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年。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未喑世事的少年，但这一年中国政坛发生的桩桩大事，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逝世。

毛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１０分逝世的，但消息传到民间是下午４点钟的事。那一震惊中国的消息传来时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我还历历在目。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毛时代不存在学生学习负担重的问题，今天的“减负”一词无从听说。我当时就读的小学下午是１点半钟上课，整个下午只有一节读报课再加上一节正课，所以３点多钟学校就放学了。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走在我前面的一拨同学在抄近路回家途经农民家门前时（我家当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听到了从农民家的广播里传来毛逝世的消息（毛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在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用上电灯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却几乎都普及了有线广播）。我赶上了走在我前面的同学后，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儿时伙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刚从农民家的广播里听到了有重要人物死了的消息。好奇的我立即追问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他吞吞吐吐，最后竟称因害怕而不敢讲出。他的这种在我当时看来纯粹是“吊胃口”和“卖关子”的行为，令我十分恼火。我情急之下用一句粗话骂了他，并责问他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不过，从他紧张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言辞中，我也猜想到了可能是毛死了。今天回想起来，那位儿时伙伴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毛确实死了，你说毛死了，到也无碍；如果毛并没有死，而是你的耳朵听错了，你却在这里说毛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挨批，重则入狱。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过了没多久，我居住的居民区的大广播响起来了，从广播里确信无疑地传来了毛逝世的惊人消息，广播里反复播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大家屏住气息全神倾听着广播里传来的一字一句。当时，整个居民区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天去上学，学校理所当然地宣布停课。我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国有企业下属的子弟学校，老师接上面通知，将我们列队拉到了该国有企业的大礼堂开会——同企业的职工一起悼念毛。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柏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会议的主要仪式是：大家有秩序地列着队，轮流经过主席台的毛画像前，向毛行三鞠躬礼。很多人在毛画像前泣不成声，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清泪。

毛逝世时，很多中国人都哭了。这种哭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大多数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有质朴性，有长期个人崇拜氛围下形成的盲目性。也有不少的人是出于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为了表白自己对毛纯洁不二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得已而哭之。这种哭，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哭给别人看的。有人实在哭不出的，就用手使劲地将眼睛揉红，以表明自己哭过。“文革”结束后，我就曾听说过，有地方因有人在毛逝世时没有哭而受到政治追查和政治迫害。我当时的哭不排除有几分真诚，但基本上属于不得已，我本来就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在这个时候通过哭来表现一下自己积极的革命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少，但那种严酷的政治岁月给了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本能。由于行鞠躬礼的长龙般的队伍移动缓慢，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散会后，大家都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漫长而又繁缛的悼念活动的开始。

官方广播在播发毛逝世消息的同时，还播发了悼念活动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通知。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文革”年代，连最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的老百姓，是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我记得当时城市里面能够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可能就是经常放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院。因而，当时电影院一律关闭。

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又纷纷开放了，里面放映的都是北京传来的悼念毛的新闻纪录片，观看这些纪录片成为当时指定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毛逝世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幸知道和看到了电视。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让大家能够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毛的活动，特意购买了一台１２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摆放在露天的篮球场里，组织大家观看。电视机的收视效果非常糟糕，屏幕不停地闪烁，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稀罕物，所以都有种新鲜和兴奋的感觉。当时民间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扑克，我记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们玩扑克（当然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带有赌博赢利的色彩，输赢者只是玩玩钻桌子的游戏），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地不玩扑克了。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对毛的敬重，还不如说是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如果谁家有留声机的话，也不能播放音乐了。离我家不远的居民区的一个医生，用家里的留声机播放用俄语解说的有关诊断学的一张片子，引来了居委会的好几个警觉的马列老太太，她们敲开该医生家的门，警告他在这非常时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吓得这位医生赶紧把留声机“雪藏”起来。当时全中国不停地反复播放的唯一音乐，就是低沉的哀乐。我今天能够将哀乐完整地随口哼唱出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听得太多了。悼念活动期间，民间所有的婚庆活动也都停止了，且长达一个月之久——从９月９日到１０月９日。当时我家隔壁有一对新人已预定１０月１日“国庆节”举行婚礼，因毛逝世而不得不推迟到１０月１０日举行。

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９月９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１０月９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的灵堂之多，毫无疑义地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２４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象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９月１８下午３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坪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在毛逝世的二十多年后，我和一位同样有着自由主义信仰的挚友，经常就皇权政治和僭主政治哪个更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的这位朋友坚持认为，皇权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残暴的政治。有一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去看看北京的十三陵吧！你只有亲眼看到了十三陵工程的浩大，你就会感觉到皇权政治有多么的坏。”我说毛逝世的悼念活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巨，不要说建一个十三陵，就是建上十个十三陵也是绰绰有余的。毛的丧事可谓空前绝后、极尽哀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皇帝都不可能望其项背。无怪乎法国思想家贡当斯在比较僭主政治和君主制后曾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僭主政治往往比君主制更坏、更残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更大。

就在毛逝世二十年后的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中共的又一位顶级人物邓小平逝世。邓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民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上班的照旧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娱乐的仍然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中国的股市，邓逝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上午中国沪、深两地的股市急速下挫，但下午即出现了强劲回升。平心而论，同毛时代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中共在其“十六大”后积极倡导政治文明，而走向政治文明的实质就是把中国由一个极权政治社会变成一个人本主义的平民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