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郊万安公墓的一隅，长眠着四位墓地相距不远的男女青年。他（她）们虽不是同年同月生，却是同年同月死。他（她）们都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中的受难者。

　　每年清明、周年之际，死难者母亲李雪文和周淑庄女士总要给其他两位死难者的墓前一起献花、洒扫、祭奠。周淑庄女士对我说：“他（她）们都是我的孩子，我都要一样对待。”扫墓的亲属们尤其关注郝致京的墓地，因为他的亲属在外地。他的父母都已是70开外的老人了，他又是父母的独子。郝致京遇难后，两位老人曾经来过一次北京，但料理完亡儿的后事就走了。北京，对这两位老人来说是一块伤心断肠之地，他们再也不愿踏上这块土地了，加上老人年高体衰，每逢清明、周年，也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家乡遥祭亡儿。

　　我早已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两位老人，以及他们的儿子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事情，但与两位老人的见面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此前，我常常念及他们。那老年丧子的孤独，那形单影只的凄凉，没有相同境遇之人断然难以体味。在我儿子遇难后的那些日子里，这种人生体验也时时相伴着我；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如堕深渊，既无勇气去回忆昔日儿子在世时的欢乐，更无勇气去面对老年晚景的凄凉。然而，这两位老人正年复一年地备受着老年孤独的煎熬。

　　本来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他们的儿子生前在中国科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已经留院做助研了，1988年访美归来后本可大展宏图，年轻娴淑的妻子更使这个家庭充满着欢乐与希望。老俩口原想退休后来北京安度晚年。儿子儿媳住房太小，他们准备在附近租一间民房，这样离得近一些，相互间也有个照应。可天不遂人愿，原来所期盼的一切，一夜之间成了泡影。

　　1989年北京“六四”发生流血惨案的消息传到两位老人所在的地方，曾使他们寝食难安 ，担心儿子儿媳的安危。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进入那年的7月份，他们心想没事了，也就放下了心。那天，老俩口正为他们儿子过30岁生日，却突然接到了儿子的噩耗。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已于6月3日夜11点在木樨地遇难了。那几天，郝致京的妻子和同事们四处寻找都没有下落。在遗体找到之前，大家都存有一线希望，谁也不敢向死者的父母透露一丝信息。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既然发生了，总不能永远隐瞒下去。这些情况是我从同在北京工作的一位郝家的亲属那里知道的，但后来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情况，于1993年秋天，我托江棋生先生专程去看望了两位老人，带去了我对两位老人的问候。据江回来说，他到达的那一天，正好是个周末，轮船到码头已经是晚上9点了。但他一上岸就发现一位老先生手里举着有他名字的纸牌在码头上等侯，那硬朗的身影透露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和善与倔强。他就是郝致京的父亲。老人把江迎到家里，然后介绍他和他老伴的身世。这才知道，老先生是40年代老浙大毕业的，1949年政权更迭后是一家国营大企业的主任工程师，他老伴则在这家企业的医院当大夫。江说，老先生谈起往事是那样的平静，说起目前的事情又是那样的释然，似乎对一切都看透了，但又似乎对一切都抱有一种特有的关切。从言词之中可以觉察到，老人的内心充满着忧患和焦虑。

　　后来我从来信中知道，老人毕竟年事已高，身体逐渐衰弱，且患有一种轻度的精神抑郁症。我知道这是因长期郁积得不到排解所致。身处外地的这一对孤独老人，常常使在京的难友难以释怀。

　　1996年，我们在无锡张泾镇的寓所落成了，就想邀请郝先生前来小住。10月上旬，郝先生如约来到张泾。小住期间，我们在农村幽静的环境中，面对面敞开心扉，各自倾诉了亲人遇难后的心路历程。郝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六四”大屠杀过后，他和一些在京的亲属如何历尽艰难找到他儿子遗体的过程。

　　他告诉我，当年他接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他的儿子郝致京在“六四”期间失踪了，要他立即亲赴北京，会同亲友们一起寻找。

　　他说他来京后，与亲友一起找遍了城区的各个医院，眼看着无望了，连郝致京生前单位中科院的领导都出面来劝慰老人，说：“郝老，算了吧，已经尽力了……。”但倔强的老人不甘心就此放弃，一定要再找一遍。也许真是天意吧，在老先生最后一次来到复兴医院时，突然在尸体堆里发现了儿子的遗体，那一天已是7月4日了。有不少死难者的遗体已经在医院停放了一个月，医院本已决定，要是再无人认领，准备次日将要“统一处理”了。找到了遗体，郝母也从安徽赶到北京，与儿子作了最后的道别。

　　面对厄运，这对老知识分子的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们却是异乎寻常的理智、镇定。也许，几十年的世事沧桑见得多了，也许大半个世纪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她们竟能如此处事不惊，沉着应对。他们默默地安葬了儿子的遗体，把儿媳认为女儿，然后带她去了美国，帮助她同一位留学生结了婚。一切都安排好了，老俩口又返回国内，继续承受着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孤独。中国人的意志是坚韧的，他们背负着巨大苦难而依然生生不息地与命运抗争着。我从这两位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

　　也就是这次在我南方家里小住期间，我们谈起了难属群体自95年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这件事时，郝先生表示十分赞同。他说，虽然政府当局对我们的要求至今不予理睬，但这个‘经’得年年念，决不能放弃。

　　在以后的几年里，郝先生曾再次来过无锡我的家里，我和我先生也曾于1998年去安徽马鞍山看望过两位老人。他每年都会给我来信，还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释然，却又是那样的语重心长。我从两位老人那里懂得了，在这个到处是势利、冷漠的世界上，死亡不可怕，孤独不可怕，怕的是丧失生活的勇气，丧失为人的自尊和自持。（丁子霖执笔 2005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