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政府由于滥用权力或不作为，是中国环境灾难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中国官方的相关报道和文件中，关于环境污染导致生物死亡的案例已见增加，但因环境灾难导致人口死亡的记录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毫无疑问，环境污染致人死亡，更直接构成了问责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有关当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事实要件。把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事实上的领导人）列为“诉中国政府破坏环境案”的主要被告，旨在通过法律手段使自然人承担第一责任，而规避政治机构集体负责却无人负责的法律虚无状态。本文案以贵州污染一案问责中国现任国家主席、前贵州省最高官员胡锦涛，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申明中国政府就“环境杀人”等案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贵州全省一半人口氟中毒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集中报道了早为人知的贵州省有毒气体特大污染案。这篇报道指控：因燃煤含有毒气体，贵州西部居民浸染砷毒、氟毒数十年；有关部门防治不足导致村民生活陷入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的恶性循环。该文称：贵州西南地区自１９７６年以来确诊的慢性砷中毒患者至少有３０００例，仅兴仁一县就至少有约２０００例，另有６个县大约７万到２０万人口因使用含砷量高的煤而受到砷毒威胁。这些受害者包括砷中毒最严重的交乐乡砷中毒患者龚光能（已因肺癌去世），５５岁的邵先进、４３岁的黄金书夫妇（双方父母因砷毒已经去世）、５６岁的段正强、３６岁的唐建琴。文章说，交乐乡小煤窑及居民燃煤释放的气体含砷量极高，造成砷中毒。文章说，砷中毒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患上即永远成疾，药物只能减缓病情加重，并且因为没有市场，几乎没有药厂生产这方面的药。

除了砷中毒外，氟中毒是另一个由燃煤带来的威胁。文章转引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的话说：地砷病主要在黔西南地区，而地氟病是全省性的疾病。“”贵州有１０００万氟斑牙患者，６４万氟骨病人，以县为单位，氟中毒的人口１９００万，占贵州人口的一半。“贵州氟中毒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黔西北的织金县。织金县地氟病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就发现了，１９７９年，贵州省防疫站、中科院地化所到荷花村进行调查，发现当地８岁以上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为１００％，氟骨症患病率高达７７·６％。调查组对当地群众食用的粮食、生活用水及煤炭、土壤、岩石等进行氟含量检测，发现煤的氟含量为５９８ｍｇ／ｋｇ，土壤的氟含量为９０３ｍｇ／ｋｇ，而生活饮用水和新鲜粮食的氟含量都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地氟病一旦得上同样无法治愈。文章最后结论称：贫穷是和砷毒、氟毒造成了恶性循环，”砷毒和氟毒并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地一位官员还告诉记者：”以前记者来采访我们都是不接待的。“因为病情暴露出来会影响贵州的形象，影响招商引资。

文章还提到：胡锦涛在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曾在有关地方病工作报告上批示：“抓好地方病防治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也和兴黔富民密切相关。要抓好这件事，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然而，胡锦涛的“重视”显然与“贵州全省一半人口毒气中毒”的现状是冲突的。这一悲惨状况或者说明胡锦涛的“重视”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明胡锦涛的“重视”是无效的。但无论是那种情况，作为最高官员，胡锦涛对１９００万人口的生命和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人之一。这在宪法和法律上都是有根据的（参见《诉中国政府破坏环境状》，任不寐、盛雪等）。

２００５年春节，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贵州看望劳模和各族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在中国媒体轰炸式的报道中，读者仍然没有看到胡锦涛对贵州环境浩劫的任何关注。因此，无论是当年作为地方大员，还是如今作为一国之领导人，胡锦涛在贵州环境灾难问题上受到指控是无可争辩的。新华社还报道说，胡锦涛此次（曾多次）到毒气危害严重的黔西南州“实地察看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对黔西南州农村各族群众十分惦记”；因此，胡锦涛对那里的环境灾难不可能不清楚。同样需要指控的是现任贵州省地方官员，他们在环境灾难基础上制造了“村民们载歌载舞，以布依族的传统仪式热烈欢迎尊贵的客人”这样一种气氛，结果“胡锦涛听取了当地干部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思路的介绍，对黔西南州城乡面貌发生的变化给予充分肯定。”显然，这里的“介绍”和“充分肯定”，不仅是对贵州省１９００万人基本权利的践踏，也是对这一悲惨状况的政治歪曲。这一歪曲通过新华社及贵州日报（“贵阳日报评论员”为此发表了“Ｎ论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的追捧文章）进一步掩盖了贵州的真实状况，客观上也等于掩盖灾难而使受害者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救治。显然，有关当局在贵州灾难上继续犯罪。

