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被囚期间，得不少朋友关心。张健慰曰：君可于狱中作狱中杂记也。余答，非也，余游心上下，越方苞而面庄周，从人间世而考文明史，自大宗师回思大革命，文学安能束我哉。健曰：是进入状态也。余问：余言河汉，漫无崖岸，无人会，奈何？健曰：继续。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补记

一

对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天下的政治文明体而言，其发展跟其他文明古国、帝国和民族国家大同小异，现代人对自家传统的态度如果不能立足于此，他就永远难以认知各家的优长，他或者自污、崇洋媚外，或者自大、非我族类。真正的现代人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为了实现这个空前的现代转型，人类文明的政治实体几乎试验了一切可能的路径。今天看来，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革命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外，改良、改革、复辟、造反、动乱一类的社会动员只对有限的主体有利，这个有限的主体是一代的时间、少数人和部分地区（邓小平语）。

革命符合最小最大化的正义原则，它是即时兑现正义，它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全体人民获得现代公民资格。家国天下恰恰不讲大道正义，它的道理更落实于礼，它以忠孝一类的礼义置换了大道。礼内涵有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它外在的表达是惟名与器不假与人。它赤裸裸的宣言是惟彼作威作福惟彼玉食，以及非礼勿动勿言一类。这在今天的次法西斯时代表现得更张扬、更肆无忌惮。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这一问题，但他们仍以为“礼者，时为大也”，他们要么对秩序稳定一类的礼治要求默无一辞，要么公开地赞同，将其跟演进渐进一类的西人学理相联系，以注解稳定之于中国进化发展的重要性。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先秦的叔向晏子、汉儒、宋儒几近于是，而他们在气节是非方面的执见远较今人为胜，今人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上的表现，也使得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派先驱们羞作同道。

无论礼义如何宣称它的天命，在这一文明体里，礼的神正目的是不可避免地丧失掉了。稳定秩序能带来“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这一说法在下层人民那里早已破产，它的理想目标在上层那里也早是游戏、托辞和遮羞布。不幸的是，传统中国正是在礼治面前止步不前。这个文明以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缺失来表明自身，它的全部用心在于协调人伦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自周公、孔子、秦始皇等人的反复奠基，全体人民接受了这种命运。中国人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社会人伦，他对已知的事物进行信仰、猜想，他对未知抒情或存而不论。他的探索局限在已知事物之内，于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以欺骗，他对已知事物进行加冕神化，已知者如天一样巍乎高哉。既然跟自身一样庸常的事物经他的努力变得伟光正起来，他的咸与维新、苦思冥想或与伟光正站在一起也就不言而喻地与有荣焉。今天的中国也被渲染成空前的升平盛世，少有人计较中国人是否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上海北京的中国人尤其如此。

诸子以后，中国文明个体再无原创性或出位之思。中国人的精神理性是以巫性的方式表现的，他把一切当作如知如祭（可把握或他将要把握的事物）而做天人合一的好梦，他不关心如知是否为真知，从而他的心智和权利意识难以进化成熟。屈原的《天问》即是对天人历史无能探索的孩子之问，最近的例子，则是李慎之对已知事物的猜想追问，他的体制刚性弹性之思再一次被誉为“天问”。

黑格尔声称，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这种文明的停滞也只有时间的规模才能见出效果。自１９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现代转型，即是这个文明体在时间上有所长进的努力，遗憾的是，到２１世纪，这个时间里的进化仍显得遥遥无期。除了新文化运动有过短暂的开智启蒙，今天的中国知识早已回到巫的笼罩中。

文明的自救意识大概是从宋朝开始的。五代十国的罪苦、国家的兴亡、佛法的争胜都使当时一流的中国人感知到了问题。汉唐的光芒在这些问题面前也黯然失色，欧阳修“天地闭、贤人隐”一语写就了文人的无奈。但中国知识左冲右突而以自污去势为实体，程朱理学试图再一次牺牲人欲人性以求苟安，顾王黄等人从夷夏之辩中求得自慰，这样的思想努力当然挽救不了文明体的败局。在明清，在苏东坡之后，汤显祖、曹雪芹这样的天才只能生活在梦中。中外大家都惊叹，自宋朝以后，东方最重要的文明发动机几乎完全停止了转动。至于今日。

