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几篇文章在外面发表，立刻有好心和坏心人齐声对我说：你他妈找死啊！对此可以理解为：一是，你要保持缄默（哪怕你要饿死了，也不许说出任何关于你饿，和找饭辙的政治倡仪），不可以乱说乱动，要按照自律和他律（就是党律）来发言，行事甚至思维，否则，就是有找死之嫌了。

二是，你要像条死狗一样活着，并且仅仅是活着，就是所谓犬儒主义地活着，若你看见杀人这件事情，你也要装作没看见，因为你只是看见悬在别人头上或者刺在别人身上之剑……仅此而已。

三是，你要是像人，像公民，像知识人一样活着，无异于找死——这方面的语义是，知识人在这里不存在，存在的是有目的、做手段的知识人和经过筛选的知识。

于是我想，也许他们是对的；过后一想，不，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把死活颠倒了；把活人、活思想扼杀了，换了个狗脑袋，然后说，现在可以了，你去领一份服从之食吧！于是，几十年里，我就这样领取着这份服从之食，苟且以活；这叫做“不”找死！（于是，你打我右脸，我就伸出左脸。）

但是，活着等于死了，或者死了等于活着，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个结论又几乎是在找死；因为西方人不会因为言论而“死”，恐怕也有几百年了。你解释这个常识，是很不识时务的，也有不安分之嫌；甚至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事实，你就在朝向找死之路了。何以至此呢？因为你了解了你不应该了解的事情。所以找死之人之所以找死，是因为他了解了一些信息而已，这也包括读书、读报（外面的报），上网（上禁网），然后思想，则更要有胆识。这个过程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你打开网络，就会呈现此网页“死了”。你听外电，一片中国人的敲锣打鼓声。你写新闻，先设下千百个“不许”找死之词汇。可是，这个不找死原则和找死原则，恐怕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矛盾一样，像导弹和反弹道导弹一样。

近来看见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关于杨宪益先生的传记。这个传记是对老人的采访，且参考了他本人的英文自传。因为坊间出版之杨传，将其大量“找死”的文字“找活”了，而读者自然戚戚。好在现在大陆上有些明明知道有死之危险，却偏偏要赴死而行之人、之写手和出版人。于是，他们在地下出版了这本化名为“雷音”的作者采写的杨宪益传。

杨先生是大陆的著名翻译家，他的《红楼梦》翻译海内外知名。他第二个名声，笔者以为，就是他六四后的出名的反对态度了——他接受了ＢＢＣ的广播采访……（虽然，他后来像伽里略一样产生了犹豫，被开除出党，还做了检讨，但是，他的公然的表态，是内地打破沉默之少数名家之一的发言，再如李慎之先生。李也做了检讨。）可惜，不找死的巴金、冰心们就很乖了，他们好像很合作，很不找死。于是，他们的不找死的死去，和杨先生找死之大义凛然的活着，显成对比，显成反差。

在我们拜读此著的深夜，我们看见的一个杨宪益，确实是一个大言有辩，口无遮拦的恃才傲物之学者。他的先天下后天下的忧患意识，是和他的直言敢言结合的，是他思想的结果。

其实，找死与否，不以个人之意志为转移。毛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里就有这样几重含义：一是，毛以为别人要他死；二是，他要别人死；三是，看谁先死。个人意志在中国是什么？是他人意志吗？不是，也是。约翰·穆勒说，他说的自由不是自由意志。但是，自由确实从意志之自由欲望开始。而要保持自由之品质，就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能有偷生之疑。杨先生是这样本质一番的。因为本书在内地和海外读者很少，所以，笔者介绍一两个例子如下。

从年代的划分而述之，早在１９５２年，婉拒上面邀请他到北京翻译毛主席著作。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只是喜欢翻译中国古典文学。

１９５７年，杨写了一首诗，说是“鸟鸣花放总艰难”。他说，那时候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毛还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辩护。后来知道是“引蛇出洞”。