胡锦涛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在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胡锦涛对贵州省的“关心”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对那里环境灾难的关注远远没有对那里政治事件的关注更有效率。这显然涉嫌渎职和滥用职权问题。胡锦涛对他的前任贵州省委书记、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注意”是众所周知的。朱厚泽曾用“关键是权为民所授”来“补充”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和呼吁修改宪法而引起胡锦涛的强烈反弹，结果导致胡锦涛指示“宪法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不仅如此，在贵州日报刊登了朱厚泽的文章之后，胡锦涛曾直接指示贵州有关部门“肃清朱厚泽在贵州的影响”。与胡锦涛在“贵州政治”问题上的积极反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贵州“成功肃清了朱厚泽的影响”，但对那里严重影响１９００万人生命安全的毒气灾难却不肃不清或肃而不清。无论这种荒诞状况是体制问题还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关责任人必须在法律上接受最后的指控。

与此相关，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政府及其最高领导人无视中国居民的医疗状况提出指控。由于财税征敛、对医疗问题的忽视以及中国医疗状况的恶化，进一步把包括环境受害者在内的广大患者推向贫困和死亡。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发表了“零点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享有情况调查”。该报道说：中国６５。７％居民无任何医疗保险，１／４的人有病不去就医。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高达百分之七十九点四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他们生病所有的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这项在哈佛大学指导下开展的调查称：快速增长的医疗服务费用和极低的医疗保险覆盖率，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出现“小病扛、大病拖”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查中，有四分之一受访者明确表示过去两年中自己或家人曾出现过因为费用问题而有病不去医院就医的情况；近十分之一表示自己或家人在过去两年中曾因费用问题，在需要住院治疗时而放弃治疗。调查还显示：城乡卫生资源占有差距大，有约五分之二的城市居民和一成三的小城镇居民享有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而农村居民中享有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者仅占百分之四。享有商业医疗保险的城市和小城镇居民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和二十三点五，而农村居民中只有百分之九点四。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作为财政资源、及所有资源的主要受益人或垄断者，我们要求其代理人对纳税人及所有居民的生命安全承担法律上的救济责任和赔偿责任，并要求他们所控制下的传媒对这种真实状况进行报道和客观报道，以唤起社会力量参与救济和援助。同时我们也对下列行为提出指控：“为了稳定”或“贵州形象”，掩盖灾难真相。我们认为，中国政府１９８９年以来所有“导向性”宣传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包括江泽民、李鹏、朱鎔基和胡锦涛以及各地官员在内，必须对这种间接伤害承担法律责任——舆论导向掩盖了灾难并造成了各类非正常死亡事件恶化。

二、环境污染杀人危害全国

贵州省的环境灾难不是唯一的，这种状况以经遍及全国。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法制日报》报道，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郊一冶炼厂发生污水泄漏事故，至少造成１６０人砷中毒。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新文化报》报道称，中国超２亿人有受职业危害，其中职业病中尘肺占“大头”，其中苯中毒问题比较突出，“酿成再生障碍性贫血以至死亡的已非个别事件。”

有专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家（而且很多煤炭含硫很高），污染控制设备不充分或根本就没有，大气质量正很快变为一场生态危机：不断增加的汽车恶化了已经糟糕的大气质量；一些地区已发现了与大气污染相关的广泛的森林破坏，那些地区土壤中的酸度水平正在增高；城市中悬浮颗粒物浓度是美国这一浓度的１４倍。医学研究人员报道说，眼睛发炎、肺功能失调的人不断增加，据未来资源组织的基恩。弗洛格根据美国的资料推算，中国每年可能有９０多万人因污染相关的肺部病患而死亡，当感受到几十年污染空气的累积影响时，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视点》杂志２０００第二期刊文称，重庆每年因大气污染造成超额死亡人数２０００人，在肺癌病因中，大气污染约占１０％。兰州更是在全球污染程度排行榜上高居首位，呼吸系统疾病是造成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２００４年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１１·１万人，每天大约是３０４人。