王安石是第一个有力行自救意识的儒士。他的言行提前了千年，千载以下，他一直被人看作神经不正常的偏执狂。的确，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心态。他的变法倒是为后人提供了家国社会改革的悲喜剧，无论明人张居正的经改还是清末光绪的政改、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文明悲剧的重复。就是说，文明体的改革注定失败，不同的只是角色的变换。

因此，长达一百六十年的现代转型，不能说没有长进，但在最关键的文明要素上，不仅仍是重复，而且会有反动、复辟。自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即使革命被引入，它也被置换为专制者的名器。革命者和专制者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换，而文明体和个体无能自行革命，更不用说分享革命的果实。这正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家揭露的和哀恨的。

二

这样的文明苦难不单为中国所独有。古代西方、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等传统文明几乎是异质同构的，他们都是在有限的时空内进行天人合一般的信仰。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虽然都有了特例，有了民主政治、无限终极和神正目的，但只是到了近代，文明体和个体打破了生存的有限边界，而争取到自足自立的成年理性，中世纪的神灵护佑的大家长的魅惑被祛除了，文明体才属于了它自己。地理大发现是类人孩走路权实现的副产品，文艺复兴是生命信仰的复苏，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运动是个体说话权的花实，资本主义是文明财产权的开眼，这些文明体的说话权、走路权、交友权、信仰权利的获得，或说文明个体告别类人孩的家国状态，获成人洗礼仪式是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三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先后为革命正名，并为文明体的现代性获得背书。自此以后，西方世界才得以文明的特例要求一切传统文明革故鼎新，顺天应人。它以现代的名义解构了传统，以西方的名义挑战了东方，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

在这种西方的全球性扫荡里，革命的灾难也最先为西方人自身尝遍。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流血变质，到了俄国异化为阶级暴动，到了中国沦丧为暴力造反。这也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家在变异的大革命年代所指明的，革命并非让人死，而是让人活的；革命是全民的，而非阿Ｑ不配的特权。不幸地是，革命在后发国家地区一经发动，就不再是自足的力量，它不是一次成年仪式，人民的节日狂欢，而是“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欲望泛滥和特权崇拜。它的变质使得人类的悲剧已经变得无可言喻。

但文明仍在展开，革命精神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即文明个体迟早要求兑现自身的权利和认同。这种深刻的历史逻辑以数百年亿兆千百万人的规模和广度试验，终于在２０世纪末校正了革命的异化，自印度甘地革命、美国黑人革命等为开端，苏东革命、韩国朴正熙革命、台湾民主革命等将中苏的变质革命扬弃掉了。欧洲、美洲等经扬弃革命的国家跟先发国家一起，真正开始了文明有效的竞相发展，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领域的争奇斗艳。至于今日，有悠久历史、受制朝贡体系影响的东方诸多国家不再需要中国作为文明发动机来支配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再单纯地摹仿先发国家为生存发展的内容，具有强大协同罗致能力的中国对周边国家不再具有向心力。

最为可笑可怜可歌哭的在于，中国经过百年变异革命的影响，对文明和个体犯下更大的罪孽。这些罪孽神人共愤。一切从理想、善意或单纯向往革命出发的诗人、将军、学者，在变异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夺取政权后，都以革命的名义执行了反革命的遗嘱或说专制者的逻辑。蒋介石说：“我是要革命的，谁要妨碍革命我要革他的命。”汪精卫说：“要革命的到这里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谁不改革谁下台。”人类的思想为独裁专制者假借，已经不单为革命所遭遇。但革命的空前变质，显然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作用，也有着革命的历史逻辑作用。

三

这种文明背景可以引申出很多意义，比如中国特色之有无，革命罪孽之大小等，先发革命跟后发革命之异同，它们都跟后发国家能否进行现代转型有关。但也许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后发国家必须在获得现代性知识才可能实现现代转化，这种现代性之获得本身就是革命，如同类人孩在大家长身边骄傲平等地站立是革命而非青春造反。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知识者在整体上交了白卷。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世界上可考第一。无论先发如英法美，还是后发如日本、德国，都是思想知识走在前列，甚至俄国，也有过“莫斯科上空红旗的颜色跟我何关”的壮语。正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努力，使其革命最终跟本国的历史进程相关合辙，成为其整体进步的必然和关键。而中国，在康梁革命、孙黄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迟来的且暖昧得多的新文化运动。康梁革命不用说了，就是辛亥革命、毛泽东的农民造反，也都有无数的阶层和民众做了看客，都有着对当时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抛弃和打压，甚至其革命方法沦为对这些力量的打压，这种种暴力的、流血的、阶层的革命注定变异。

