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不少是年轻的遗孀。她们本来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1989年的那场劫难，把她们一下子抛入了苦难的深渊。丈夫离她们而去了，剩下失去了父爱的遗孤要抚养，甚至还有失去儿子的公婆要她们照顾，精神上的打击和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批遗孀中，张艳秋就是一个。

张的丈夫王志英，1954年7月27日生，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1989年6月3日晚12点，遇难于珠市口十字路口，子弹射中颈部大动脉，经抢救无效身亡，遇难时35岁。身后留下了一个仅七岁的女儿。

大概在1995年左右，我由张先玲女士陪同第一次去看望这位遗孀时，她交给了我一个已保存很多年的照相胶卷。那个时候，因“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惧感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尤其是那些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怎敢把自己亲人遇难时拍摄的照相底片送到照相馆里去冲洗呢？在最初的那几个年头，不时听说有人举报把有关“六四”的胶卷送到照相馆去冲洗的。那次见面我答应帮她的忙。我不敢在北京冲洗，而是把胶卷带到南方乡下，而且还向照相馆老板谎称：照片上的死者系死于车祸。以后有此类照片需要冲洗，我都照此办理。照相馆老板明知此中之隐情，但出于对我们遭遇的同情，也就心照不宣，帮着蒙混过去了。

从照片上看，王志英死得很惨。当时他就倒在自己妻子的脚下，连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下面就是他妻子所写的证词：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3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18号。1989年6月3日晚10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听到枪声，我们还以为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打枪啦！打枪了！’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我们一看情况不好，赶快跑到路口一辆面包车的后边躲藏起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正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王志英，他倒在了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鲜血从他的后背流了出来，我忙用手堵，血又从前边的颈部喷得很远，后来我才知道中弹部位是颈部大动脉。当时我拼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枪弹声中，我的声音再大，也太微弱了，没人听得见，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枪的部队那边，我的声音都喊哑了。大概过了几分钟，前边的部队过去了，在我的拼命叫喊下，旁边的人才拥了过来。地上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这时有人说：‘赶快送医院！快送医院！’这时有一个人推过一辆平板车，大家把志英抬上车，但王志英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可能已经停止呼吸了。人们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门医院，医院说治不了啦，赶快送同仁医院吧！人们又截了一辆面包车，把他送走了。当时旁边的人没有让我上车，车开走后我拼命喊要一块去，这时有两个年青人骑车带着我奔向同仁医院。当我们到达崇文门立交桥时，又遇上进城的部队，我们不敢上前，只好等他们过去才赶到同仁医院。到医院后，看到医院一片混乱，别人帮我跟医院说明情况后，一位姓赵的大夫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时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说：‘求求您，救救他吧！他有七岁的女儿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流着泪说：‘不行了，我们用了各种抢救的办法，他送来时已经不行了，他死了，已经送太平间了’。他是送到同仁医院的第一个死者，过了一会儿，赵大夫带我去太平间确认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钥匙让我看，我的心彻底地碎了。我大声地喊叫，这时医院给我打了一针(可能是镇静剂)，许多好心人围着我、安慰我，当时还有个青年报社的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一夜同仁医院拉去许多受伤中弹的人，谁也没有逃过死亡，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吓疯了。许多人陪着我掉眼泪一直到天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帮我去通知了家里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6月4日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这样，89年的6月3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远失去了最亲爱的人王志英！

“我爱人死后，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着他回来，总以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有时夜里经常说胡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七岁，他爸死后的几天我们没有告诉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诉了她，突然袭来的打击把孩子吓坏了，不住的哭，学校的老师说她在课堂上经常发呆，回家后也不吃饭，同我坐在一起掉泪。我的母亲急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后，公公眼睛急得看不见了，去医院作了手术，两年后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婆婆高血压、冠心病也越发加重，经常离不开医院。我爱人的死，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说不完也诉不尽。”

现在，张艳秋虽然已经再婚，但她忘不了死去的前夫。上面那篇证词，就是根据她在“六四”十周年时的一次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的。一直到今天，只要听一听她那泣不成声的控诉，谁都会感受到揪心裂肺的疼。

然而，也正是她的这份证词以及那个刻录了她的哭诉的“六四”光碟，她被中共当局列入了“黑名单”。多少年来，每逢“清明”、“六四”等敏感时期，警察就会“光顾”她家里，警告、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禁止她出门，不准她与难友们来往。但艳秋是勇敢的，她从我们这个群体汲取力量，也甘愿为这个群体付出自己的一份心血——为了曾经深爱的前夫，也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女儿。（丁子霖根据张艳秋证词整理 2005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