１９５８年，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毛的旨意被刘少奇解释得很透彻。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而杨说，……譬如说在五亩地上种粮食，怎没可能今天是得了一千斤，明天就两千斤，后天就四千，再后来就八千，不科学。

到了１９６０年，中共和苏共要翻脸。修正主义一词出现在官方刊物上，共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那时赫鲁晓夫已经批评斯大林。杨拥护赫鲁晓夫，他一贯轻视那个语焉不详的《九评》。杨说：“当领导的要小心，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了以后再让人打屁股，挨人家骂。不要像楚平王那样，死了以后让伍子胥开棺鞭尸。”（“杨宪益访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在那个时期，杨还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把一本文学史中的毛语录删掉了。因为杨说，这个书的写作像《联共布党史》。他说，“我认为这种写法很可笑，不适于外国读者接受。（他是为中国的外文局编译这本书——笔者）我和编辑商量之后，把所有的‘圣旨’都砍掉了。结果那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检查中，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时，简直目瞪口呆。新来的局长在群众大会上怒冲冲地咆哮：杨宪益这个人怎没敢这没做？！简直是胆大妄为！”

这件事，外文局上报要逮捕他，只是对外文委没有批，也许是慑于他的名声和威望吧！但是，与他合作的陈次园先生，却为此遭遇“二十多年的噩运”！

那么，杨先生敢于言行，“白眼看鸡虫”，“找死”的历史，本书还有更多奇灿之场面的记述，此不一一。

找死还是不找死，是一个问题。首先，在１９４９年，拥护共党者选择在大陆，是自然可以活，或者好好活的。要反对１９４９年又留在大陆，就是死定了。一些留在大陆而保持缄默者，也因为你内心是反革命而被杀死了。杨传里有许多段落以极其简单的语言说，你如何如何不规矩，共党就会打死你。于是，人们很害怕。二是，比如说１９５７年，一些人害怕被打死，就恐惧得体如筛糠。再，到了１９５９年，到了１９６６年，害怕被共党打死者数以万计。到了１９８９，又是如此。

这里派生出一个内涵，就是死与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大陆左右上下的无数知识分子有义士也有懦夫。杨先生不想当义士，他是率性而言，这是他的人性、天性。他本是一个骨子里的自由派，但是观念使然，他选择了亲共的立场（后面，我们还要提到。）而老舍们、曹禺们、萧乾们是不想找死的，但是结果还是死之将至。萧躲过了一劫，后来很风光。但是老舍就死了，死得很凄惨。这个结果告诉人们，你或许可以不找死，但是你是否会完蛋，还说不定。可以像萧乾一样，也可以像老舍一样。再是，一些自以为得计者，左得很者，历史上我们熟悉的如周杨等，就是自以为是在找活，结果也是在找死；只是这类找死者，是被政治恶循环处决的，没有跳出那个人的手心，呜呼哀哉！

于是，关于找死之选择又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找死的不自觉之举。在文革中，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大量以为自己活着，活在老毛思想里者，都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在找死，如他们中人，上到林彪、陈伯达，下到四人帮、五人帮的鱼兵虾将。这是一种很可耻而不足为训之“找死”，和杨先生等，和那些以其奇灿之场面找死者如林昭、遇罗克等先知先觉不同。

杨宪益的老伴英国人戴乃迭，则和杨老有所不同。因为她并非处于一种找死之大勇气中，而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发言是处于一种常识之见。她按照常识去说，是很直言敢言的。可惜，她的常识，是英国和欧洲的常识。在中国说出常识，对不起，你是他妈的找死了！于是，人们把这个善良的爱中国的女士也给抓了起来。

戴先生事后解释说，她经过牢狱之灾后好像懂得了另一种常识。这个常识是中国特色的，就是说，在世界上是荒诞的行为，在中国是行为和思维准则。于是，戴先生说，我不懂政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后，杨、戴都支持苏共的立场。戴尽管在中国毕竟受西方文化影响，“她觉得我有什么看法讲一讲这是无所谓的，是很正常的事，咱们中国就一刀切，两条线，成了敌我问题了。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文化革命（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她跟我说她不懂政治，她说，我实际上是个家庭妇女，我并不懂政治，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没有觉得是在搞政治……可是咱们把她当了阶级敌人了。”（赵学龄，杨戴的同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