知识界的乡愿犬儒可能带有中国特色。让中国汇入文明主流何其难，而听任中国停滞甚至反动有足够的时间空间理由。自秦皇汉武以来，时间的演变只是专制主义的变迁，后者本质上又是“流氓的变迁”，对流氓的崇拜和用心成为中国知识的重要和主要方面，它使得专制变本加厉地强化了自己。中国知识用最好的观念和辞藻堆出了一个个流氓或“猛人”。这些流氓、猛人或说专制者们成为惟一的人物，在此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人。他的病急乱投医最终得到了报应，在足够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没有医国手，儒生方士全是江湖医生，不足以跟这惟一的人物沟通，只能是蒙和骗、帮凶帮闲。

任何对中国怀抱希望者、任何感知中国危机者，都可以被这些时间空间耗尽自己。即使那些对中国问题有一点点责任感的专制者，也会被这个文明体的败落所拖累。换句话说，这个文明体的政治人物在责任理性的驱使下，既找不到价值也不得工具。千年以下，可以想见汉朝人物在数次政治经济大辩难如盐铁论中的迂阔，他们参与铸就了一个文明体至今承担罪苦的悲剧。最近的例子，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务虚会，有如波旁王朝复辟的邓小平，在收拾人心方面所收获的最好医方竟是“补课论”，可以想见这个有着常人情怀、并不好大喜功的中国人心中的失望；自此以后，他几乎再没有正眼瞧过知识界，好在他有的是人生经验和民众的试错智慧，他把民众的办法据为己有就成了他的时代最大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复辟者心想的是祛神除魅后的认同，最终承认了独裁的权力方便以及自己的归宿：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这个总设计师仁慈地要让少数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甚至最深刻地洞察到中国知识所不曾理解的当代中国改革的本质和真正任务，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即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以革命为前提为根本；但他的革命精神在改革过程中大踏步地向后退却，改革变质，最终不免有 １９８５年的一句权威性反问，“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

由于没有对手，对手也被猛人及其周围的人扑灭，流氓终究只能是流氓。但中国问题大过流氓的逻辑。这个问题可能为王安石感知，而又确实地为光绪、胡耀邦赵紫阳认知到了。不过，知识的分布不均，使现代性的一点光亮在庞大的中国人中显得如同无有。光绪、胡赵的认知显然还无能进入现代性的门槛内，他们的改革工程注定虎头蛇尾，或如王安石改革一样注定变质。复杂的在于，光绪的改革梦想跟康梁革命一样被扼杀，胡赵的改革路径跟８９民主革命一样被颠覆。

在具体和整体性危机面前，改革尚有成效，那又多半是政治集团动员强化所谓挖潜的绩效，既不是制度的性质变迁，也谈不上全民的福祉。有了革命这一西方思想中的用心和文明突破，政治集团的变法自强就成了呓语，因为文明的根本或最高成就在于文明体的每一个体都要通过政治实现他自己。没有后者，任何革命外的社会动员手段，改良、改革、乱动等都只能使文明体自外于人类当下的主流成就。

四

中国的危难是全面的。汉语思想和汉语知识的弱小已经不复可怜，而是有罪了。

胡赵都看到了中国及其统治阶层的危机，但胡希望从自身立规矩，他表达不了自己；赵受到知识界的影响，但那是怎样的知识界，西人的自由主义药方，那正是里根撒切尔夫人以自由主义叫板东方的时期，以及知识演进中的最新的星点闪光进入他的脑海，他认同了新权威的说法，他要的是自由主义的物质成果，向右改革，但前提得有人掌舵，他忘了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中国。

