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

７月２９日，丁蒋接到香港《９０年代》杂志主编李怡先生来信。信中说，《九十年代》杂志社拟将丁蒋近年来发表的文章、１５０位“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名单，以及２５篇“寻访实录”，合成一册出版中文版。他同时告诉丁蒋，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已初步决定把书稿译成日文出版。就此，丁蒋以最短的时间托人给李怡先生带去了全部书稿及授权书。

８月下旬，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德国汉学家魏士特的的专访。丁就自己目前的处境、所从事的寻访和人道救助活动，以及对中国时局和海内外民运等问题的看法作了详尽、坦率的回答。其中对人们所关注的有关人道救助的问题，丁作了如下介绍：近年来收到的捐款大多是海外留学生在“六四”后募捐来的。收到捐款后，我们会马上转给受伤的人和死难者的亲属，我对他们没有其它要求，只要求他们写一个收据，好让我把收据再转给捐款人。在谈到“六四”受难者当前的处境时，丁作了这样的回答：在“六四”屠杀之后，留下了那么多后遗症，难属们不仅精神上很痛苦，生活上也很困难。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一家一家地寻找他们。我想当局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并不想隐瞒我做这些事。我想这是我在中国法律范围内能够做的。我并没有违法，但当局很不愿意我做这样的事。……

魏士特这一长篇专访的中文译稿，于第二年发表在四月号的《北京之春》杂志。

９月１５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丁实行了所谓的“传唤”。事情的经过如下：这天下午１点钟左右，丁离家去人民大学对面胡同里一家理发店理发，还没有等到丁穿过马路，突然开来了两辆无牌的小卧车，从车上跳下了六、七个大汉，把丁团团围住，并驱散了路旁围观的人群。丁对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提出抗议，但对方全不理会，而且当场开了一张具名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传唤通知书”，把丁强行塞进汽车。丁要求用电话通知家里，也遭到他们拒绝。他们把丁带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双榆树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一间房间里，他们根本不作任何“询问”，而是径直向丁宣布了三条“罪状”：“一，两年来，你在境外发表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要找你算账。我们执行任务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二，你还让一些人到社会上活动（显然指寻访救助活动）；“三，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诱导学生误入歧途（指丁蒋的一位研究生因抗议”六四“镇压被判刑）。”

其中一名小头目还警告丁：“这些问题我们清楚，你也清楚，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不用解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不是到这里来了……。”这显然是一种威胁。整个谈话过程，警察不让丁作任何申辩。

丁最后对他们的威胁作了这样的回答：“你们要对我怎么样，随你们便。我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们一天不来暗杀我，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你们一天不来抓我，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

在“谈话”过程中，一个“便衣”还教训丁说，“自古以来，靠外国人，‘挟洋自重’都没有好下场。”

丁当即反驳：“你这些话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今年３月份你们的‘便衣’就曾辱骂我是‘汉奸、卖国贼，没有好下场。’今年６月份我还接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骂我的话同你们的一模一样。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贪污盗窃，没有出卖国家机密，没有出卖国家资源。我的言论，我写的文章，都有事实根据。事实是你们杀了我儿子，不是我杀了什么人。我不过是要为我的儿子和被你们杀害的所有人讨个公道！”

便衣不让丁再说下去，把丁推出了派出所。这次所谓的“传唤”，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丁又一次犯了心绞痛，在路边休息了半小时才勉强回到家里。

８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阁成员、商务部长罗恩。布朗访华，同中国政府谈判贸易问题。在北京逗留三天时间，获得了将近５０亿美元的商业订单。之后又去了上海、广州，又签订了相当可观的贸易合同。布朗对此次访华非常满意，声称此行“获得了成功”。在布朗离京前，又意外地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诺：答应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中美人权谈判。对此，布朗表示，这是他“中国之行的一大收获”。中国政府也对布朗访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此次双边贸易谈判“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然而，正是在布朗访华期间，北京的一批异议人士却遭到了公安部门的监视和骚扰，他们被剥夺了行动自由，隔绝了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和交往。这些人士中有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王丹、徐文立等十余人，王丹还曾两次被拘押、传询。