传记作者紧接着说，“戴乃迭的确非常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人们在表面上对她的尊重和友好态度之外，背地里却另有一套；她不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永远被怀疑‘有异心’她不理解中国的这些奇奇怪怪曲里拐弯的事情。）”

哈哈，戴先生是不懂政治吗？是，也不是。其中奥义自不待言。这是两种政治嘛！

附带说明一下。杨、戴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一是因为他们有着辨别是非之勇气之高贵人格，二是他们了解了是非之真相，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外面的媒体和信息。这是勇者的客观依据。无此依据，何来针对之？无针对之，何来判断？我们不可听空气说话。但是，我们从少年时代至今，有多少可以依据世界之媒体、信息及其真相而说话的条件呢？我们不是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包围中取材和断章取义，几乎大半生如此苟活的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戴乃迭之所以有她的常识，有她的判断，是因为她接触到的国际新闻和文化的信息场及其各种事件的真相。她不间断阅读英国美国的读物是至关重要的。设想如果从她二一岁芳龄时候到中国，就一直只能看人民日报，除此无他，她的常识观怕早就更变了，变得和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了——当然，我们不是指像爱泼斯坦那样有着“深厚感情”的那种友人。

是的，杨先生没有像林昭和遇罗克那样地直面专制制度之赐死，但是他的零散的只言片语，却也有石破天惊之声。

相比之下，萧乾们就很不同了。萧在周公接见的时候吓得体如筛糠。杨自然不解，很诧异。“鸣放的时候，有一次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里头有我有老舍有萧乾还有杜近芳，很多人。我呢，没事。杜近芳在哪也是嘻嘻哈哈的，也没事……萧乾坐在那里害怕得不得了，在哪儿哆嗦。老舍一直是胆小的。老舍也非常紧张。”

萧乾在理发馆和老舍邂逅，讲了一点苏联电影的观后，“他哆嗦着说，恐怕思想上立场上有点问题”，老舍如触雷电，逃之夭夭。杨也莫名其妙。

杨先生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一直被共党监护（监视，共党叫“内控”），尚可以自知或者不自知地对待时事政治发表他有意无意的、公开不公开的言论，而一发不可收拾，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到了文革，无论你是杨宪益还是周杨，还是刘少奇，对不起，都要受点罪了。

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死，还是活，又成为中国人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此其一。其二是，如果一个极为大胆敢言、敢思维敢判断之人，共产党有办法把你给灭了。这个灭掉，不止是指思维上的灭绝，也包括你的人格的、本能的和下意识的。

这个灭亡是很悲惨的。灭亡也有数种：一是肉体消灭，或者像老舍、傅雷一样自我消灭了；二种，是要你不死不活，整天处在死活的交缠之中无以自拔，就变得精神崩溃。这类体验不止是杨先生等前辈，吾等晚生也有过这类体验的。大致来说，就是你整天处在自问自责当中，这些自问自责或者是在家里、在单位、学校，当然也可能是在监狱里，在劳改队或者五七干校。杨在“我到底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简单而严重的纠葛中，惶然不可度日，以至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他“听见毛主席说‘我不是坏人……’我听见毛主席就在隔壁屋子说话，议论我，说杨宪益不是坏人”。）前此记述之杨的良知敢见，今天处于总崩溃当中。这是一个事实。耶稣也好，其他圣徒也好，或像林昭这样的圣女，不是也在暗无天日的百般惨痛之时企问上帝：何以不来救我！

同样的心理悲剧在六四以后那段时间，再度遭遇了他。他在一种极为晦涩的心理忏悔中，让读者又看到一个献身之圣徒的徘徊和反省。他在一些自己找到的解释，或者无可解释中艰难度日，甚至发生过逃亡的事。悲剧是发生两次的。之后，杨被告知会安全的。那段精神再度崩溃才告一段落。

