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男，１９６８年２月２日出生于上海，遇难时２１岁；生前在家待业，临时在隆福商场打工；８９年６月４日晨２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民族宫至六部口地段遇难，左胸部三处中弹；现骨灰存放在家中。”这是已故难友苏冰娴女士为“六四”大屠杀中遇难儿子所写证词的第一段。

苏冰娴女士已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不幸逝世。生前，她是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受人尊敬的重要一员。关于这位母亲的一些往事，我已于她逝世三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为《鸡蛋就是要去碰碰石头》。这是她生前说过的一句原话，人们从这句话中已足见其为人、处事之本色，我这里不想再重复已经写过的那些文字了。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在１９９９年我们以群体的名义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时候，冰娴也曾提供过一份关于她儿子赵龙遇害的证词。她的那份证词已通过她自己的声音记录在１９９９年由“自由亚洲电台”制作的一张“六四”光碟里。在这篇《寻访实录》中，我想全文照录冰娴的这份证词，以此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下面是这份证词的全文：

“赵龙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经两年磨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他说‘妈妈，我要挣点钱交学费上学了。’我儿子是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尊长爱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电子琴也弹得动听。他的存在使我们家里充满了活力与欢乐。

“１９８９年５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厦打工。５月的北京是不平静的，百万学生和民众发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示威请愿运动。赵龙与他的商场伙伴关注着这场运动，多次走上了街头。他还常常在下班后去天安门看望读大学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严后的一天晚饭时，我说：”龙龙，你别去游行了，也别去天安门了，你还小，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说：“妈妈，你放心，我只想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发现他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好象一下子长大了。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晚饭后，我们全家四人围成一圈。我说：”今晚咱们谁也不许出去！‘因为晚饭前我去西单路口，看到长安街上气氛异常，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警告民众不要出门。我女儿米兰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赵龙和他们也一起下了楼。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们归来，深夜１２点多了，仍不见他们回家。这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宿舍楼里的人们一下惊呼起来，争先恐后地奔向楼下，纷纷议论着是真枪还是橡皮子弹？我惊恐万分，随着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在这里，我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着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而在大街上，几辆坦克由北向南呼啸而过，青年们飞车也向西单路口冲去。在路灯下，我一眼看见穿黄色Ｔ恤衫的龙儿，他飞车进了胡同，我心中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我对身边的丈夫说：“你骑车回去看看，别让龙龙出来了！’我丈夫说他的车在民族宫，人多车多不好找，他就步行回家。过了好长时间，丈夫回到路口说：龙龙不在家；院里的阿姨们不让他再离开家，龙龙说要去找妈妈，又骑车出去了。我丈夫说龙龙机灵，不会有事的。

“这时已是４日凌晨１点４０分了，我１６岁的女儿说到西单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开路的戒严部队一路自西向东扫射，她扑倒在地，躲在花坛后面，根本无法去长安街上寻找哥哥，于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６月４日凌晨５点多，我上了长安街，想去天安门找龙儿，或许他被困在那里。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自红墙至电报大楼处，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锁了去天安门的通道，当愤怒的人群喊着”打倒法西斯！“冲向他们时，部队就扔出燃烧弹，群众就往西边退，地上一滩滩鲜血，有的已经变成暗红色，万分惨烈，万分悲壮……。

“从６月３日深夜到６月７日，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龙龙的朋友、同学、我的朋友、同事分头去了各大医院。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却没有找到龙龙；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１４０位死者名单，也没有龙龙的名字；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着；这里也没有龙龙。我们猜疑龙龙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统的朋友及监狱的朋友们打问，他们说当晚没有抓人。６日晨，我丈夫终于在辟才胡同路口见到了赵龙的自行车，我们判断他没有走远，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们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７日，有位同事说他女儿任职的一家位于宣武区四川饭店附近的医院，还有好多尸体无人认领。那时长安街仍被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封锁着，并不时传来枪杀群众的消息。我丈夫说他一个人去。他迂回到布满坦克的复兴门立交桥下，绕道到了那家医院。院方让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认定２号就是，进到太平间细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尸体未被认领，２号尸体的脸和下身都肿得变了样；但从他那被鲜血染红了的黄色Ｔ恤衫、浅兰色短牛仔裤、白色耐克鞋等辨认，他就是赵龙。他左胸连中三枪。据院方讲，６月４日凌晨２点多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钢体育教练说是他和他的伙伴用平板车把龙龙送进医院的，并说龙龙遇难的地点在六部口一带。

“７日下午，我们拿着我妹妹亲手缝制的洁白被褥覆盖了龙儿的遗体。他们怕我支持不了，不让我接近龙龙的遗体，我哭喊着：”我学过解剖，我不怕，我要见我的儿子！‘我儿子的遗体被抬出来放在我脚边，女儿跪在哥哥的身边连连磕头，大声喊着：“哥哥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好了！’６月８日，我们去八宝山为龙儿火化、送行。这时的长安街上仍然戒备森严，两侧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我们到八宝山已经是晚上６点钟了，大门已关闭，我们叫开了门，当班的师傅同情地说：”收，都收下！‘接着又有几辆运尸体的车开进来，院里、厅内放了很多尸体，师傅准许我们把龙儿的遗体停放在过道内。那种惨状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有一位刚从四川来京当保姆的老太太，是在木樨地高层楼阳台上被子弹射杀的，她的４０岁左右的儿子从四川来京奔丧，哭着对我说：“大姐，你给我母亲照两张相吧！’我为那位安静地平躺在车上的惨死的老人家照了几张相，老人的儿子给我留下了四川万县的地址。可惜胶卷在冲洗时爆光了。三天后，我们把龙儿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６月１１日，这天到这里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后，我们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１９９２年上半年，派出所来人要我们把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则他们就要统一处理了。尽管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仍不允许放在那里，我们不得不把龙龙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一直到今天。”           苏冰娴  １９９９。１。１９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苏冰娴女士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她的精神不死。这是一种敢于直面邪恶的精神，一种挺起腰杆向恶魔般命运挑战的精神，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精神。现在，她已经与她深爱着的龙儿一起，长眠于京郊八达岭的一处公墓里。（由丁子霖根据苏冰娴女士生前提供的证词整理 ２００５０１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