赵紫阳到生命的最后年月才悟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条威权道路不通，改革必然变异。这距俄国人斯托雷平说出“先立规矩再谈改革”的革命性名言已近百年。更有意思的是，赵紫阳的孤独思考走进了死胡同，他一方面仍借用经改和政改的思考工具或分析框架认定二者需要配合，一方面否定了西方的政党选举政治。他忘记了规矩本身已是革命，离开这一革命，任何改革都只跟少数人有关，都不是全民的，都跟文明体的进步无关。赵甚至得出了结论，在中国，只有邓小平有实力和能力改革。这一结论正是中国知识的巫性反映。它表明了中国状态跟中国知识的互为因果和相为纠缠。它跟中国人的宿命意识相关，跟其无能自信的心智有关，跟现代理性的缺失有关。因为这种巫性思维，中国人至今对江泽民、胡锦涛等怀抱同情。这近于我说的类人孩中最纯善的也只能是自度自觉，自我在时间里“闷熟”到某一水平。他们不是那一人物，所以中国人还将在黑暗中摸索等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而当赵紫阳意识到中国改革的困境时，部分自由派学者仍在为当下的中国路径辩护。他们接受这一条渐进道路，他们认同官方的说辞，认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其成就是空前的和来之不易的。他们的用心在于，既然中国人离文明相距遥远，这是宿命，那么任何眼前的生活都是需要保守、鼓励、赞美的；他们的巫性在于，历史的罪错有其负责的人物、名词和观念，历史人物的选择只是证明了他们的狂妄和失误，任何个人的主动努力只会让历史一代不如一代，古今中外的道理证实了当下社会秩序、经近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渐进演进的天然正确。他们在青春期感受的生命冲动，在成年时期让位于他们的小康空间。青春的受压抑既实证了历史的罪错，又使他们感恩于当下的生存机会。这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也是他们的政治变革哲学。

这一政治哲学拒不研究胡赵之后的次法西斯社会肌理，他们中最有进取意识的学者仍停留在对后极权社会如何突破的思考之中，他们忘记了后极权社会的英雄豪杰如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等人从来把自己当作自由的心灵展开，从来不患得患失或斤斤计较于眼前的不自由状态。他们视而不见极权社会只有信徒和神的声音，后极权社会只有纯洁的孩子、异议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次法西斯社会却有了独立作家、反对派、暴发获利者和持自己意见的政治公民。这一人生哲学甚至拒不承认自己的非人性非人民本质，他们以一切言词为自己加入吃人的筵宴辩护，为自己坐稳了奴隶位置辩护，为体制生存辩护，为自己讨好大家长、做了类人孩中最能得到糖吃的聪明孩子行径辩护，他们说，他们经验的并非专制或不自由一类的问题，他们享受的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成果。

这一政治哲学拒不研究中共的反革命扑灭了８９民主革命和胡赵改革的进程，却执行了改革遗嘱的历史事实。这一政治哲学拒不思考胡赵的悲剧以及胡赵后来对改革遗嘱修改和困惑的事实。中共最初是不得不、随后主动地借用了改革的名义，后极权社会的全民家国同盟为统治集团的利益同盟取代了。这一人生哲学拒不承认身处的次法西斯本质，因为完全可能，后极权其来有自，跟他们无关，跟他们的人生虚无状态无关，而次法西斯倒彰显了他们的罪恶。一如他们宁愿承认自己的奴隶或非公民特征，他们更愿称自己为市民、国民，而不愿承认我所说的类人孩特征，因为前者合群而不担罪恶不义，后者却要他们为自己的个体生命选择负责。他们不承认自己跟中国的工人农民一样生活的次法西斯状态。他们说，法西斯也要理想或意识形态，但当下则无，当下的统治能够维持只是利益使然，他们忘记了，次法西斯的中国早已有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神话。中国知识曾用这一神话去消解后极权社会的崇高，解构八十年代的理想，颠覆胡赵或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自我蒙骗的人生哲学，使得知识界对下层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对知识同行、当代中国仁人志士们的悲壮努力避而远之。

这一政治哲学拒不研究苏东革命后的改革经验教训，拒不指明中国改革的流氓化。他们仍停留在苏东亡党一类的官话之中抱有侥幸之心，最天真无知的也只是得出中国跟苏东改革相近（即经改和政改先后之别）、中国成就更大的结论。这一政治哲学拒不承认并研究苏东革命这一当代世界最重大的扬弃革命的意义，拒不承认中国的沦落离文明世界更为遥远。这一人生哲学仍寄望改革，厚诬革命，企图为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作巫立法以用于当下。这一人生哲学仍为自己的幸运感恩，他们无能回答良知正义的审判。

于是放眼中国，自由派学者、新左派学者、新儒家（他们可能是自我认定了）等中国知识中也都是被豢养的类人孩，中国知识仍然少有跟大家长江泽民、胡锦涛一样在人格成就或形象上相当的精神个体。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仍是次法西斯中国可观可数的人物。

