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宁，一名普普通通记者、编辑。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只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32载。然而，他每走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张出生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从业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而且，由于工作出色，已被提拔为该电台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好苗子”，“党”对他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但是，得到共产党信赖的新闻记者并非都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共产党，他们坚守着作为新闻从业员的职业良心。回顾89年那场运动，中国的新闻记者们也曾经走上街头，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大声疾呼，为维护“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新闻报导权而果敢地抗争。在那年难忘的五月里，他们用笔，用话筒，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履行了他们作为民众代言人的神圣使命。而在这个记者群体中，也有他张汝宁一个。最后，在血腥的镇压降临到民众头上的时候，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那场抗争留下了永恒的记录。

　　6月3日那一天，本来是他的休息日，他也真想好好恢复一下那么多天来积累下来的劳累。但是，那天晚上，整个京城风云突变，一场大屠杀开始了。他再也不能在家里耽下去。他要赶到电台与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向世界报道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所发生的一切。

　　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晚10点多他走出家门穿越马路的一刻，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倒下的地方就在离家不远的西长安街木樨地桥头附近。他随即被周围的民众送到了复兴医院，但当时往这家医院送的伤员太多，大夫无法一一及时抢救。复兴医院临近木樨地，这个地点民众的伤亡特别惨重。医院库存的血浆很快用完了，而紧急运送血浆的车辆又在途中被戒严部队打坏了。伤员越送越多，只能等待。据死者的亲人说，张伤势严重，整个腹腔都被打烂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垂危的生命也渐渐失去了复苏的希望。人们守候着他，急得一筹莫展。他与死神一直抗争到4日凌晨，他的亲人、他的同事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痛苦的呻吟中停止了呼吸。

　　死亡，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的终结，然而，它又意味着生命的另一次开始。

　　张遇难的消息传来，唤起了更多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就在得知张遇难的噩耗之际，他的一位姓吴的同事，在戒严部队威逼的枪口之下，勇敢地拿起了话筒，用英语向全世界通报了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那场空前惨烈的杀戮。随着无线电波传遍全球各个角落，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人类文明的倒退和蒙受的耻辱而感到惊愕与羞愧，亿万双愤怒的眼睛朝向了野蛮、残忍的杀戮者。后来我听说，这位姓吴的记者被开除了党藉，开除了公职，赶出了共产党的国际广播电台，甚至有传说他还坐了共产党的好几年牢。

　　在中国，要获得一分自由，往往要以十倍的自由为代价。人们都还记得，“六四”后，中国当局对新闻界进行了大清查，很多记者被投入了监狱，一大批记者、编辑被清理出新闻机构。中国的当权者不能给予记者们新闻自由，他们深知这种自由对于权势者的威胁。但愿人们不要忘记已经被杀害的张汝宁和他那位姓吴的同事。他们为维护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为了让遇难同胞的亡灵能得到安息，毅然舍弃了自己的自由。

　　关于记者张汝宁之死，我在“六四”过后不久就听人说起过了，我也曾无数次托人打听死者亲属的下落，可一直到93年冬天，才辗转寻找到死者的母亲。这是一位很有素养的知识女性。象所有的母亲一样，她深深地爱她的儿子，为她儿子生前的为人和事业上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对我说，她儿子上学的时候是班里的高材生，参加工作后又是业务尖子，后来被派去国外进修，学业又是最优秀的，而且结婚不久，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现在儿子离她而去了，她的心里空荡荡的，因为她失去得太多，太多。由于有着同样的命运，我完全理解这位母亲的心情，但我找不到更多的语言来安慰她，只能道一声：“望您多保重。”

　　现在，时间已过去十五年了，死者已经远去，活着的仍将为自由而抗争。我想，我们这个世界是为自由而存在的。因此，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记者，不管是已经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将受到世人的尊敬。

（丁子霖执笔 2004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