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海内外仁人志士都在努力争取中国的政治进步，目标就是改变现在的专制体制，顺应人类历史潮流，推动民主自由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冀希望于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冀希望于出现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天鹅绒革命”，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形式来循序渐进完成中国百年以来的政治宿愿。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并没有让我们觉醒，我们依然希望中共党内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领袖，依然幻想中共自己会改变自己。为了担心所谓的社会震荡，也为了担心自己被“震荡”，我们还制造了很多假理论，假学术疏远政治活动。不错，中共是出现了我们曾经寄予希望的新领袖，但新领袖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进行哪怕是稍微启动一下的政治变革，而是进行了令人寒心的铁血残酷统治；不错，中共是进行了一些政治变革，但这些政治变革是延续毛泽东主义的变革，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政治变革，确切说是一种历史倒退。

我们现在可以预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而政治独立批评和维权运动，虽然在观念上真正走得足够远了，但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的垄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用。在这种“戈尔巴乔夫主义”遥遥无期，言论批评和维护权运动被武力边缘化的状态下，中国民主化运动要进行新的突破，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的国际气氛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已经开始进入收缩阶段，因此，赖斯之后的政策可能会对亚洲民主带来一些新的着力点。虽然这次美国放弃了在联合国上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提案，这更可能表明一种新的思路。一方面，仅仅批判不足以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尽管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同时需要比批判更丰富的政治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这一思路的转变也是对中共政治从本质上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批评只对正常人有效，而对于希特勒，只能使他产生被重视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说明，中国的民主更需要考中国人自己，那么中国人自己考什么？我们要靠技术革命来寻找新的政治机会。

在亚洲，有利于中国政治变革的因素也在成倍增长。当吉尔吉斯斯坦传来按照中共所说的“颜色革命”的浪潮，我们临近的国家以民主变革的方式改变着社会，中共当局恐慌了，他们无法掩盖自己的胆怯，因为一个庞大的专制中国已经被民主所包围，也就预示着中国必然的未来。“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玫瑰革命”这些都是以人民的力量在震撼一切腐朽的专制体制。东北亚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尼、菲律宾，南亚的印度，中亚的阿富汗、吉尔吉斯、蒙古等，民主自由浪潮在亚洲的席卷已经动摇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正在被人类召唤。

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中国人民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下的确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喘过气来，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包括共产党专制的延续，人民依然在默默忍受。这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羞辱。难道中华民族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吗？难道广大中国人民要永远承受祖先留给我们的忍耐吗？

我们对中共的残酷统治揭露，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仅仅存在于理论中。要改变中国政治，理论固然重要，但没有行动亦枉然。近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发生的“颜色革命”不仅是人民的觉悟，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的反对派。中国的反对派在哪里？是在海外的民主运动吗？是在中国大陆众多的异议人士吗？这些孤立的个别的斗争是多么的可歌可泣和多么的悲壮，中共用子弹和监狱在吞噬在回应，他们没有任何理性和人性，他们将反对的声音消灭于无形，他们继续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欺骗蒙蔽中国人民。是的，我承认，反对派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我指的是反对派的力量。

那么好吧，我们已经无可奈何，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就迎接反对派形成吧！

流亡加拿大的著名学者任不寐先生提出倡议，发起中国网络大选，我看这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尝试，重要的是要形成反对派。反对派是在民主运动的合作中形成的，不是在鸡毛蒜皮的互相反对中形成的。现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的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中共５０多年的统治制造了那么多受害者，这些庞大的受害群体已经构成了建立反对派的必要条件。任不寐的倡议书呼吁“中国公民、包括中国大陆人、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新疆人、西藏人，以及所有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经济文化组织支持并参与‘中国网络大选’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反对派的政治渊源说出来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一直无法形成呢？有人说中国政治的专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我看这不错，但第二个耻辱是，在这样的耻辱下，中国各家反对力量却无法形成一个临时统一的反对运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不能把责任仅仅推给几个搅屎棍，这几个搅屎棍的作用与另几个爱惜羽毛却吹毛求疵的精英比起来，作用是一样有限的。真正的障碍是本位利益和观念陈旧。这些本位利益和陈旧的观念使任何进一步合作都不可能。一些团体可能在内部是无私的，但一进入合作领域，就开始计较本位利益。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形成反对派力量，你就该接受专制。

