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十二）秘密关押

8月16日，丁接到一位法国友人的电话，说要来无锡看望他们。丁在电话里告诉那位法国友人，她将于18日回京，可于下周四在北京家里会面。当时，北京正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但丁的这次返京却与妇女大会无关，而是要去北京的中国银行办理一笔来自香港的人道捐款。

幽禁地点——无锡市郊的一个招待所

8月18日中午，也就是在丁准备乘火车回北京的几小时之前，丁蒋所在的张泾镇党委书记突然邀请他们去镇招待所会面。由于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邀请，丁蒋并没有在意。但当他们来到镇招待所的时候，见到的却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十多名警察，说是因重大经济问题对他们实行传唤。随后，警察把他们两人带到了无锡市西郊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两人被以“强制性监视居住”的名义幽禁在一处仅有三栋小白楼的院落里，历时43天。

在幽禁期间，由无锡市检察院出面对丁蒋进行了多次所谓“审讯”。他们以审查丁蒋在无锡乡下的建房款来源不明为由，实际上是要丁蒋说清楚这些年来从海外接受“六四”捐款的情况。在这次事件中，无锡检察院不过充当了一个工具，真正幕后的策划在北京。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止丁回北京，以防止丁与参加世妇会的外国人接触；二是想摸清丁蒋与境外人员的联系，切断他们所从事的“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丁蒋断然拒绝交出人道捐款的往来帐目，也拒绝说明捐款人及收款人的姓名、身份及通信地址等一切有关情况。

9月30日，丁蒋获释后得知，这次他们被无故羁押，引起了北京世妇会的高度关注：以克林顿夫人希拉莉为首发起的81个政府代表团以及500多位非政府论坛代表都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要求释放丁蒋的抗议信函。

10月9日，丁蒋返回北京，与在京难友见面。难友们告知：8月中旬，当丁蒋在无锡被关押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难友都为他们的处境着急、担忧。难友吴学汉与徐珏夫妇骑着自行车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为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征集签名，结果由吴、徐及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等16位难友站出来为丁蒋作辩护。这份抗议书指出：“作为教师的他们，既不握有权力，又不掌管钱财。即使近年来经手的救助款也是帐目清楚，分文不差。我们相信他们绝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公开信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丁、蒋两人。

难友周淑庄女士为了营救我们，不顾当局的打压，挺身而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在这次采访中对记者说：“丁子霖夫妇不知去向，我们在北京的难友很快从南方得到了消息，但是被拘捕的原因和地点一直不清楚，也打听不出来，这令我们非常担心，特别是听说有亲戚为丁子霖夫妇送冬天的衣服，让我们怀疑丁子霖夫妇在短时间内无法获释。”

她接着说，“在职位上，在经济收入上，在人身自由上，丁子霖夫妇失去了很多，可以说，他们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说他们有经济问题，我们无法理解。一个穷教授，既不掌握财权，又不经商，哪来的经济问题？”

她最后表示：“丁子霖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权益已经遭到巨大的损伤，不能再次遭到损伤了。我们这一群‘六四’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能够促成丁子霖夫妇尽快获得释放。”

此外，在“六四”难属上书人大常委会的同时，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也都展开了营救活动。

在丁于无锡秘密关押期间，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让丁提前四年退休的决定。这项决定带有政治惩罚的性质。为此，丁于10月27日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本人由非正式渠道获悉，学校人事处已于１９９５年８月对我作出了强制性退休的决定。此项决定事先没有征求本人意见，事后没有向本人通报。按全国妇联及人民大学有关规定，我均未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从工作需要，本人意愿或健康状况权衡，都没有理由强迫我提前退休。对此，我保留申诉的权利。特此备忘。

10月，难友吴学汉患血液病住院治疗，病情急剧恶化。月底，丁蒋决定回无锡家乡料理建房结尾事宜。行前，丁去医院与病中的吴学汉话别。这时，吴已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脸庞消瘦得变了形，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丁握别，且反过来宽慰丁：“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11月29日10时45分，吴学汉救治无效逝世，终年55岁。