在众多环境危机中，污染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法律关注的焦点之一。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中新社转引中国著名的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教授今天的话说，恶性肿瘤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第一杀手，在农村居民死亡原因中也升至第二位。孙燕称，中国恶性肿瘤每年发病例数为一百六十万，死亡例数达一百三十万。平均每五个死亡病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恶性肿瘤；每二百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遭受恶性肿瘤发生或死亡的打击。北京市每年新发病例约一万二千人，死亡约近一万人。其中，男性恶性肿瘤死亡前五位的顺序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和大肠癌。女性恶性肿瘤死亡前五位的顺序为：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和食管癌。骨转移又是肿瘤晚期常见的转移疾病。肿瘤病人中约有五分之一会发生骨转移。那么如此严重的癌症高发率是怎样产生的呢？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发表了《暗访天津西堤头镇：工业污染致１２０多人患癌》一文。文章说，天津西堤头镇一个村有１２０多名癌症患者；一户人家有３个癌症患者，紧挨着的５户人家有８个癌症患者。“逝者如斯哀歌不绝”。记者粗略地统计后得知，西堤头村７４人死于癌症，１５人正在治疗；刘快庄村９５人死于癌症，３２人正在治疗。值得注意的是，村民给记者提供的癌症患者名单并不全面，一村民看完记者手里的名单后说道：“这里的太少了，没统计上的还多着呢！”据了解，西堤头村现有人口６７７７人左右，刘快庄村６１００人左右。由此可以得知，两村的癌症发病率分别为：１３１３·２６／１０万人、２０８１·９７／１０万人。调查核实：近百家化工厂包围了村庄，毒水、毒气、毒渣，不经处理随意排放。据了解，这里的化工企业主要生产苯甲醛、酮麝香、２-烃基-３-耐甲酸、三氯化磷、三氯氧磷、ｐ５０７、ｐ２０４、水杨醛、碱性玫瑰、碱性桃红中间体、溴氨酸、Ｈ酸和各种农药中间体。化工厂同样把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向丰产河、八米河、小红河最终流入永定新河，而永定新河直接流向渤海。

记者在西堤头镇政府网页上上注意到，关于该镇的经济发展有这样的描述：２００３年，全镇工业实现销售收入４１６２００万元，实现利税５３７５０万元，实现工业增加值８３０７０万元。完成外贸出口交货值１５６００万元，出口创汇８００万美元；西堤头村１９９５年跨入区级明星小康村行列，１９９７年跨入市级明星小康村行列。到２００２年全村工业企业达到６５家，拥有固定资产１５００万元；刘快庄村现有企业８３家，年销售额１０亿元以上。主导企业９家：光辉集团、现代化工厂、振兴轧钢厂、光明香料厂、华隆油脂厂、永明油脂制造厂、津鸽化工有限公司、津北油漆厂、吉帝化工厂。据记者了解，在关于刘快庄村所列的９家主导企业中，有８家属化工企业，也是记者目睹鼻闻排污严重的企业。那么当地政府是怎样治理污染的呢？一村民告诉记者：“市长来后，化工厂只停工了３天，又开始干了！”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重庆晨报》报道：“重庆西泉镇两年癌症死亡４０人，疑与污染有关”。文章说，铜梁县西泉镇卫生院保存着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名单”：２００３年，该镇因各种癌症死亡３０人；２００４年１-１１月初，因癌症死亡１０人；癌症死者平均４８岁。记者记下了该镇２００４年的１０名癌症死者：周某，脑瘤，接厅村３社人，４岁；陈某，食道癌，接厅村２社人，４７岁；李某，肺癌，协联村４社人，５７岁；袁某，肺癌，协联村７社人，６１岁；谢某，直肠癌，群力村３社人，４２岁；王某，结肠癌，双龙村４社人，６５岁；张某，脑瘤，涌泉村４社人，５９岁；吴某，鼻炎癌，涌泉村４社人，４１岁；颜某，脑瘤，峡丰村２社人，２５岁；宋某，肺癌，峡丰村５社人，８１岁。该镇卫生院申院长说，严重的水污染可能就是一大原因，该镇对污水的检测手段是：河水喂沙虫，只要沙虫能活就证明水没问题。

