，互相揭发；３，审查档案，无限上纲；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５，坦白光荣，备受优待；（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三篇“革命圣地”第二节“整风和肃反”，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弗氏对康生也极为反感，不仅是因为康生监视着弗氏的一举一动，更因为康生作为情报局头子的残忍无情。据弗氏说：“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１９４３年８月６日）“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１日）“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１日）所以，弗氏在日记中甚至用“刑官”的称谓代替“康生”之名。他说：“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仅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耻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９日）

毛泽东太知道康生的邪恶和残忍已经招致太多的怨愤和党内分裂，“要康和那些受过他‘鞭打’（不论就事实说，还是就比喻说）的人和解，是不可能的。他们恨康，而且现在正在发泄他们心头之恨。”（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９日，Ｐ２７５）所以，不抛出康生不足于平复党心民意所遭受的巨大伤害。而毛的这种办法，无非是老一套的权谋：我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制定的整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达到了整顿党风、统一思想和加强团结的目的，而整风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则是由于康生等人的错误执行造成的，与我毛泽东无关。如此权谋的成功实施，需要几大步骤：１，毛本人出面批康；２，动员毛的追随者、也是康生的同党起而批康；３，最重要的第三步，找到一个在整风中受整肃的党内元老出面，让他不计前嫌地通过批判康生来为毛泽东开脱。４，尽管已经有了替罪羊，毛还是要做出承担责任的高姿态，但康生承担的是实实在在的责任，而毛承担的是抽象的虚幻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共两党的内战即将登场之时，毛最需要的不再是党内整肃而是全党的团结。所以，尽快让全党摆脱整风阴影，不仅需要毛本人出面指责康生，更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前台打手，正如整风时期需要康生充当前台打手一样。

虽然，人们对整风运动的怨愤非常普遍，但只要毛泽东不公开表态，就无人敢于公开表达不满和批判康生，而只能在私下里发泄怨愤。所以，要舒缓人们积淤在内心深处的怨愤，只有让他们把对康生等人的私下指责转变为公开批判，而这只有毛本人亲自开头才有可能。弗氏在日记中说：“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和侮辱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Ｐ２８０）

一当毛决定抛出康生作替罪羊，毛本人便开始公开指责康生，毛反反复复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康生走的太远了，使正确的整风出现了偏差。他指责康生煽动起整人运动、滥用各种整人手法：“康滥用权力，搞乱了很重要的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６日，Ｐ２７４）以前支持康生的人和参与整人的其他人，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纷纷起来把罪责推到康生，在会上对康生群起而攻之：“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在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保全自己。”（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Ｐ２７８）

彭真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打手之一，直接听命于康生。但当毛开始批康之后，“彭真和下级工作人员公开抛弃他们的上司。他们害怕被谴责和孤立，尽量与被他们‘鞭挞’过的人、特别是与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同事们建立关系。这些人青云直上，权力和影响不断增大。”（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９日，Ｐ２７５）

三、让周恩来充当批康生的先锋

毛泽东不愧为玩弄阴谋政治的老手，他为平息众怒和收拾残局，最后选择周恩来作为整肃康生的前台打手。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为中共元老，遵义会议之前，周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而且，在延安整风之前的党史上，周、毛两人先后在军事、肃反、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皆有过不小的分歧，直到经过延安整风，两人地位之彻底变为毛为君而周为臣。在整风中，周成为毛的重要整肃对象之一，周不得不被迫检讨。自此以后，周便完全匍匐在毛的脚下，忠心充当毛的得力奴仆。毛与周之间发生的冲突，大都不是因为周真的有意冒犯毛，而是由于毛的不讲理和猜忌。周得以屹立不倒和享受身后哀荣的秘密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在毛面前进行自我作贱的表演。

在张国焘、王明等中共前要人的回忆中，在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中，在高文谦对晚年周恩来的研究和高华对延安整风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周本人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在如下这点上则是惊人地一致：在霸主毛泽东面前，周可谓最肯于放下身段、抛开自尊、无数次做自我检查的典型。

据《红太阳》一书记载：１９４２年之后，在经过整风洗礼的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和声望已经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中共高层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向毛争宠的效忠竞赛，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留苏派，周恩来、彭德怀等“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企图借吹捧毛而度过继续挨整的难关；刘少奇等“毛派”也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层楼。于是，延安整风的最好阶段就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清算两个宗派主义山头——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彭德怀代表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是发动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造神运动。高华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从来没有过颂扬领袖的传统，而对领袖进行大规模颂扬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泽东的同僚们率先对自己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赞美，并迅速把毛捧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见《红太阳》Ｐ６０８）

在该书的记述中，捧毛的行列几乎囊括当时的中共高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陆定一、康生、王明、张闻天、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等，周恩来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义远比其他人重要。高华分析说：“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他老干部将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同上书Ｐ６１４）