为此，丁蒋撰写了《写在中美重开人权谈判之前》一文，批评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专制政权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导致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文章希望美方在中美人权谈判中信守诺言，“不要把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当做廉价商品的包装纸扔到谈判桌子底下去。”

纽约《世界日报》９月５日刊登了此文。

从３月到９月，丁蒋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频繁监视和骚扰下，已很难维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９月２３日，丁蒋几乎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再一次（上一次是８９年９月）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决定在蒋的家乡——苏南无锡农村作短暂的休整。

８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丁蒋合著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一书。书中收录了９６位死难者和４９位伤残者的名单，收录了丁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及序言，同时还收录了丁蒋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六四”及人权问题的文章。

１０月，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这本书是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的中文版本，内容与日文版基本相同。《九十年代》主编李怡先生为此书写了题为《用生命写成的书》的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五年来，中国当局努力要掩盖‘六四’真相，而一位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住中国当局的强大压力，用她的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这样说不仅是由于这本二百多页的沉甸甸的书里，装载着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沉甸甸的生命，装载着令人难以呼吸的血和泪，让世人清楚看到了‘六四’前后所发生的具体事实；还由于这是丁子霖用五年的生命实践所写成的。”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香港和美国许多人士的推荐，有评论文章称此书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在无锡驻留期间，丁蒋在乡亲们的劝告下作出了一项决定：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和在海外所得版税在南方农村盖一所住房，以此作为远离北京这块“伤心地”的休息、养病、避居之地，也为身后给死去的儿子留下一个存放遗物的地方。丁蒋把这所房子命名为“连园”，以寄托对亡儿的思念。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他们于１１月２６日返回北京。

１２月７日，许良英先生为王丹遭到便衣警察死亡威胁一事发起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这次联署活动有２２人参加，丁蒋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同时，丁提议王丹尽可能避免与警察发生冲突，能不出家门就尽可能耽在家里。

１２月９日，接全美学自联ＩＩＦＣ（“爱抚思”人道救助基金会）负责人张亚来先生来信。在这封信里，张向丁详细地介绍了基金会对“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打算，他并同意丁提出的“纯粹人道性质”和“非政治化”的主张。

１２月１３日，一位来人民大学留学的日本女学生小禄雪奈来访，她带来了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本来是请求丁为她在书上签名的，但当她知道丁尚未得到此书，当即把书送给了丁。丁回赠了她一张自己的个人照片，作为留念。

这一年，中共当局的国安部门对丁蒋实施了各种手段的严密监控。自３月９日至１２月底，丁蒋有１３次共９０多个日日夜夜被置于“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有３次共３１天被切断住宅电话。丁蒋在人民大学的住所，成了人人望而却步的龙潭虎穴。这使人们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暴政的国家里，如果你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夏塔克来京访问，与中国政府谈判人权问题。丁蒋再一次遭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

１月中旬，《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即邰培德）对邓小平女儿邓榕作了一次专访，专访主要谈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反右”和“六四”。在谈到“六四”问题时，邓榕承认死了很多人，包括军人，还说有一些人死得很惨。但她声称事件之所以如此结局，是因为在处理群众游行的事情上缺少经验。她甚至说如果当时不这么处理后果会更严重。在稍后一些时候，邓榕还在接受法国《解放报》记者法朗克兰采访问及“六四”问题时说：开枪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了１９８９年的暴乱以后，中国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证明，在采取了这些坚决措施以后，社会效果是好的。

针对邓榕上述关于“六四”的言论，丁蒋以个人名义撰写《“邓后”与“六四”》一文予以驳斥。

１月２９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丁蒋在《“邓后”与“六四”》一文中对邓榕谈话的看法作了专题采访报道。