12月5日，在京难友向吴的遗体告别，袁可志老先生宣读他撰写的悼诗〈吊吴学汉〉：

这是最后的告别/但祗是单方面的话诀/我们凝视着您/您已双目紧闭/让我献上一束鲜花——/八枝马蹄莲/九朵黄菊花/六枝白郁金香/四朵红玫瑰/挽联上写着/学汉老弟含冤早逝/诸难友吞泪默哀/问苍天苍生何辜？/骤降劫难于父子！/此恨绵绵何时了？/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这首悼诗后来由吴的妻子徐珏女士请匠人镌刻在吴的墓碑背面。吴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与其在“六四”中遇难的儿子吴向东的墓相距不远。

12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为此，丁于12月29日以个人名义向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运用他们的道义力量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以求拯救魏京生。

1996年春节初三，在京的一些难友再度在丁蒋家里相聚。这是从91年开始形成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三是在京部分难友一年一度相聚的日子，最初几年人数不多，以后逐年增加，到96年已增加到十几位了。本来是一个祥和喜庆的日子，但这对于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来说，他们已不再有欢乐，有的只是相互间的抚慰而已。

这次聚会，难友们还商议了有关在“六四”周年前夕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事宜。

3月5日，继丁之后，蒋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了让蒋提前四年退休的决定。为此，蒋向学校提出了抗议，指出此项决定违反国家和人民大学的有关规定。为此，蒋声明保留申诉的权利。

3月初，丁蒋回到家乡无锡。这是“连园”建成后第一次正式入住。从此，丁蒋在南方家乡有了自己的家，再不必寄居于亲戚家里，这对他们来说至少可暂时免受警察的骚扰，可以有一个能够安静下来读书、写作、休息、会友的地方。

3月10日，获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丹尼·密特朗主持的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决定授予丁子霖“记忆奖”，同时邀请她访法。

为此，丁致函法国友人玛丽·侯芷明女士，请她转达对密特朗夫人的谢意。关于访法事，丁在信中表示，中国政府能否允许自己回国，无法预料，因此难于成行。希望密特朗夫人能理解，并请求玛丽·侯芷明女士代为领奖。

3月下旬，丁蒋对此前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1996）作了修改，委托来访的江棋生带回北京在难属群体中征求意见。

3月底4月中，丁蒋撰写了《从文革到六四》一文。撰写该文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告诉当时一些热中于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的人们，指出至少在当前，那只是一种幻想。

文章分析了“六四”和“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指出：虽然两者都是在作为中共政权稳固性象征的最高权威（前者为毛泽东，后者为邓小平）受到严重挑战时发生的，但由于两次危机的起因不同——前者主要来自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后者则主要来自体制外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因此结局也就不一样：“文革”以收拾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终场，89民运则以血腥镇压反抗的学生和民众结局；“文革”可以被“彻底否定”，“六四”则不能“翻案”。这表明中共解决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对于由体制内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危机，一般通过权力的再分配来解决，而对于由体制外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危机，则通过残酷的镇压来解决。

文章指出：现在有不少人看不清共产党处理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式，或者把两种模式混为一谈，以为共产党也会用对待党内反对派力量的方式来对待民间反对派力量，主张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然而，自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人们还没有见到过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的先例。中国的老百姓至今仍不改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里“明君贤相”身上的情结，结果他们的善良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无情的愚弄。

该文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5月26日、6月2日两期《世界周刊》。

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纪念亡灵的日子——农历清明节。

法新社消息：“‘六四’死难者亲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丁子霖女士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她和她的难友们已经寻找到130位“六四”天安门惨案的死难者。……她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六四”死难者能够安葬在一起，并重新对“六四”事件作出评价。”

 “六四”七周年前夕，不仅丁蒋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而且包括张先玲女士在内的很多位难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和监视。

5月28日，丁子霖、张先玲等31位“六四”死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公开信。为了打破人大和政协机关对委员和代表的信息封锁。这次除了向人大常委会寄出公开信文本外，还同时向十多位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邮寄了公开信副本。

公开信披露，七年来，在已经寻找到“六四”遇难者之中，仅大学本科学生就有37名，此外还有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据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公开信对1995年所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作了更完整、更明晰的表述，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公开信最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上述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6月7日，《美国之音》广播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中国名字）的一篇有关“六四”事件的评论。评论说：