还有就是观念问题。任不寐的倡议书申明：第一，不再求告或通过政治批评给中国当局施加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把这种精力节省下来自己直接进行民主选举运动。第二、这一运动仿佛置中共当局于不在，中共既不是民主程序上的朋友，也不是敌人。倡议书说，让我们告别一个否定时代，进入一个肯定时代。关于北京错了，我们过去已经说得太多了。这并非没有必要，舆论和道德压力之下的北京一直被迫做出了某些调整。但是，关于怎么是对的，当前，中国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满足于２０世纪西方的反极权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却没有充分考虑本土特别和时代特点。什么是本土特点，就是中共是不完全同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新的极权类型。什么是时代特点？一是世界民主化的绝对政治优势和网络信息时代提供的自由机遇。我认为，中国网络大选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一次实践。正由于考虑了中共统治的中国特点，单一的否定运动被视为无效，从而必须转向肯定运动。正式考虑网络技术的突破，这一肯定运动在现实中才成为可能。

网络大选，好就好在有网络。共产党企图占领和把持网络，我们就是要利用网络进行斗争，并且利用网络形成中国的反对派。这也许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长久的斗争模式，不必理睬当局，就当它不存在吧，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尝试，一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尝试形式，或者这就是中国的“革命”形式，不同于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但也许是行之有效的一种中国式的“革命”。

这个“革命”同样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但却可能在根子上对独裁体制进行了釜底抽薪的瓦解。一方面，网络大选形成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暗示，一种几乎具有戏剧效果的对专制的巨大藐视。从心理学上看，一个坏人并不怕你骂他，但他无法容忍人们对他的熟视无睹和蔑视。中国网络大选是一场反对派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藐视运动。当所有的人再也不讨论ＣＣＴＶ和北京领导人的时候，也就是那里被真正告别的时候。

当然，这一尝试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自古以来，一切“新政治”、“新思维”都会面临很多困难。对于中国网络大选来说，一方面，缺乏想象力的自由派一时间不可能全部理解它，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必须选择新的道路。从李慎之、王若水到赵紫阳去世，这一系列政治悲剧已经要求活着的人们想出一些办法来，别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在更多人的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确，随着中共的日益法西斯化，即使对北京的批评也在强化它的政治知名度。这种仅仅以批判的方式存在的自由主义运动应该转变思路。目前，批判越来越仅仅具有道义象征意义，而缺乏政治意义。面对不怕热水烫的死猪，批评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这种封锁会影响网络大选的正常开展。现在还不知道，最近以封锁高校ＢＢＳ为代表的网络管制是否与网络大选有关，但这一举动肯定会进一步影响以网络为基础的民主运动。

但是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最好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转变观念，从自由主义的大局出发，参与、支持并不断修正这一运动，使中国网络大选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运动。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

附：退党运动与中国网络大选

　　——在渥太华“九评”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日）

任不寐

很荣幸第二次到这里与大家再次讨论中国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问题。我今天想就退党问题谈谈“议报论坛”网站推出的中国网络大选项目。让我们祈祷中国政治上的春天也同时降临。

对中国专制政治的否定与超越，在当代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叫“第二种忠诚”，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以“为了党和政府好”的名义进行。这一阶段也可以叫做乞丐式自由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彻底否定，从焦大状态进入自由主义的文革状态，即彻底批判中共，逢共必反。当然，这一切否定总的来说都是理由充分的。