报道引述该文说：丁子霖认为，邓榕对“六四”事件的提法没有新意，与江泽民、李鹏的说法如出一辙。邓榕不回避“六四”，是因为邓在这件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不提，迟早有人会提。邓榕把解决“六四”的难题推到未来中共领导人身上，其用意无非是争取主动。

报道还引述了丁蒋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点要求：第一，解决“六四”问题首先要重新评价“六四”，也就是必须推倒五年前中共当局强加于８９民运和“六四”事件的荒谬定性（即所谓“动乱”“暴乱”），重新对事件作出符合事实的结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对８９年的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客观的调查，全面完整地公布事实真相，包括公布死者名单、死者人数；其次，解决“六四”问题应对造成流血惨案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追究法律责任。在涉及到司法问题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按严格的法律程序办事，不能任由一党一派或一人说了算；第三，解决“六四”问题必须无条件地释放一切因８９民运和“六四”而获罪的系狱者，解除对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通缉令，给予他们回国的自由。对于“六四”事件中的伤残者和遇难者亲属，则应依法公开道歉，并给予精神上、经济上的赔偿。

该文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点要求后来遂成为“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共同诉求。

３月初，丁蒋离开北京去南方家乡作短暂居住。

３月２７日，海外媒体报道：设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宣布：第九届（１９９４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获奖人名单已于２５日在旧金山经投票产生，当选者有中国大陆的丁子霖教授、台湾作家柏阳、香港立法局议员陆恭蕙以及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新闻公告说：丁子霖多年来甘冒风险广泛收集“六四”伤亡者资料。在她编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已经证明死难者９６人，伤残者４９人。丁子霖教授此举揭露了北京政府侵犯人权的真面目，为此她已被开除党籍，取消教授资格。

几天后，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丁，并希望丁能亲自出席颁奖仪式。但丁婉拒了这次邀请。她说她很想去大洋彼岸与朋友们相聚，但在能够被允许自由出入国门之前，她不得不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４月２９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九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旧金山举行。国际科技大学校长陈书伯，香港《争鸣》杂志总编温辉，纽约“中国人权”代表萧强，前深圳青年报总编曹长青等人出席了颁奖典礼并讲了话。因丁不能前去领奖，由“六四”伤残者、全美学自联ＩＩＦＣ人道救助基金会主席张亚来先生代为出席并宣读答词。

《世界日报》、“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对此次颁奖典礼作了报道。

４月２１日，丁蒋发表《大家都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一文。丁蒋撰写此文，是鉴于当时中共当局在西藏地区加剧对藏人人权迫害的现实。文章历数了中共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对藏人的残酷镇压和对藏人民族权利的肆意剥夺，呼吁大家都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文章指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那对着西藏人的枪口，同样是对着中国人的。文章最后写道：愿中国人抛弃掉昔日的傲慢，愿中国人不再有昨日的麻木，愿中国人和西藏人携起手来，为了中国的明天。

也为了西藏的明天。

此文后被收入曹长青先生编缉的英文版《西藏问题专集》４月底，丁独自一人去苏州吴江县横扇镇农村看望一家“六四”难属、死难者陆春林的父母。丁在陆家住了一夜，并由陆的父母陪同，去陆春林的墓地进行了祭扫。

５月２日，“美国之音”记者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台采访了丁。丁表示：“这次北京市高层领导集体经济犯罪案引发的王葆生自杀和陈希同下台，引起国内各阶层的强烈反响。不仅在北京，就是在我们避居的乡间，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

丁指出：“北京的老百姓早就对北京市领导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六四’事件中陈希同和前市委书记李锡铭充当了邓小平、李鹏的马前卒，‘六四’以后，北京市领导又大搞整肃，残酷迫害８９民运的参与者，威胁、恐吓”六四“受难亲属和伤残者。这些共产党的官僚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公仆，现在老百姓知道了他们的底细，他们原来不仅是一帮”六四“镇压的帮凶，而且还是一帮掠夺国家资产和人民财富的经济犯罪分子。”