“中国政府为了阻止人们为1989年的民主示威作证、为解放军开枪屠杀大批示威者作证人，也为了不使他们感到难堪，北京的共产党使尽了招术，压制对历史的回忆。但是，1989年的事件象是一场无法扼制的梦，更确切地说，象一场恶梦，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灵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1989年的那一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丁子霖被剥夺了公开悼念自己儿子的权利，她采取了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儿子。她收集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这份名单上有死难者的姓名、年龄、职业、遇难的情况等等。中国政府拒不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丁子霖教授曾经致函1993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她在信中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母亲，我无法忘记这些青年男女。我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这个世界曾经属于他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外人也许认为，除了象丁子霖这样的少数人以外，1989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已经被人遗忘了，毕竟“六四”事件至今已过去七年了，中国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哄而上下海做生意，经商热似乎掩盖了一切。但是，象“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又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样具有深远象征性意义的地方，是不可能被人们轻易地忘记的。实际上，时至今日，“六四”事件越发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拒不道歉，甚至不允许人们适当的安葬被害者。死难者没有安息，历史的回忆就将继续徘徊在天安门广场，徘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象一个没有躯体的冤魂被剥夺了最终安息的归宿。”

6月10日，美国之音“新闻人物”专栏对于丁子霖强忍丧子之痛，顶住当局压力，与难友们一起从事“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以及联合其他难属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依法赔偿、要求追究事件责任者法律责任等等作了详细介绍。

7月7日晚，在纽约华埠举行“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本年度同时获此奖项的有丁子霖、吴宏达和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秀。因丁无法亲自赴纽约出席仪式，由旅居纽约的上海女作家羊子代表出席。

丁在一份由羊子代为宣读的答词中回顾了几年来她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动。

她表示，她接受这个奖项，内心十分惭愧。她说：“是1989年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是我儿子流淌在长安街头的鲜血，才促使我蓦然回首，反思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她接着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憧憬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然而，只是在今天，在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的理想才得以实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尽管我已年近花甲，但此志不移。我将利用目前留给我的极其有限的自由，继续用我的笔为我同胞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为改善大陆人民的生存质量而努力。”

7月30日至8月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洛杉矶讲授“圣道三要”时表示了他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他说：“在天安门发生六四事件，学生与中共之间的许多问题，我听到这件事很伤心，我发愿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天安门前传时轮金刚灌顶，希望这个愿望可以达成。”

（十三）“六四”难友心连心

10月上旬，“六四”死难者郝致京（原北京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父亲郝义传先生（原马鞍山钢铁公司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自安徽马鞍山市去无锡张泾镇丁蒋的住所小住。期间，郝先生向丁蒋叙述了“六四”大屠杀过后他和一些亲属如何历尽艰难寻找到他儿子遗体的过程。在谈到难属群体自95年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的做法时，郝先生表示十分赞同。他说，虽然政府当局对难属群体在公开信里提出的三项要求至今不予理睬，但这个‘经’得年年念，决不能放弃。

10月中旬，难友张先玲女士来无锡丁蒋家小住。期间，丁蒋陪同张一起去太湖边上吴江县横扇镇一个偏僻的农村看望了“六四”死难者陆春林（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的父母，而在这之前的1994年春天，丁子霖已单独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当年，陆春林的遗骨由其亲属带回江苏老家被安葬在自家的一块桑园内。此次再访陆家，丁、张等三人由两位老人陪同，前往墓地按江南习俗为死者作了祭奠。在墓地，陆的老母亲点上香烛，烧了纸钱，喃喃地对死去的儿子说：“丁老师，蒋老师，张老师看你来了……”，话音未落，大家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陆春林墓地

10月30日，新华社报道，现年27岁的89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中国当局是在当天上午9点开庭审理王丹一案的，开庭以后不久，随即宣判。中国当局拒绝国际观察员出席旁听。200多名警察从清晨起包围了法庭，两名外国电视记者的录像带遭到没收。

就王丹受审一事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丁对记者说：当我获悉王丹再次被判刑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政府去年重判了魏京生，今年又重判了王丹，再加上此前判处刘晓波三年劳教，并且拘捕了另外许多人，政府当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实在太过分了。

丁就当局所控王丹的几条罪状表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利益的并不是像魏京生、王丹这样的人，而是像陈希同、王宝森那样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但是，像陈希同那样的有极大民愤的腐败官员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倒是一贯主张反对腐败、改革政治的魏京生、王丹被判了重刑。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不要说司法公正，就是连一般常理都不顾了。