第二阶段我看基本上可以以退党为代表，这一阶段相当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和道德自洁运动。这一运动必须明白，退党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党员的道德上的觉悟，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退党面临着一些困难。有朋友说我们要向大陆讲真相，然后他们就退了。我要泼点冷水。江泽民先生以及中国人民不一定比我们更不了解真相，也许他们更了解。他们入党绝不是因为党是好的，恰恰是因为党是不好的。腐败不是他们退党的理由，恰恰是他们入党的理由。

所以我说，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运动面临着举世罕见的困难，第一，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理性启蒙问题。把启蒙视为自由的当代核心是一种幼稚病，江泽民主义者比你更了解＂启蒙知识＂，但他就是不象说的那样去生活。党规国法已经限制了邓小平开枪，但这一制度就是无法限制他滥用权力。中国的专制主义的秘密不在于人们不了解专制的黑暗，恰恰相反，它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人们了解它的黑暗并希望搭便车进入这个黑暗体制获取“平均利润”以上的利益。第二，它是一个道德启蒙问题，但是这种道德主义的运动，如退党，面对的是灾民理性或实用的、机会主义的世界，这一世界从根本上不赞成你的原则，因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难在中国推开。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没有“甘地”不仅仅是“甘地”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我知道我与法轮功的朋友们一直有一个分歧，那就是我坚持认为，这个中国问题最终表现为中共文化的问题，而起初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中最黑暗的。它现在仍然“屹立”在世界的良心上，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与共文化最黑暗的一面结合的缘故。我也提醒大家注意，江泽民上台以来，中国事实上掀起了一场复古主义运动，这不仅是中共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救援，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含着支持东方专制主义的核心秘密。你不能总说，中共在歪曲基础上利用了传统文化，而你就能在忠于传统的基础上发扬了文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江泽民时代搞的尊孔、尊皇运动，在学生教材里塞进的那些四书五经，有哪一点比你更不传统呢？这些传统文化从本质上看就是以道德压倒信仰，这种“道德流氓”的所有道德批判唯一的目的是建立自己上半身的专制，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如此。这种道德机会主义不仅自己不相信信仰下的真理热情，也不相信别人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心灵愚昧中，在这种灾民经验、精明和心理疾病中，他只能相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肯定有着别有用心的盘算，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发现而已。它要把结果交给时间。或者，他要问——退党有什么好处？退党有什么用？

我要告诉大家，凡事问有什么用，这一思维够成了中国文化的本质，而它绝不仅仅是党文化的。在一个“凡事问有什么用”统治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唯一合适的统治方式就是力量专政。在这个国家，力量（暴力和金钱）是圣父上帝，阴谋是圣子上帝，冷嘲热讽是圣灵上帝。于是国王是罪犯，大臣是太监，而知识分子无非是想做罪犯和太监而暂时不得者。别相信他们说什么爱呀、宽容啊，自由啊，这都是说给别人的，你碰碰他的利益看，他会疯狗一样地跳起来咬你，那种丑恶与他的上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是落在这样一种道德陷阱里，否定人格构成了这一陷阱的本质。即使否定专制，在文化意义上也仍然是对这种否定原则的投降——中国文化永远凯旋。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退党运动面临着一些困难，或者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中国的语境下面临着独特的困难。请原谅，正如大家已经了解我的，我不想赞美＂九评＂有多大的历史意义，那种赞美是党文化的特征。我不喜欢所有具有这种特征的知识分子。你们可以说，这个任不寐我们下次不请了，他没有阵营意识。我想趁机炫耀一下，没有阵营意识和反感群众路线一直是我的追求，我真希望你们把它视为优点。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自己只有真理意识。我很遗憾我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我有时候真不想得罪朋友，但我更不想得罪真理。而我相信，只有真理之下才有真朋友而不是刘关张那种利益圈子。当我对一些朋友说，六四以后我们都是罪犯因而没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背对着真理说的，而不是背对着自己说的。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是罪犯，任不寐不是。不，任不寐是第一个罪犯，只是我还不够资格。当然，我很高兴很多法轮功的朋友理解并支持我的想法。我想这是信仰的力量。我祈祷真正的信仰能感动我更多的朋友，并让我有智慧怎样让他们明白我的不近人情的精神状态是从哪里出来的，并请他们原谅这种语言文字的伤害。

