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敏感的背后，浸透了多少中国农民心酸的泪水？这敏感的背后，背负了多少农村教育的痛苦和无奈？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盛世中国”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因为怕光。三农问题十几年已经成为“盛世中国”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凸现“和谐社会”的“和谐”，每时每刻都让“伟光正”的形象处在最尴尬的位置。２００５年０３月０１日中青论坛在《教育，如何面对中国农民？》一文中针对中国教育现状厉声质疑：“哪一国的政府会这样办教育？！哪一国公民竟连自己的教育经费都不清楚？！”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中国最短的一块木板”，农村的教育问题，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又成了这块木板的短中之短。为了唱响主旋律，为了“和谐”，为了“保先”，这短中之短无论如何都不可示人，这不可示人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党和政府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几十年前贫穷的中国，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中国普通的百姓，千千万万普通的农民，还是能够上得起学，现在经济发展了，在“盛世中国”，普通的百姓，千千万万普通的农民却越来越上不起学了，这难道就是“盛世中国”？这难道就是党和政府不可告人的秘密？

举世瞩目的问题，人人皆知的问题，也称得上秘密？这秘密难道真能挡住世人的眼睛？这秘密难道真能捂住世人的耳朵？农业大国，不谈农民，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经济发展了，教育却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农民还是不是中国的公民？中国最短的这块木板难道真要被“盛世中国”所抛弃？

这决不是危言纵听，先看看两会期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全社会５８００多亿元教育投资，占总人口６０%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２３%；中国农民干活１３年才能供一个大学生；７个农民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向城市倾斜、向条件好的地区倾斜、向强势群体倾斜以及向富人倾斜；高校逐年飙涨的学费已成了中国普通百姓不能承受之重；送子女上学反而导致家庭贫困——被称为中国社会最大不公平的教育不公这几天成为包括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人大代表们声讨的对象；政府的教育政策才是教育不公的根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瑞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现在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农村辍学率要求不到３％，但根据他的调查，现在真实的辍学率已经达到７％；中西部农村中５％—１０％的儿童没有机会进入小学，１５％—３０％的儿童无法接受初中教育；新华社前副总编辑徐学江说：“但教育不公的种种做法反过来又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差别，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背离。”

再看看新华网北３月５日报道的这些数字：

４年大学花费等于一个贫困农民３５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７０００元，相当于贫困地区９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４年最少花费２·８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３５年的纯收入。１９９９年全国普通高校年人均学费为２７６９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１０·３％。２０００年各地高校收费猛涨，普遍提高１５％左右，有的地区提高２０％。青海师大２００４年在校生总人数７５８６名，其中贫困生人数３４１４名，占在校生总数的４５％。贫困生中，特困生人数为１１３８名，占在校生总数的１５％。清华大学２０００年农村学生占１７·６％，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４·１％。北大１９９９年农村学生占１６·３％，比１９９１年减少２·５％。北师大２００２年农村大学生占２２·３％，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５·７％。

透过这些数字“看”教育，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这是不是事实？说中国农民要被“盛世中国”所抛弃，这是不是危言纵听？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上月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教育不公，承诺教育部将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就能解决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可惜，周济不是江泽民时期的陈至立，一个教育部部长就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教育不公的根源，教育产业化更使这种不公雪上加霜，共产党不改变这种教育政策，就是温家宝也没有办法。

回避问题，并不是没有问题，怕见光，本身就是一种失职，“捂”和“盖”，只能让中国最多的农民被权利遗忘，直至抛弃：“捂”和“盖”，只能让中国最短的这块木板越来越短，最后积重难返，不可收拾；最后，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可以示人的安慰，平息一下舆论和压力，然后采取不宣布抛弃的抛弃。

两会期间，中国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应该都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担心，对中国农民的担心。“拯救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为两会期间，不论是与会代表还是普通民众，共同的呼声。不知中国政府，和领导中国政府的共产党如何应对这良心的呼声？

２００５年３月６日人民网也对中国的教育不公问题表示了强烈质疑：我们就不明白了，经济落后的时候我们能够上得起学，经济发展了我们上学怎么成了问题了呢？在这篇“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的文章中，作者说道：“相信很多人对现如今的中国教育现状仍然是一头雾水，中国的教育怎么了？而真正清楚我们的教育存在的问题的权利部门却又没有或者不愿或者不敢正视这些问题，因为几年来面对着公众的疑问甚至是置疑，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政府没有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析，或避重就轻，或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拿出一些奇谈怪论来欺骗民众”。“几十年前我们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除了向学生收取课本费之外几乎没有其它费用，而现在除了书本费之外的各种费用名目繁多，什么微机费、语音费、课桌使用费、取暖费，不让收学费那就受杂费，这也罢了，还有什么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借读费……”。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在广西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时说：“以前我们在贫困地区调研时，发现困难群众往往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难以发展生产而贫困；现在不少农民家庭却是因为送子女上学而贫困。”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在他的《２００４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中披露，１９９９年中国有１０２１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到１０元人民币（下同），与北京市的７５７·６元和上海市的７４７·４元形成强烈反差，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既然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我们还干什么？干脆让政府宣布抛弃算了。在农村被抛弃，到城市还是被抛弃。中国大约有１亿３０００万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在城里上学更是困难重重。联合国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提到，中国没有为众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有的被迫失学，否则就要缴纳比城市孩子高得多的学费，而征收的学费有的根本就不合法。学校不合法收学费，政府更不守法，一九八六年四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教育法》还规定教育投入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６%，而我们的政府实际投入却在２%；中国教育经费本来不够，但政府却执行“农村支援城市”的政策，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广大贫困农民，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中下层人民的孩子相当于被卡在教育门槛之外了。新华社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发布的对北京１４所高校的调查公布说，贫困生占１４所高校的２５％。２００５年０３月０１日新华网评论到：“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３０年代的贵族学校，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例如毛泽东，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是现在师范院校也收费了。”中国政府是“执政为民”的政府，中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抛弃中国农民，是不是财力不够？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报告分析认为，无论是８４５亿／年还是２１０亿元／年，按照中国每年２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报告说，全球１９０多个国家中有１７０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ＧＤＰ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２００３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

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５３%，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０００美元。未来１０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新华网说：这为我国实施１２年义务教育创造了经济条件。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中国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原则，“９年义务教育”，政府的法定义务，国家都“无力”做好，我们还枉谈什么“１２年义务教育”？

正如近来中国政府和媒体所宣布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３月７日，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ＢＢＣ国际台）认为中国对世界影响积极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中国党和政府胸怀天下，不扫一屋，是为了扫天下，“盛世中国”的教育抛弃中国农民算的了什么？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９日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