12月19日，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在巴黎自由广场举行“记忆奖”颁奖仪式，中国的丁子霖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得了本年度的这个奖项。

据报道，由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资助的1996年度“记忆奖”授予中国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是奖励她在89年天安门惨案以后寻找死难亲属、编写天安门死难者名单的艰辛历程。“记忆奖”同时颁发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表彰这个组织在西非战乱和难民潮中为寻找卢旺达儿童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记忆奖”的名誉主席、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密特朗在颁奖仪式上说：“这次活动是由自由基金会设立的“记忆奖”协会组织和举办的。如果说博物馆、纪念馆是死的记忆的话，那么这个“记忆奖”的目的是要奖励活的记忆。活的记忆可以立即反映出当前的世界。今年的奖发给一位那么勇敢的妇女，丁子霖女士，她不愿意遗忘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死去的人，那些青年和少年。我们觉得她的行动应该得到奖励。”

“记忆奖”协会的秘书长让·克洛德·格德维施在颁奖前发表讲话时说：“卢旺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其危险性。一边是由于恐惧和仇恨所引起的混乱，另一边是极权主义和镇压。颁发记忆奖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记忆并不属于我们个人，记忆属于全人类，透过时间和空间，记忆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都具有意义，它表明为记忆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人和人的自由而进行斗争。人，只有同时成为记忆和计划的时候，才能更为自由。”

在颁奖仪式上，魏姗姗受丁的委托宣读了获奖答词，并接受了丹尼·密特朗夫人颁予的寓意“永志不忘”的一尊铜质头像。

法兰西自由基金会颁给丁子霖的“记忆奖” 奖状

12月12日，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于12月10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有国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1989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声称：中国军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他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就迟浩田的这个讲话，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她说：“迟浩田这个讲话从根本上否认了89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和平居民的事实。堂堂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撒谎居然撒到美国去了。我觉得迟浩田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要员，而且正代表一个国家出访另一个国家，居然用这种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我不明白，他难道不知道，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掩盖血的事实。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当众说谎，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自己的脸面，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辱没了中国的国格？一个人说话、做事应该光明正大，一个国家说话、做事更应该光明正大，否则还有什么资格代表自己国家的人民说话呢？”

丁表示：“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1994年公布的、经过难友们共同努力收集到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

最后丁表示：迟浩田的这次讲话，应该使一切善良人们清醒，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苦难和杀戮，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稍有遗忘，那些苦难和杀戮的制造者就会把自己的罪恶一笔勾销，这样的结果将会是人民再一次遭受劫难。

1997年2月6日（农历除夕），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的专题采访。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正当中国人家家户户全家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丁却要谈的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丁在这次采访中，详细地介绍了七年来她和难友们一起所从事的寻访、救助和抗争。为了能让此次采访继续下去，丁把节目所要求她谈的儿子的死放到了最后。但当她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已泣不成声。整个访谈气氛压抑、凄切，而且采访开始后不到10分钟，电话就遭到国安当局的骚扰，其间被切断十余次。

2月9日（大年初三），在丁蒋家，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张先玲夫妇、袁可志夫妇、杜东旭夫妇等十多位难属。

（十四）“六四”遗孤助学金

年初，丁考虑到国内教育费激增的事实，开始酝酿在难属的救助计划中除例行的正常救助外另建立一项遗孤助学金，以帮助那些无力承担遗孤教育费的家庭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为此，她约请张先玲女士走访了有遗孤的几家困难户。她们目睹那这些遗孤求学心切，而家里又确实难以负担她们昂贵的学费开支，经反复估量，随即做出了设立遗孤助学金的决定。

为此，丁向原全美学自联“爱抚思”主席陶业提出了此项建议，并作了预算，开列了援助名单。很快，这项计划得到了海外学生组织的赞同，并得以及时启动。

春节期间，陶业夫人秦志宁女士回南京探亲，顺便带回并寄送了一批给“六四”难属的春节慰问信，结果，秦被南京国安局拘押、软禁了三天。秦返美时南京国安局给陶业捎话，要陶回国“谈谈”。2月20日，陶业给南京国安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南京国安局的邀请，时间预计在5月（后未成行）。陶还表示：“在我的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时，面临非常状态是可能的。我既决定赴会，也就不顾其他。我的唯一请求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不要惊动我的母亲，她的心脏承受不了哪怕是微小的打击。”