丁还谈到了这次北京市高层贪污案与８９民运的关系，她说：“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各地经济丑闻不断曝光，说明多年来盛行的贪污腐败之风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家都知道，在８９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学生和民众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求实行民主，一个是要求惩处腐败。如果当时共产党能够倾听群众的呼声，顺应民意，今天也不至于走到这般地步。六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当年学生和民主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可是政府不仅拒不接受民众的要求，反而动用机枪、坦克把民众的抗议运动镇压了下去。而当年参与这场镇压的人当中，就有今天被赶下台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丁最后表示：“这次陈希同的下台并没有消除民众的疑虑，因为老百姓还要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真的要反腐败，能不能反到底。如果江泽民仅仅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用惩处几个贪官来收买人心，或者如海外媒体报导的那样仅仅是以此来搞掉自己的政敌，用所谓上海帮来撤换北京帮，那么这次反贪运动就不可能彻底。人们就会问，北京有个陈希同，难道上海以及中央各部就没有张希同、李希同那样的人吗？……碰到腰杆子更硬的，后台更大的，你江泽民敢不敢动！”

５月１４日，丁应许良英先生要求，提前从苏南返京。１９９５年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宽容年”。为此，许发起了一个呼吁政府通过解决“六四”问题、释放因“六四”系狱的政治犯、开放言禁等来实现政治宽容的联署活动。丁蒋在这个呼吁书上签了名，同时签名的知识界人士共４５人，其中有多名政协委员和包括王淦昌在内的科学院院士。

宽容呼吁书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但引发了许良英与杨振宁之间的一场笔墨纠纷，事情的起因是杨振宁撰文说王淦昌签名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许良英的欺骗。为此，许撰文对此诬陷以事实作了严厉批驳。

（十一）难属群体第一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５年

５月中旬，丁蒋回到北京，着手起草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并和其他一些难友着手在死难者亲属中征集签名。

５月２６日，《就“六四”事件及“六四”死难亲属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

这封公开信表示：六年前，在首都北京街头政府动用机枪、坦克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学生和民众，居然仓促定性，强行用“平暴”二字对这一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划了句号。这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六年来，我们强忍悲痛、苦熬岁月，一直期盼并耐心等待政府对我们亲人的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然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至今置若罔闻。六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为此，我们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提出了如下要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这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六四”死难者亲属作为一个群体首次发出公开信。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有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等２７位难属。

５月２８日，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除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外，香港、美国的一些流亡人士纷纷表示声援。

５月２６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由哲学系副主任陪同来丁蒋家里“谈话”，传达所谓校、系领导的意见。

此项“意见”对丁蒋提出了如下指控：“你们在国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此引起的后果，完全由你们自己承担。学校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各种违法活动。”

两人宣读完毕上述“意见”，就要离开。丁蒋请他们留下听取当事人的申述。

丁蒋要求来人说明对他们的指控违反了哪条法律。来人作了如下回答：“我们没有必要在法律上跟你们一个一个问题讲清楚，你们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哪一条中国的法律，希望你们对照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你们自己就会明白。”

蒋表示：如果触犯了法律，就应该由司法部门来起诉、审判。你们作为行政领导，无权判断我们的法律行为。

丁直接提出了两封公开信的问题。她对来人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从外地赶回北京就是为了签署这两份公开信（丁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了两份公开信的文本——许良英先生起草的”宽容呼吁书“和”六四“难属呼吁书），这两份公开信都是给人大常委会的，签名者都是合法公民，请问这违反了哪一条法律？”

来人拒绝对丁蒋的申辩作进一步说明，且声称他们不是来讨论法律问题的。

这次所谓“谈话”实际上是奉命向丁蒋提出警告。

当日晚，国安部门的“便衣警察”开始对丁蒋实行监视，同时切断电话。此后数日，来客均被告知：丁子霖不准会客。来人大看望丁蒋的亲友不断受到盘查、扣留；有一位难属遗孀甚至被押送到附近派出所审问。