在我看来，最近网络大选运动可以视为中国自由事业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从否定和不合作发展为对中共的弃绝和真正的独立运动。网络大选运动不否定前两个阶段的政治抗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与并支持否定运动和不合作运动继续深入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将把中共完全放在一边，自己利用网络革命推动中国的民主选举运动，即在网络上进行中国的全国大选。中国网络大选是一场肯定的运动，它在逻辑上意味着，中国的自由不再是环中南海现象，而此前，即使是批评也是对中共合法性的一种强调。现在我们根本不在乎也不关心北京政府如何，因为中国的自由不需要他同意、允许和支持，更不会顾忌他是否反对。我们要把批评他政治不改革的精力节省下来，自己建设民主中国。关于中国网络大选的政治特点，我给自己做一个广告，请大家到议报论坛流览拙文《中国网络大选倡议书》一文及相关讨论和采访报道。

这是一种超越。为了说明这种超越的意义，我想举例说明。大约两千零五年以前的这一天或这一周，在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我们这个世界钉死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一起被钉死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最终悔改重生，一个硬着颈项下了地狱。对于汉语思想来说，它的正义观念多年来集中于对后面这个强盗的批判，或者否定十字架下的罗马士兵、犹太人。然而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恰恰都是十字架下的人，是我们每个人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却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我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直仅仅是否定者，仅仅是反强盗主义者，或者仅仅以强盗为中心，由于人的精力和时间的局限，就在思想世界忽视了中间那位。而恰恰是中间的十字架，才代表着真理、道路和生命，才应该成为注意力的中心。我举着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明，以往我们的思想运动集中于否定罪恶，而这种否定从来不指向自身，更不指向真理。因此一方面导致了以党文化的方式反对党文化，另一方面导致了令人绝望的习惯性“自义”。其次，这种否定耗尽了所有的理性、道德和智慧，结果没有能力和储备进行建设和肯定，或者把否定当成了唯一的事业，结果从未能够建设一个你打算认可和接受的自由社会。我们否定罪恶，却不追求真理。结果罪恶仅仅扔掉了强盗却又抓住我们成功复辟了。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党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不要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进行人权批评或“讲真相”，因为作为资源的垄断者，他们有义务接受批评对社会进行补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就是人权的侵害者，控诉这种侵害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应该同时把一些精力节省出来，放在更重要的建设性事业方面。当然，网络大选仅仅是肯定事业的一部分，我愿意看到更多的人有更好的倡议与发明。

最后，我个人认为——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下面的很多朋友也会同意——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信仰。正是由于没有信仰，启蒙陷入伪饰，不合作陷入困境。正是没有信仰，强盗成为注意力中心而神被冷落。作为信仰虚无主义的结果，否定成为正义的唯一或核心内容，而肯定事业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中国的进步仅仅是谁在否定，而不在于否定否定本身。这一切该结束了。

现在让我们感谢互联网，这一技术革命从物质方面为突破否定帝国提供了条件。在过去，至少在政治上，由于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包括信息资源，这种状况也逼迫自由被锁定在否定姿势和中南海外围的狭隘空间上，它没有别的出路。今天，正如退党运动完全依靠网络自由才可能一样，网络大选同样如此。不过技术革命或者网络自由的无限可能性，主要还取决于人的想象力。而我认为，人的想象力与合作素质，都根源于神的怜悯。没有这种绝对精神，中国走向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信仰，它当然不是为尘世服务的，对于信仰来说，政治专制仅仅是信仰者远行途中被迫遇到的一个障碍，克服这个障碍从来不是它的最高目标。正是由于这种超越性的存在状态，使他对解决这一暂时性问题有了理性和智慧。

谢谢大家！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１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