2月19日晚9点零8分，邓小平去世。在以后的几天里，丁接受了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及一些海外电台的采访，回答对邓的去世的看法。丁指出，不管人们对邓的一生作何评价，但他是“六四”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这一点已被载入历史，是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人说，像邓小平那样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盖棺未必能论定。对此丁表示：有些事要由将来的历史去论定，有些则不必。像“六四”大屠杀那样的事情，它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里，早已有了定论，不必等待将来历史作结论。

2月25日上午，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追悼会，丁蒋的住宅受到众多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视。中午， 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趁“便衣”不备对丁作了短暂采访。记者问丁：邓小平在89年6月4日命令开枪，造成了您儿子和很多其他学生、市民的伤亡；现在邓已经去世，您是否已经原谅他了？丁答：不能原谅。她说：邓死了，已无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历史将会对他作出道义的审判。

3月下旬至4月初，“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先生（原纺织部设计院主任工程师）、李雪文女士（儿童医院大夫）应丁蒋邀请自北京来无锡张泾镇小住。袁、李是丁蒋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两位老人均已过古稀之年，由于过度悲伤身患多种疾病。此次邀请两位来南方小住，是为了让他们的身心作短暂的调剂。

袁可志、李雪文在“连园”与丁子霖合影

5月1日，美国之音的“中国报道”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不久前，一位听众从中国的东北给“美国之音”的“听众热线”打电话说，1989年6月3日和4日，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示威时，他是戒严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亲身参加了那场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镇压行动，多年来，每次想起这一段经历，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时隔近八年之后，他终于向“美国之音”说出他一直埋藏在心里的话：

“那一次是我在中国当兵唯一参加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去北京戒严，可惜枪口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对着学生的，我感觉到很惭愧。……在当时，并不象中国政府说的那样，是“暴徒”和不法分子（攻击戒严部队），他们是想掩盖他们那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据我看到的并不是那样，我反正没有挨过老百姓扔砖头或者其他暴力罪行，因为我手里有枪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也开枪了……。

对此，丁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丁在谈到上述戒严士兵的谈话时表示：这八年来，她一直在等待，她坚信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当中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丁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和她的难友已寻访到150来位“六四”死难者，从这些遇难者的情况看，他们没有一个是政府所谓的“暴徒”，因此她相信那位士兵的话。她说：“在当前政府当局对“六四”还没有放弃谎言欺骗的情况之下，这位士兵能够迈出这一步，讲出他当年的感受、当年的经历，是需要勇气的。我想，当年那么多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当官的，总不至于全都丧失良心吧。如果说，当时是受蒙蔽了，那么八年过去了，难道还不能清醒过来吗？所以我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听到他们之中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5月15日，42位“六四”死难亲属再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政府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在这封公开信中，驳斥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就89年“六四”事件发表的严重歪曲和掩盖事实的讲话，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国内公开迟浩田的讲话，并就他的这次讲话作出澄清。

这封公开信再次重申了95年以来难属群体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提出的三项要求。

5月28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对公开信作了这样的说明：这次参加签名的难属人数比往年多，第一年即95年是27位，去年即96年是31位，今年又增加到42位，而且还有几位没有来得及赶上签名。这封信是15日寄给人大常委会的，内容比往年增加了两条，一是要求就“六四”问题同政府部门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二是要求立法，即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关于立法的问题，丁作了如下说明：“关于“六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纳入法制的轨道来解决。我们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项的赔偿法案，并且对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是希望从处理这件事情开始，改变过去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乱整人、整死人，整错之后再进行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丁还指出：解决“六四”问题，必须遵循现代文明的准则，必须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必须摒弃按一党一派意志办事的做法。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且是避免社会混乱、动荡的唯一途径。

6月4日，“六四”死难者母亲周淑庄女士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周淑庄女士谈到了她对儿子曾经有过的希望，谈到了儿子遇难后她作为母亲的痛苦和绝望。她说：象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她的儿子段昌隆同样作好了为祖国贡献一切的准备，但她不明白，“政府怎么忍心向这些人开枪扫射呢！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啊！”

