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很多年前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时候，有一天的下午，我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当时我心里想，在这样非常的时候、这样非常的情况下会有谁来找我呢？我的住宅外面有安全部门的“便衣”警察日夜监视着，一辆监视车就停在楼门的对面，我熟悉的朋友是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来我家里的。

既然有人敢于来访，我自然敢于接待，不管来访者为何许人。

来人是一位３０出头的陌生男子。他觉察到我的狐疑，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照片和一张象购物单据（俗称“发货票”）那样的纸片，又把他本人的工作证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切都明白了。来访者是来向我提供一位“六四”遇难者情况的。在那些年里，我已经找到一批“六四”遇难者并且与他（她）们的亲属建立了联系。但当时的那些死难者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经过许多艰难与曲折寻找到的，还没有亲属或旁人主动上门提供一位受难者，现在，终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在来人所提供的两张照片中，有一张是一位留着长长头发的小伙子，英俊、和善的面孔透露出几分稚气，看样子才２０多岁。然而另一张却使我好象一下子跌落到了漆黑无底的深渊。那是一张小伙子的遗体照片，可以明显看到头部弹孔渗出的鲜血。而那张“发货票”模样的纸片，原来是一份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经与来访者交谈，我才知道，死者是个地道的北京青年，家住城南一个居民大杂院，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服务单位当工人。他是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夜间在天桥附近遇难的，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于４日凌晨身亡。来人告诉我，死者的名字叫刘春永。

死者父亲早亡，与当工人的寡母相依为命。据来访者说，如今，死者的老母亲也已退休了，靠在马路边摆小摊卖茶叶蛋为生。那些年我寻找到不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遇难者亲属，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艰难是常人难以体察的。如果不是那位陌生男子登门相告，这位苦命的寡母也许会永远被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所遗忘和遗弃。

我常想，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存在种种人为的隔阂。有许多许多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苦，有什么冤，无人知晓，也无人过问；他们也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那些自以为肩负“治国”重任的大人物，以及那些甘愿为大人物们充当吹鼓手的人，天天都在“代表”老百姓说话，就是不准老百姓自己说话。当时报纸上公布过国家主席江泽民有关“六四”的一个谈话，说“如果‘六四’的时候军队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稳定局势。”（５。１３。）这叫“代表”人民？那是强奸民意。对于这样一种荒谬绝伦、丧尽天良的说法，居然还有人为之辩护，说什么当年政府开枪是出于“不得已”。中国古代的帝王尚且懂得“人命关天”、“勿开杀戒”的道理，难道一个堂堂“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懂得？！我觉得，在是非的判断上，在道义和良心上，大人物与小人物往往有天渊之别。

那位陌生的来访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是听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关我向国际社会呼吁给予“六四”遇难亲属人道救助的消息后决心来找我的。由于电台播音速度较快，他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丁子霖”，误听为“北京大学……”。第一次他到北京大学找我，当然无法找到。当他再次从外国电台听到有关我的消息时，才弄清我是人民大学的。第二次他到人民大学找我时，学校传达室居然告诉他人民大学“没有这个人”。

第三次他没有再去询问转达室，而是径直闯进校门，在校园里打听了一位老者，是那位老者把他领到我的家门口。一路上老者没有说一句话。

那天陌生人离去后，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北京人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在那场杀戮中死去的人们，没有忘记那些死去亲人的遗属们。他们也许不常提起那段令人心悸的往事，但他们的内心从来没有平静过；他们也许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们良知未泯，爱憎尚在。我想，这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皆源于这基于人性的良知与爱憎。

那位陌生人后来又来过我家里两次，向我提供另外两家遇难亲属的情况，也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为此他受到了警察的警告，但他并不畏惧。他说他是凭良心做事，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从收藏中翻出那两张照片时，都会想起那位陌生的来访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他向我提供的那两张照片，我把它们同其它死难者的照片一起置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１９９５年我和我先生在家乡无锡被关押的４３天时间里，“办案人员”反复追问并逼着要我交出来的物品中，就有我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的照片。当然，我断然拒绝了。

１９９９年“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了“六四”大屠杀的元凶李鹏，作为其罪行的证物，我们公布了一批“六四”死难者的照片，其中就有那位陌生人提供的死者刘春永的两张照片。

（丁子霖执笔 ２００５/０１/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