五

但如孔子所说，邦无道，谷耻。所有在次法西斯社会活得感觉良好的达官贵人、明星学者、精英政客，都不仅无义可耻，而且跟历史的进步无关。他们最终像中国历代的鱼鳞册上的姓名数字一样，像中国传统王朝里曾经风光无限却佚名的群氓一样，成为文明眼里不忍卒读的过客，少有展开自己却颐享庸福的生物，是最终无面目无个性的类人孩。甚至那些敢于公开私下痛诋中共的精英文士们也在这个时代活出了感觉，反共、嘲笑中共只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命形式跟次法西斯社会的美学形式和人格形式并无冲突，他们的生命历史跟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历史无关。次法西斯的状态仍是中下层千百万人奉献、无能自主，上层瞒骗、作威作福。

这是怎样的中国！后极权时代的哄骗到了次法西斯时代就以打压镇制为主了，后极权时代的全民结盟的总体性感觉、国家政权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到了次法西斯时代就全面断裂了、碎片化了，并为市场化和全球化所粉饰了。其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品质当然大可质疑，最重要的还在于，这个文明体的统治者――中共政权已经丧失了情理，它的流氓化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六七千万党徒，虽然不乏怀抱理想者，但大体上说来，借助中共或寄隐中共的用心为多，或寄食于此以干利禄，或借隐于此以自全，党徒们全失了做人的正大恢宏，更缺失现代文明理性和公民成年意识。

胡赵的改革被颠覆，改革者的名器却为中共继续持有，除了执行改革者的遗嘱，中共在次法西斯时代的全部努力是如何做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即以国获利。不错，近三十年的和平环境，数代中国人的挖潜奉献，为中国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财富，市场化全球化的引入也使中共统治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但一个自极权后极权时代弑神除魅、到次法西斯时代世俗化至极点的文明体，不可能对长久地游离于人类文明主流之外而无动于衷。何况对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而言，它的罪孽随统治时日的增加而深重。非暴力的８９年民主革命是那么温驯地请求它变革，对它而言已是最大的机缘了，它本可以借此机会从专制党自新为一个代表全民意志的执政党，有如日本自民党等国家的政党那样获得“万年执政”的使命或好运。但中共不假思考地拒绝了类人孩和孩子们（当年纯洁的大学生们、今天的八九一代人）的善意和成人要求，那么凶残地屠杀了他们，正是非丧心病狂地自蹈死路而何。

不得不执行改革逻辑的中共，在次法西斯时代又将改革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当是时，中共如果还有一点理性，改革断不至于从８０年代的资源扩散转向９０年代的资源集中，断不至于从后极权时代的藏富于民、开智于民、还权让利于民，转向次法西斯时代的与民争利、愚民以治，中共断不至于与民众的权利和认同渐行渐远。“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长安街头的坦克车、天安门广场的刺刀、六四的枪声本来已经自毁了中共的正道（千百万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拔乱反正的“人间正道”），中共从六四的血腥中回过神来，不是有所弥补悔过，反而是变本加厉地向流氓化黑帮化的邪路狂奔而去。在后极权时代的公民同志、工农子弟、父母兄弟，到了次法西斯时代，就成了它统治下的子民、臣民、市民。而在它的权力魔咒下，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东方大陆的污染将长久地祸延他们的子孙，在它的权力笼罩下，中国的农民恒定地成为大地上的贱民，八九亿农民啊，在中共权力及其市场、知识的主导下，再难以与市民相容，他们有着相同的肤色、相同的历史，他们同文同种，却被无形和有形的力量隔离了，撕裂了。八九亿中国农民，他们和他们的儿女世世代代难以感受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的温暖。这可能是文明以来最大的耻辱，人类历经革命所发明的平权法案都将洗刷不了这一耻辱。

不特于此，中共还“与时俱进”地重复并翻新了这个文明体改革后期的全部罪恶，那就是王安石手下的改革派大员邓绾千年前说过的名言：“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以朱镕基这样的能吏、温家宝这样的干才，都在亲民改革的名义下自我革新成“巧言令色”的表演式英雄或风雅之士。汉语世界一切还未被污染的都被他们征用污染。正是９０年代以来的改革，给胡赵的改革必然的补充，从而让人们见识了改革的真正光荣和罪恶。这一王安石、光绪之后的改革梦的破碎，既证实中国知识的罪行，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文明体的发展问题上，应该丢掉一切幻想。