６月２日至３日，丁蒋在自己家里为亡儿举行一年一度例行的祭奠。

６月９日，美国格雷茨曼基金会授予丁子霖“公民成就奖”。在该基金会颁发的奖状上，引述了罗伯特。Ｆ。肯尼迪的一段话：“能够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伟人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各种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响，而这些作为的全部就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该基金会创立者及主席艾伦。Ｌ。格雷茨曼在给丁的一封信中说：“对于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开放和自由社会中的我们来说，要真正理解和懂得您每前进一步的努力中所付出的艰辛，是很不容易的。您，几乎是独自一人，继续无畏地寻访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的家属，要让那些勇敢的年轻人当年遇难喋血的情景得以为人所知，要让他们的英名得到人们深刻的铭记。

“今天，许多中国人的道义责任感被经济利益遮盖了，而您，却坚定地执着于这样的信念：”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格雷茨曼基金会通过对那些主动促成社会变化的人的成就的认可，来提倡和播扬人的献身精神和公民责任心。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种做法会使其他人认识到他们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会使他们站出来为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６月１５日，获悉纽约科学院决定授予许良英先生和丁子霖该院１９９５年度汉恩茨。Ｒ。佩格尔斯（Ｈｅｉｎｚ。Ｒ。Ｐａｇｅｌｓ）科学家人权奖。纽约科学院于５月２５日签发了授奖文件，颁奖日期定于９月。

这份文件说：授予两位这个奖项是“肯定他们在呼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和同情、支持天安门事件中的幸存者与持不同政见者方面所起的作用。”

文件表示：纽约科学院院长暨人权委员会代理主席亨利。Ｍ。格伦伯格重申对中国４５名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为个人思想、信仰的更大宽容和重新评价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在５月１５日签名公开请愿。文件引述格伦伯格的话说：“请愿者认识到建立能使国家开始从过去的不公正恢复过来的基本民主原则的必要，许、丁教授对通过利用公开而可靠的民主宪法改善他们国家的生活质量表现了毫不动摇的承诺。”

为了能顺利举行颁奖仪式，纽约科学院曾派人来北京与许良英先生接洽。来人提出邀请许、丁赴纽约领奖，但如果许、丁不被允许去美国，也可改为派人前来北京颁奖，届时将邀请中国的科学家和中外媒体参加颁奖仪式。考虑到两种方式均不可行，最后经许先生与来人商定，取消了上述打算，改为由当时正流亡美国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代表许、丁致答词。丁在这个答词里谈到了由８９天安门运动引起的一些感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年月里，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被抛到了世界文明的边缘。在这个曾经是那样封闭、僵化、冷酷的国度里，人们经历了太多的仇恨和猜忌、屈辱和欺骗、野蛮和杀戮；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到无端的践踏，没有公共事务的参与，没有个人生活的选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强烈地渴望改变这种生存状况。他们不仅要求自己的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去，而且要求融入到世界民主的主流中去。然而，在以往的岁月里，这种基于人性的要求一再被无情地压制下去，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１９８９年的春天，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春天；８９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令全世界都为之感动和振奋的一个历史事件。它以最明确的语言向世界表明：普通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它使经历了太多绝望的中国民众产生出一种新的希望，一种有可能使他们的生存质量在整体上得到较大程度改观并由此与令人厌恶的昨天告别的希望。但是，”六四“的枪声再一次宣告了中国民众幻想的破灭。”

对于未来的中国，答词中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艰难的转变时期。中国的未来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中国不应被孤立，也不应自我孤立，它应该加入到世界人类大家庭中去，成为这个家庭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能够对人类事务承担起道义责任的有信誉的一员。为此，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活跃，物质的丰富；中国还需要人权、民主和法制，需要有言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需要有社会的公正和正义。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公民，不仅有权免遭恐惧、不幸与苦难，而且有权选择符合人类价值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天安门死难者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之继续奋斗的。”

此后，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曾敏儿女士代表纽约科学院来京，给丁子霖颁发了奖状。

７月７日，丁蒋离开北京回无锡老家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