杨传记载，在经历了牢狱之灾以后，杨先生的身心遭遇极大之摧残。这是书中一段记载——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说‘杨宪益’，他就‘是’——蹦地跳起来了，就发颤。监狱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就‘蹦’就站起来了。就跟劳力犯人一样……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熊振儒访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这个过程是普遍的。笔者间接了解，像一些右派分子，胡风分子，经常在噩梦中惊醒，囹圄犹在，枷锁犹在，那记忆是嵌在心中，梦魂牵绕，挥之不去的，只是轻重缓急的程度或有不一而已。

其实，事情要从多方面看。杨先生在监狱里虽然“习惯”了他们表面的一套，但是他的意志尚在，理智尚在，甚至幽默尚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１９７２年吧，他从党报新闻报道的蛛丝马迹中预见到林彪的完蛋。他说，这是他坐监狱最得意的事。

杨宪益首先是一个诗人。我们在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记述。他从监狱释放出来，回到家中。他看见摆在桌子上的一盆仙人掌还是盎然挺立如旧。那是他前此拾到一个骷髅，在骷髅头上载重的。当他用手触及这个四年没有近水的仙人掌，“他立刻化为了灰烬……”！

就像传记作者所言，他可以像波德莱尔一样游荡在巴黎街巷，夜入妓院二十家；他可以信手翻译《离骚》为英文，而且是对仗漂亮的英雄双行体；他可以在牛津的英文考试中甘落“第四”名（这是最低档次的分数？）；他也可以遭遇他的贝雅特丽茨，说服她做一个中西合璧之婚姻。

戴乃迭的贝雅特丽茨的身份对于杨老而言是确定了。贝雅特丽茨的梦，不但在杨的文学大家的头脑中有所表现，当然也在戴女士的头脑中存在。她爱杨，也爱中国。中国的真实是什么？可能在戴晚年的一句掷地有声的判断里做了回答：我不后悔！

但是不后悔，并不能够消解她所蒙受的所有苦难，包括她自己和她的儿子居然在英国引火自焚的悲惨实例。在文革和后来六四的悲剧中，戴也一度精神崩溃。她眼前的中国，如果还是美好，那美好是耶稣式的，是她少年时代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幻觉的再现。中国是凶险的，也是美丽的。中国是一个梦，也是残酷中的恶。由于戴和杨都是诗人，他们熟悉如何梦幻度日，才可以在百般的荒诞和野蛮面前挺住——“挺住，就是一切！”有诗人如是说。但是，当她们解构这层虚幻的梦的时候，这个梦，也向那株仙人掌一样触之成灰了。“他的消亡是‘噗’的一声……”。这个“噗”的一声，讲出了二十世纪的荒诞。

而荒诞，是二十世纪一切苦难的总结。

有学者说过，二十世纪是杀人最多的世纪。杀人这件事情是残酷的、暴虐的、荒诞的；而荒诞里面含有一种悲怆的、可笑的成分，是在可笑的前提下完成其暴虐行径的，因为对此的解释无法在当时进行，而事后的追索总是缺少当时的现场感。现在我们阅读历史，常常会因为某种荒诞不经的事实发出悲苦的大笑。退而言之就是，如果荒诞不达极端，其残酷和邪恶的程度就会减弱。最残酷的事情是最荒诞的，也许，这就是生活在集权主义社会中被迫害者的心路历程。在这条荒诞之路上，不懂荒诞者、不能够站在理性的层面上“白眼看鸡虫”者，就被荒诞裹挟而去，是被鸡虫杀死而未知者，须知，鸡虫类有时候有着极大的能量，他可以挥斥方酋，一呼百诺，一个晚上改变天下的所有理性、良知和良心。