但中共却实在地了解民众的天真幻想，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侮辱并践踏民众的幻想。这正是西谚所谓：天欲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或吾人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它没有任何是非之心，它有的是机变和取巧空间，它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其苟安与威福。天安门前的自焚、法轮功信徒的真善忍、台湾地区的文明竞技、党的领导人的辞世，等等，都没能使它不好意思。十几亿中国人是它的人质，它有恃无恐；新人新的阶层入伙，资本家入党，使它的罪行不义几乎由全社会分担。素质不高，官腐民败，这是它谤诬并污染一个文明体的拿手好戏。

一个曾以热血、理想取得执政资格的革命党堕落得如此彻底已是意识形态领域最无耻的意识形态，是恐怖行径中最下作的恐怖主义。一个堂堂的统治集团能有如此卑劣的念头已足招天厌，而它的算盘打得也未免厚颜如意，它借助于帮闲的中国知识成功消解了革命和人类文明主流在现代转型中的先导和示范意义，并以经济行贿和知识注经等手段为它统治的存在合理性进行粉饰。它仍知道中国的危机，但任何消解危机的办法：法治、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等等，全为它用来作践污染人心，它有私有化的成果，那是“以权抢钱的私有化”，它推销“亲民”“善治”、“增量民主”的感觉，那是一切小康了的精英们有了物质财货和活动空间的感觉。它承认中国的危机，但一切在反智的萨满教般的心态中混过了，“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这是它的政客谋士们的歌谣，他们未免太无知无畏了。一个十数亿的文明体，竟由这样的政治操纵！

它的历史感也由此完全丧失。它要的只是现在，它自己的领袖或前领袖的辞世，在它的现实把握下只想做到“秘不发丧”，企图若无其事地继续愚民统治，作威作福，它太小看人民的记忆了。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集体记忆的人民自有道德是非评判，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也如胡平所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人民的善恶正义历经千载百世而不断绝。即使专制及其帮闲们自写历史或为历史翻案，人民仍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历史的审判、诅咒和复仇。中共以无信自得，完全不顾及人民的信仰和历史的审判，却不知道这种审判如此及时。极权时代的刘少奇求过它，人相食，要上书的；它拒绝了，而今三十年不到，毛泽东安在？尸骨未寒，妻子亲信就被捕获，遗言犹在，罪行就被审判，更可笑的是，尸体也不得安宁，被中共作巫作腊以供历史的风声嘲弄。在人民选择的生存方式中他早已被抛弃，他又为他的党肆意利用和充当替罪。

被软禁十五年多的前领袖赵紫阳也为中共考虑过：“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而中共愚蠢地拒绝了赵的救赎性努力。而赵紫阳的辞世，竟使这个毫无胆色患得患失的政权，面目如此僵硬得狰狞，无情得无耻。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的国丧期间，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人士，被它软禁起来。直到今天，它仍不肯报道一个民族的正大损失。它无非是大事化小了的如意算盘，它会纠合一群人来处理丧事，因为死人也是它的，它在逝者面前俨然王宰。直到今天，早已离开它的体制、四五年来没有职业、仅以思想和诗文报世的笔者仍被被它软禁在家中，这既是滑天下之稽，又再次证实了中共政权不配国器。

在中国迄今以至将来很长时间的历史里，政治都是我们实现自己的方式，政治人物跟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品质相关。这个文明体的圣人们早就说过，养生送死无有憾焉是最大的道德，又说视死如归是人民最高尚的品德。在漫长的专制日子里，人民虽然对养生无能自主，却保持了送死最后的底线，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留他如梦，送他如客，是中国人最高的信仰情怀。何况国丧！中共对死亡的无动于衷导致了它一而再地被审判。１９７６年，周恩来的死预示了极权社会的崩溃，１３年后，胡耀邦的死宣告了后极权社会的结束。１６年后的今天，赵紫阳死了，我愿意说，这不仅预示了次法西斯社会的瓦解，而且坐实了中共的倒台。因为赵紫阳是当代中国惟一一位象征历史的机运人物，他是最后一位象征中共理想情怀和务实精神兼备的政治家，他的悲剧，标志着中共再也不是文明重建需要考虑的对象，它只是中国历史待机而弃的垃圾。中共无能抓住机遇，连送葬的事务都不肯不敢庄严诚敬，它已经由国之真宰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只黑帮化的野狗。