在毛被捧为党内独尊后，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毛的演讲已经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同上书Ｐ６１４）

选择已经完全臣服的周恩来收拾整风残局，再次显示出毛泽东权术的老辣阴毒：周在党内的老资格和在整风中被整肃的遭遇，对于整风中那些倍受冤屈的老干部极具劝诱力。在整风中已经完全屈从于毛泽东的周恩来，自然最愿意找机会在毛面前表演忠诚，而在毛寻找整风运动的替罪羊时向康生发难，无疑是一箭双雕的绝佳机会——既向毛献媚又收买众多被整肃者的人心。所以，在纠正整风偏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其他与会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突然高调对康生发难，并公开指责整个整风运动。

弗氏的日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生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因为周恩来太清楚：”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Ｐ２７９-２８１）

就这样，完全在毛的掌控下，通过对整风的纠偏和批判康生，毛的目的果然完满达到了。对此，弗氏评论道：“事情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展。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想把整风发生‘偏差’的过错全都推到康生头上，自己落个一身清白。很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中共中央主席把情报局头子写的所有文章都交给博古（！）修改。博古是康的死对头，他始终没有跟康生讲和，而且总叫康感觉到，自己是个不足取的人。”（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６日，Ｐ２７４）“毛泽东越来越有权威了（这种权威在中共党内事实上是有争议的）。他把犯了罪说成是立了功！事实上正是这样。现在，他享有‘先知’和‘青天’的名字。人们感激他，让他们重新工作，感激他尊重他们，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９日，Ｐ２７５－２７６）“党员都高兴了。他们认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镇压是一种偏差，而应负全部责任的只是康生及其一伙。对这种看法，毛听任其发展。这是一种策略。他还是一身清白、英明、完美无缺。他是没有过错的。中央需要开展整风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个运动被‘具体执行者’搞偏了。中共中央主席对整风的看法，只能这样来解释。”（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０日，２７２）

弗氏对毛抛弃康生的步骤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为自己开脱而必须指出一个对整风偏差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这个人就是康生。“这是对康生的狠狠一击”；其次，他宣称：整风运动本来计划得好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他非常严厉指责整风出现的偏差，他说：“清洗党的干部运动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专横的。又是一击！”再次，当大多数人把愤怒集中在康生头上时，毛泽东作出高姿态，在全党的大会上主动向台下的臣子们脱毛致歉，赢得来愚忠者们的感恩和掌声；最后，“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将有一些领导人作报告，毛在分配任务时，竟把情报局头子给‘忘了’，不让康生作任何报告。又是致命的一击！”（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０日，Ｐ２７４）

同时，毛开始启用那些在整风中遭到整肃的“亲密战友们”，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而冷淡康生等人。本来，康生充当毛的打手的阴险和残暴，已经使他在大多数党员干部中丧失威信，人们“尊敬”他仅仅是因为他背后有毛泽东，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恐惧。而毛一旦抛弃他，他也就失去了在整风中所拥有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前两年还有权有势、威风八面的康生，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人人鄙视的替罪羊。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于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有利于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Ｐ２７８）面对毛泽东的突然发难，“康生不知所措了。他没有料到他所崇拜的恩主会来这一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６日， Ｐ２７４）

抛出康生来收拾整风残局，安排周恩来作为批判康生的打手，而一手发动并全盘操控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却显得大度而谦逊，知耻而后勇，以四处道歉来收买人心。据师哲记述：“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们承认错误，他明确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的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掌声！“（〈我的一生〉Ｐ１８２）

然而，这些被毛的脱帽鞠躬而感动的老革命们，在体验过跟随毛登上天安门的喜悦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残酷的“延安整风”的不断重演，从捧毛最卖力的刘少奇、林彪到对毛忠心耿耿的陈伯达、罗瑞卿。而这时，毛泽东也在奴才们的万岁声中进入了“无法无天”的化境，无论斗死整死多少人，也无论那些被整肃的人多么“劳苦功高”，毛再不会、也不用脱帽鞠躬道歉了。

这样的毛泽东对康生这样的得力打手，是不会置于死地的，没准以后的哪一天还用得着。所以，毛在康生完成了替罪羊的任务之后，又暗中保护康生过关。虽然，中共七大没有安排康生的发言，但也没有让反思整风运动和批判康生变成七大的主题之一。果然，１９４９年后，特别是在文革中，康生再次成为毛的前台打手；文革结束后，康又再次成为毛的替罪羊之一。

由此可见，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权争的历史，事实上是完全以毛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所谓权争，绝非某位高官敢于向毛的权力挑战，而只不过是所有高级奴才向他们的唯一主子毛泽东竞争宠幸而已。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