周淑庄在采访中还驳斥了政府为“六四”大屠杀所作的辩护。她说：他们（中共当局）说什么党采取了果断措施，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进行，那么，6月4日应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为什么不把这个日子定为纪念日呢？为什么每年清明、“六四”这样的日子政府当局都要阻止大家去为“六四”死难者扫墓和举行纪念活动呢？

她愤怒地说，受难者家属不仅要忍受失去亲人的悲哀，还要受到警方的监视。她说：“象我这样60多岁的老妇人，还能给国家构成怎样的威胁呢！当我最后一次到停尸房见到我儿子时，看到他那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就发誓说，我将在年年清明和他的忌日去看望他，我信守我的誓言，即使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但我知道，一个政府只有尊重人民的愿望，才能获得成功，如果这个政府违背人民的愿望，它就迟早会垮台。”

周淑庄真诚希望政府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澄清是非。她说她跟其他受害家属一道，向全国人大提出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调查的要求，但是至今没有得政府方面的任何回音。

同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了《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先生对《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的评论。评论介绍了丁子霖和她的难友所从事的对“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介绍了《名册》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出版过程。

评论指出：“六四”已经过去八年了，我想大家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但是很多人越来越少想起这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人类记忆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不愿意太频繁地回忆起那些令人心碎的事情，这可能是一种保护性的本能，否则生活未免太沉重了一些。……评论说：在人类社会，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而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评论还引述了前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年为中国人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至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至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评论最后表示：在“六四”八周年之际，向朋友们推荐这本《六四受难者名册》，相信这一定会唤起你当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回忆，并推动我们为追求正义、追求自由而作出新的努力。

在“六四”事件八周年到来之际，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大华府华人支持民运联络委员会、华盛顿海外香港华人联络会、美国劳联产联、国际声援西藏、中国战略研究所等12个人权组织和政治团体，6月3日晚8点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前草坪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八年前为追求民主自由而丧生的人们。

在晚会开始时，主持人用中英两种语言朗读了丁子霖专为“六四”八周年撰写的一篇悼文《假如我的儿子还活着》。丁在这篇悼文中说：“当年，我们这些成年人不敢或者不能承担的事情却由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了。也许，这只是孩子们出于一时的理想主义冲动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却不能为了理想而付出些什么呢！

“人们常常说，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却倒置过来了。今天我活着，而且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直至永远……。”

会后，这篇悼文由美国国会众议员蓝西·布洛西女士译成英文，并收入97年度美国国会记录。

在这次纪念会上，佩洛西议员在她的讲话中说：和往年一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为了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我们要让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知道，美国人民非常关注他们的处境……。

6月4日晚（北京时间5日晚）纽约各界人士和大赦国际、西藏之家、科学家协会、探索杂志社、城市剧院一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音乐纪念晚会，地点在纽约市曼哈顿城市剧院，有1200多人出席。晚会的宗旨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声援受迫害的人士，宏扬89民运精神，谴责六四屠杀凶手，呼吁释放一切政治犯”。

晚会开始演奏了一首由美国著名音乐家威斯涅专门为“六四”死难者作的乐曲，它类似中国的古筝，缓慢而低沉。

在这个晚会上，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作家王若望先生发表了讲演。他说：今天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八周年，这个惨案震动了全世界，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但是，时间越长，共产党杀人犯欠人民的血债越多越大。

晚会上还由美国著名音乐家也是这次晚会的主持人梅因先生用英语宣读的达赖喇嘛的一封来信。达赖喇嘛在信中说：今天，当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纪念“六四”大屠杀八周年的时候，我谨对那些为了你们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表示我的敬意。我也为那些因倡导人类普遍价值观念而被捕入狱的你们的同胞以及你们的民主运动的成功而祈祷。我仍然认为天安门悲剧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暂时性的挫折，杀戮者的兽性永远不能征服人类对于自由的基本的渴望。人民不希望被欺凌，被欺骗，无论这种欺凌和欺骗来自一个人还是一个体制。作为一个信奉非暴力、和平和自由的人，我支持中国的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尽管天安门的屠杀有多么残忍，以及相继而来的镇压有多么残酷，我祈祷中国的民主运动将仍然总是非暴力的，因为这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在讲话最后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梅因宣读完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之后，会议邀请在纽约的藏传佛教人士为“六四”死难者作了亡灵超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