中共不想给人民权利、认同和生存发展的机会，自有人民及其真正的政治家来取而代之；中共认为它在东方大陆独孤求败，它是中国人民想舍弃而不敢不能的历史性产物，却没有看到它在如此地自毁自污之后人民唾弃它如弃之敝履。中共已由真龙变成疯狗，无论人民当下如何敢怒不敢言，如何道路以目，一旦机缘到手，对这条为祸东方大陆数十年的疯狗，人人可以执而杀之。

六

我说过我为中共哀，我说过我将毫不顾惜地看到它的早日灭亡。

因为中共确实曾为龙种，它有过理想、热血、它曾是数代中国人的希望，我至今记得儿时接受的中共恩情一类的知识。但现在这个政治团队蜕变为一只只跳蚤爬虫的杂种混合，它的日本自民党一类的好命早已失去，今天它又失去了中国国民党一类的幸运。

但这种情感、历史的假设也不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人所持有的。文明在今天只是问，正义如何实现自身，生命如何展开自己。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那个把我列入软禁监控名单的凶手罪人。执行软禁任务的五六个人我是熟悉的，他们不谈到任务，他们只是要把任务毫不含糊地执行下去，他们可以跟我谈论日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控告他们，或告知他们违法，教育他们一个过了十八岁的现代公民应该知道对错是非，什么行为正义或不义，什么行为对得起天良或什么行为纯粹是帮凶作恶，在我们这个文明体里显得那么迂远。我不恨他们，但在百花盛开的日子里，我可以控告他们，让他们为他们今天的行为负责吗？

而那个下达命令、那个决定侵犯我的人身权利的作恶者，他是什么样的人？心肝面目如何？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性情如何？他的上司是谁，上司让他控制我吗？他是受什么样的暗示：官位、利禄，而自主地把我列入软禁者的名单？这个躲在背后的人，这个卑鄙的以自身的奴相奴行来将胡锦涛等人层层包装、使胡锦涛先生和中共政权变得无知而无法无天的小人，是如何在其妻子家人面前坦然地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官位利禄、荣华富贵就是他的意义吗？我愿意在此施下我对他永远的诅咒。我愿意请求未来的文明社会，代我复仇审判，一如人们对纳粹法西斯的官吏审判，对其追惩的行实终生有效；一如苏东革命后那些枪杀平民的将军士兵、那些剥夺民众权利的官吏被判罪，他们除了忏悔绝不能得到人民的原谅，他们在文明社会里想找一份看门者的职业都将不得也不配。那么，让他的灵魂自得吧。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的同胞父母兄弟；我承认，我为他们做得太少了。思想和岁月隔开了我们。北京上海一类的都市向来被称作中国的首善之区，在这样的都市里生活，知识者、书生甚至志士们所受的诱惑和活动余地远较民众为多为大，民众在民生日用上的被管制和自由的被剥夺远较我们更有真切的体验，我们甚至认可了中共的生存权思维，民众生活水准有所提高就应该惜福保守现在。但我们完全不理解千家万户的哀怨，民众的被损害被盘剥在公检法文教卫之间在市场之中无时不在进行，民众的吃穿住行无不被污染被侮辱。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的国家和中国人生。我承认，今天的软禁是对我的行为的报应。但那些以为我的言行就是向中共的枪口上撞，就是挑衅中共从而活该遭禁的思维们，该反思一下：没有言论的突破，人类还活在结绳记事的阶段；没有言论对礼治的突破，中国人仍将活在汉儒和宋儒的迂腐愚昧和凶残里，这类道理杀人、名词观念杀人在当下中国并非罕有，它们甚至锁定了不少新新人类的心智；而没有当代中国农民的凿空之功，他们以头撞墙，流血流汗，邓小平的改革将流于空想。生命的言行本来属于她自己。我所遗憾的报应只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所以如此，我们在争取做人的文明斗争中做得太少了，我跟我批判的中国知识一样少有为一个文明的中国正名，少有为人生的正义德性辩护并示范，以至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以至于无数人躲在中共的体制或所谓市场化全球化的体制里作大言作与现实无涉的正人君子，而无数的中国人生就在次法西斯社会里经历着彼此的无助、伤害、隔膜。我相信，经过殊死的努力，我们能够在自身生长出最低的伦理共识，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因为我和当代中国仁人志士们一道，虽艰难仍努力表达了时代的良知和生命的正义。在我们身上，有着一个民族在当下的文章造化和对制度文明的向往。