荒诞还在于，他的强大，不但可以制造由边沁们发明的、全方位监视和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书中也有论及，还可以将这种监狱营造在人们的心里。一旦人们自律于监狱，他们就会制定无数“不成文法”，将度出监狱的任何心思都自锁于门内。他们往往对于越雷池者说，你找死啊！殊不知，他们活着，其实和死了同样，是一堆死魂灵；而思想的盗火者，却往往因为思想的反自律而自投罗网，成为被钉在火型柱上的异端。

荒诞还将一切做坏事的原则，自动转变为“做坏事就是做好事”，就是现在一向所说的，把人的存在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于是荒诞就籍口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无所不用其极了。

荒诞也有国情。我们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超级荒诞，在外国人看来是违反常识的，在中国是至高无上之原则。

杨先生经历了两个荒诞。一是他的性情中人的罗曼蒂克荒诞，在他少年时代；中晚年，则要经历另一种荒诞，就是文革类荒诞。这是他和他同辈人共同经历的荒诞。这个荒诞和类似古拉格之命运相连——须知，古拉格的故事高潮，也多是以荒诞开始和结尾的。杨这个少年“帅哥”面对后来的荒诞，就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而是颇有老庄风骨的大超越了（请见该书一张杨着道袍之照片……）。他后来走向圣经，为正义和真相背负沉重之十字架，就又从老庄转变为耶稣式的殉道。

此一杨宪益，是彼一杨宪益乎？是也。我们常常听说过一个人一分为二的说法，如：有两个顾准，有两个李慎之等等。但是细细观察，其实他们的一生是多个侧面的结合；是多个侧面集合而成的复杂的对位和和声统一，是一个曲式中的因子。正因为如此，杨在晚年关于“人，不可以活得像个雕像”——这个判断，是他解释此课题的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们也许有幸引用杨的老朋友邵燕祥先生最近涉及到杨老的一首诗歌，以做形容——

顺口溜送别罗孚。并跋

别时容易见时难，相见时难别亦难。难得沧桑十载后，旧雨今来志不残。丁老已辞盘上肉，杨公不作酒中仙；文章翰墨如米饭，最是家常胜华筵。苗子身健笔更健，依然满纸生云烟。郁风开刀苦犹甘，笑容灿烂步生莲；喜画山川翠欲滴，乐观鲜花红欲燃。座中寿数谁最高？唐瑜不听颂声喧；一流人物二流堂，立德之外复立言：庾信一赋亘千古，痛笔追传潘汉年。更见宗江和范用，卖艺藏书各有缘；有所不为有所为，赤子之心乐陶然。沈峻为首诸家长，都是模范饲养员。莫道高堂悲白发，镜中强半尚红颜。一路顺风祝罗孚，举杯前路非阳关。何须青鸟勤相探，不妨常回来看看。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

老报人罗孚先生，曾居京十载，离京瞬又十一年。三月下旬专程来京参加聂绀弩百年诞辰纪念，离京返港前，宴请诸友人。杨宪益赠诗七律一首于前，本欲步韵奉和，而一发不可收，成顺口溜如上。其中多今典，略加注释。

“丁老”句，丁聪平生嗜肉食，厌蔬果，而今因病遵医嘱必须少吃以至不吃油脂。“杨公”句，杨宪益有“酒仙”之名，今亦因病把酒戒了。“郁风”句，郁风短期内连动三次手术，而精神矍铄如昔。“唐瑜”等句，唐瑜高龄九二，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时在重庆，以家资建房接待诸多无以为家的抗战文化人，遂获“二流堂主”雅号，近年为挚友潘汉年作传；夏公（衍）生前曾称颂说“这样的好人今后没有了”，“一流人物二流堂”为黄苗子成句。“更见”等句，指“卖艺人家”的黄宗江和爱书如命的出版家范用。“沈峻”句，丁聪称夫人沈峻为“家长”，京中诸友附和尊之，兼及各家夫人均称家长矣。

又，此“溜”首句出李煜词，次句出李商隐诗，“镜中”云云，为龚自珍成句。“文章”句，旧有“文为饭，诗为酒”之说。（载「同舟共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