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整理历年来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照片时，其中有两张照片再次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

一张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清华大学在该校小礼堂为遇难学生设的灵堂。灵堂上方高悬着一幅宽大的黑色布幔，上面写着“哀我同学  哭我中华”八个大字，署名为“清华人”。布幔下方正中是个白底黑色的“奠”字，地上摆满了花圈和花篮，人们络绎不绝地在死者的灵前默默致哀。

另一张照片是哀悼死难学生刘弘的照片。那系在花圈上的挽联写着：“枪口下英雄英魂不散”、“屠刀上鲜血不会白滴”、“爱刘弘，哭刘弘，刘弘不死”等字样。挽联上署有“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全体师生敬挽”。这张照片证实了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有关刘弘遇难的片断。

刘弘在1994年我所公布的第一批死难者名单上编号为“29”。刘弘当年24岁，清华大学环保专业88级研究生。他于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前门附近遇难。刘腹部中弹，导致肠子流出体外，后被身边同学塞进腹腔，又在伤口扣上一个小盆。然而，当他被送进医院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于同学怀里。

刘弘的父母均为当年赴新疆“支边”的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妹妹。

我没有收集到刘弘生前或遗体的照片，但我从海外一个叫“六四档案”的网站上下载了一张摄于1989年惨案发生时的照片，照片的说明中注明死者为清华大学研究生。查我们已经公布的名单中，确认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者有两人，除刘弘外，另一位为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现电子工程系)的周德平。周头部中弹，死于同仁医院。从照片上看，死者有可能是周德平，但却难以确定，因为无法判断死者腹部是否同时中弹。我希望提供这张照片的目击者做出更确切的说明。

在我们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上，挨着刘弘的第“30”位死难者钟庆，同为清华学子，他比刘弘年轻，遇难时才21岁，为该校精密仪器系86级6班本科生，1989年6月3日夜在木樨地遇难。据目击者说，钟庆头部中弹，被打掉了半边脸，后来从他身上的钥匙辨认出他所在的学校和身份。

我之所以要专门提及这两位死难者，是因为我至今尚未找到他们的亲属。在已经过去的十五年时间里，我直接或间接找过不少清华的教职工，想从他（她）们那里得到死者亲属的线索，却至今仍无结果。

在去年母亲节那天，我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和友人的慰问时，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刘弘和钟庆这两个既近在咫尺又似乎遥不可及的名字，不禁潸然泪下。我心里想，在那漫长的十五年时间里，不知道这两位死难者的母亲是怎样一年一年熬过来的。十五年过去了，她们不为外人所知，更得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安慰和帮助。她们被这个喧嚣的世界湮没了，她们被那些竞相追逐的人们彻底遗忘和遗弃了。我为国人的冷漠感到心寒。

在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死的人是很多的，远远不止我们今天已经找到的。时间长了，当年的血迹黯淡了，对死难者人数的估计好像也慢慢往少里缩了。但我始终不相信这个数字只是如今媒体上所说的几百人，因为仅仅从当时各个医院的粗略统计，就已经有好几百人了，而可以肯定的是，惨案发生时送进各个医院的绝不是死者的全部，有很多死者的尸体未经医院就被销毁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四”失踪者。这样的失踪者数字决不会很少。

我总是期盼着有那么一天，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或者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这种情况以前曾经有过，有些死难者的亲属就是通过一张小纸条上提供的线索找到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再次出现呢？我希望当年这两位清华学子的同学、老师以及屠杀现场的目击者，能向我提供有关的线索，哪怕仅仅是一些蛛丝马迹，哪怕仅仅是一些第二手、第三手的信息。我的固定通信址为：邮编100872，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丁子霖。

（丁子霖执笔  2005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