“我本来是做梦的／却深入现实的漩涡／有时候寂寞地回首／我们看见了花开花落。”这些青春的记忆已经远去。诗谶却实现了，一如我当天为赵紫阳写诗“大清早我在囚室里寻找悼文”，两天后的清晨中共就将我的家布控成我的囚室。现在我跟中共及其次法西斯社会短兵相接，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我知道并要说出我的胜利，这生命的大德和文明的胜利就要实现了。我已经为中共的灭亡写下咒语和悼文了，届时，我会为它写下我的哀诗。

七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最让我同情的是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共的统治下完全不解生命的正大灿烂，他们在极权时代曾以为生命已有神谕，他们在参与神魔之争与有荣焉；他们在后极权时代一度以为生命已由西人示范，他们外求于制度他人物质；今天，他们已经无所失从，听任中共、市场化和全球化来给予生活的形式内容，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他们失去了自我不可更易的体验，他们不解生命自新日新的明德至善。他们不再有极权社会的崇高意义：生活是奉献；他们不再是后极权社会的准备生活：生活在别处；他们有的是次法西斯时代的摹仿生活，生活在表演、享受、炫耀，在杀时间。但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至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中国人民从不惮以付出最大的代价来荣耀文明的人性和生命的个性。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还为胡赵以及千千万万的有着理想精神的共产党人深感同情，他们跟中国人民一道承受了屈辱和苦难。借用李书磊先生的话（他现为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我和无数仁人志士早已以各自的诗文誉满天下，六四及其后来的民主斗士也以捐躯和反抗的行实而炳为烈士英雄：我们都成功地跟中共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大陆政权相剥离，中共的不义作恶没有能玷污我们的名字。但赵紫阳和今天的不少共产党人却未能如此幸运。次法西斯社会的利益分割、无行折腾无不是以改革的名义，即后极权社会的政权延续的逻辑为名进行的。无数有志服务于文明和人民福祉的共产党人，成为他们不想代表、不能代表却也不得不代表的千古罪人的代表。当胡平王丹在美国激扬文字的时候，赵紫阳在富强胡同的角落里暗暗地死去；当六四的民运人士在欧美畅游列国的时候，当他们寄身于文明社会、或得到文明的嘉持护佑、或以他乡为故乡的时候，故土的中国人民和无数共产党人的生命光华在被绑架的日子里日趋黯淡，他们在漫漫长夜里等待。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我还多次想起了鲁迅，上个世纪中国最有母性之爱的思想家，这位伟大作家对自身生命的把握纯粹如日月，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复仇有如安提戈涅的即时正义，现在就要兑现一切，他温暖和激励了数代中国人，他可能是人类主流文明光临东土、所谓历史终结前最后的英雄圣者。这个精神的中国战士跟英法美革命年代的自由主义斗士同道，他跟休谟、托克维尔、潘恩等人一样，坚定地站在反抗专制、人民主权和个人主义一边。他的启蒙因此成为他的启蒙同仁中真正的政治，而那些热心政治的文人学士倒为政治收编征用做了专制的帮闲帮凶。鲁迅在精神上所达到的人性高度，使得类人孩们的大家长都不得视若无睹，不能以他治下的忠奸或反动进步来框架，只能是曲加利用。所有当时的人之子如耶稣、苏格拉底、孔墨都如此为后来的专制大家长们利用，所谓的谬托知己。但言行可以被歪曲，他们的精神却真正地属于民众。鲁迅一生反抗“吃人”的中国，在晚年目睹“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的时候，他跟朋友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他在热切地呼唤民众的明德和人性的闪光，他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无能更改老大的中国，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他伤感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因此，在我思虑次法西斯中国的反抗路径时，请所有得睹这些文字的读者理解，我们数代人无能在历史和现实里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屈辱，无能获得文明意识和现代理性的坎坷命运。如果你们能够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作为类人孩的无情、伪信、傻美、反智的表现，我们的文明理性和成人权利的缺失，都与这个社会相关，你们逃避的正是这样的社会。在百花盛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我们，我们心向往之天人和谐和生命灿烂。是的，无论中国的专制生活如何长久，但连助纣为虐的周恩来都笃信：“我们中国人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２６日初稿写于芍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