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了“淮河支流沙颍河畔出现癌症村，谁为污染负责”一文。文章说，沙颍河是淮河最大的一条支流，因严重污染，使处于沙颍河三条干渠交汇处的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遭到灭顶之灾，成了名副其实的“癌症村”。黄孟营村全村２４００多口人，８０％的青壮年常年患肠炎，大多数育龄夫妇丧失生育能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畸形儿，痴呆儿屡见不鲜，十多年来没有送出一个合格兵；已有８０多人死于肿瘤病，该村最小的肿瘤病患者仅一周岁，有两户人家因患肿瘤病死成绝户。根据村委会对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４年全村死亡情况的统计，１４年中，共死亡２０５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了８·２‰，而以往该村的自然死亡率在５‰左右，死亡率明显偏高。在死亡的人中，癌症１０５人，占死亡总人数的５１·５％，正常死亡７７人，占３７·７％，不明死因的２２人，占１０·８％，癌症的患病率也明显偏高。癌症死亡年龄大多为５０岁左右，最小的只有１岁。黄孟营村的残疾及其他疑难病症也很多。据统计，村里失明、聋哑、四肢残疾的有４１人。黄孟营村就是一个典型的因淮河污染而变成的肿瘤村。污染主要是硫化氢、二恶英污染。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市场报》报道：“１条河流出８个癌症高发村——来自河南吕店乡的污染调查”。河南省西平县吕店乡位于淮河的二级支流——洪河流域。根据吕店乡民政部门对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底沿河八村死亡情况的不完全统计，１１年中死亡１８３８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了９。７‰，远高于５‰的正常死亡率。这份统计显示，年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０４年前１１个月沿河８村的死亡人数为２０９人，死亡率更是高达１２。２‰。死亡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４５-７０岁之间。死亡原因主要是患肺癌、肝癌、消化系统癌症等。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沿河８村的残疾和其他疑难杂症也比较多。据吕店乡有关部门的统计，沿河８村新生儿死亡、残疾达１。５％。根据西平县环保监测站提供的水质监测情况表明，洪河吕店乡段水的化学需氧量，也就是ＣＯＤ，以及氨氮等指标已经远远超过五类水区标准，应当属于劣五类水。

《市场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报道：浙江省主要河流钱塘江，由于下游萧山区的化工企业排放工业废水，造成严重污染，萧山区已赫然出现癌症村。２００３年一项村民自发性调查显示，自从医药化工企业生产以来，已先后有近六十人死于癌症，约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而且近年来发病人群年龄降低，２００４年又有十几人检查出身患癌症，引起村民极大恐慌。村里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比浙江省的平均发病率高出十几倍。

新华网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刊文说：有田园牧歌美景之称的盐城阜宁洋桥村，因工业污染严重，已经变成了“癌症村”。三年来，该村已有２０多人被癌症夺去生命，今年又有１０人被确诊患有癌症……

那么环境污染与癌症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呢？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６日中广新闻转引英国一项研究称，大部份罹患癌症的儿童，多半是由于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居住在工业污染严重的地区。因此专家推测，从小罹患癌症的儿童，很可能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受到工业污染物污染所导致的。“中国肿瘤诊疗中心”网站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８日刊文称：八成癌症源于污染。法国癌症学者贝尔波姆表示，癌症是社会制造出来的疾病，有一大部分是环境污染所造成。他又说，有八成到九成的癌症是因为我们的环保质量下降导致而成。而根据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于九十年代初期抽样调查研究了７４个城市的结果，证明肺癌的危害是城市癌症中第一位的，其次是肝癌和胃癌。９０年代初期肺癌的死亡率比７０年代中期增加了一倍半。城市里除了吸烟外，大气被污染是主要病源。

当然，环境污染杀人不仅仅通过癌症一种渠道。联合国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天有５５００名儿童因为喝了被污染的水或者吃了被污染的食品而死亡。报告显示，腹泻是仅次于呼吸道感染、影响儿童健康的第二大杀手，每年有２００多万儿童因此丧生，其中大多数来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除了腹泻外，摄入被污染的水和食品还能引起下列疾病：霍乱、伤寒、感染蛔虫以及小儿麻痹症。而５岁以下的儿童最容易受到感染。报告显示，全世界１／３的疾病是由吃了被感染的食物、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呼吸了污染的空气引起的。在所有感染这些疾病的人群中，有４０％的是５岁以下的儿童。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儿童的健康状况，但显然，每天５５００名死亡儿童中，相当比例的悲剧发生在中国。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无端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务院近日发表《２００４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刘建超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刘建超先生最后一句话了阐明了我们起诉中国政府的法学根据。每一个个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中国人，在要求中国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方面，“最有发言权”。此份文件不仅将作为４月份启动的诉中国政府破坏环境罪诉讼活动的文书之一，也将同时提交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并呼吁胡锦涛等有关责任人做出答复。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