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就是施罗德，希拉克就是希拉克，无论他们背后的德法如何强大，至少在欧洲，他们都改变不了正义和道德：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全体大会上，欧盟议会以４３１票对８５票再度通过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议案：在对外关系部分，欧洲议会重申，在目前的局势下，欧盟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不得解除。这就是民主的力量，这就是正义的力量。不过，施罗德先生和希拉克先生并不知道：中国缺的不是武器，而是这种力量，这种民主的力量，这种正义的力量。

在施罗德在柏林联邦议院为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忘记十六年前天安门广场那些屈死的冤魂，当法国政府口口声声中国不是威胁的时候，他想到的一定不是中国的人民，以杨建利、王炳章、师涛、张林、郑贻春等为代表的民主英雄，无论他们在狱中如何呼唤，法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听到他们正义的声音。施罗德和希拉克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掩耳盗铃，难道真能掩盖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现实？

希拉克先生一直认为，对中国武器禁运已经不合时宜，并且强调对华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已“缺乏理由或者基础”，希望欧盟能够取消这项制裁。我想请教希拉克先生，对中国武器禁运已经不合时宜，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是不是很合时宜？对中国武器禁运已经不合时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不管不问是不是很合时宜？对华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已“缺乏理由或者基础”，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是不是更“缺乏理由或者基础”？

施罗德和希拉克提出取消欧盟武器禁运的理由是，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中国发生了变化。不知施罗德和希拉克所谓的变化，是不是下列事实：中国人权的空前倒退，对异议人士的疯狂镇压。如果施罗德和希拉克一定坚持中国有变化，那一定是镇压手段的变化，那一定是罗织罪名的变化。在“把冤案办成铁案”的吃人“体系”下，一个又一个的处女被诬陷卖淫，一个又一个的合法公民被以死刑犯论处，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莫名其妙地降临到异议人士的身上，“嫖娼罪”、“间谍罪”、“泄密罪”、“邪教罪”、“颠覆罪”、“煽动罪”、“贪污罪”、“受贿罪”、“金融欺诈罪”……，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杨建利案，王炳章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南都案、孙大午案、杨天水案、李柏光案、新青年学会案、何德普案、欧阳懿案、郑恩宠案、徐永海案、罗永忠案、姜力钧案、黄金秋案、刘水案、张正耀和张纤夫案……还有刚刚发生不久的师涛案、张林案、赵岩案、赵昕案、郑贻春案、叶国柱和郑明芳案等等，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巧妙，刘水的“嫖娼罪”、杨建利“间谍罪”、南都案中的“贪污罪”、“受贿罪”更是世界“滑稽”史上的登峰造极。这难道就是施罗德先生和希拉克先生所说的变化。

抛开施罗德先生和希拉克先生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强调中国的所谓“变化”，我们仍可以善意的理解两位先生的立场，是不是中国病入膏肓的人权状况，使两位先生不忍心对垂死的癌症病人说真话，怕加重病人的痛苦和疯狂，为了让这位癌症病人安静下来，和国际社会更好的合作，两位先生不得已强调了和事实完全相反，并且谁也不会相信的“变化”？

本人非常理解两位先生的善意立场，如果说中国一点变化没有，也的确冤枉了中共，也更冤枉了这两位友好的先生；１６年来，类似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大屠杀的确没有发生，并且在２００４年，中国在宪法中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需要两位友好的先生注意的是：就是在２００４年，就是在国家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同时，一场对异议人士近乎疯狂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上面所提到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２００４年发生的；在以刑事罪名打压异议人士的同时，违法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蒋彦永、刘晓波、张祖桦、余杰、胡佳等人人身自由遭受非法侵害已成家常便饭，执法机关根据需要随时都可以限制他们的自由。在公民人身自由遭受非法侵害的同时，２００４年严厉地钳制言论已经超过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对师涛、焦国标、程益中、喻华峰等的迫害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并且都不是个别事件。

２００４年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报导名单，严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这张“黑名单”上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也不得出现这些人的名字。

进入２００５年，钳制言论更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人大会议期间，教育部却对大学校园的ＢＢＳ大开杀戒，至今这种整肃仍在变本加厉的进行着；与此同时，中共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第一次明确地把大学课堂列入宣传的范围，规定要把好高等院校教师的“入口关”，“加强师德建设”，对凡是不按教科书观点进行授课的教师，要调离教学岗位；并且要求各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书、报、刊、台、网、手机短信之外，对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动，进行“属地化”的监管范围之内。

罗德先生和希拉克先生认为：“过去中国人从生到死一辈子受国家控制，现在国家退出了私人生活领域”，如果两位先生看到上述事实，不知是否还坚持这种观点？过去中国人从生到死一辈子受国家控制，这是事实，如果说现在国家退出了私人生活领域这却不是事实。

过去中国正如郑贻春所讲：“什麽都是属于党的，什麽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党不但管政治，也管经济，也管文化，也管科技教育，也管军事，也管媒体，也管计划生育，也管职称评定、也管工资的涨幅起落、也管扯老婆舌，也管小孩尿尿和泥玩，也管头发的顔色与长短，也管裤管的肥瘦与影响，当然更管胡风写日记，当然更管林昭头扎冤字白布提抗议，当然更管张志新直诉心扉、鲜血淋漓的喉咙，当然更管遇罗克年轻有爲的不屈抗争的直挺挺的头颅！”党无处不在，党无孔不入。不论什么，党让你生存，你才能生存，党让你灭亡，你就只能灭亡。现在私人生活的有些领域党不是不管了，而是无力管了，就像过去要解放全人类一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手机短信这和电话、信件一样，这涉及到公民的权力和隐私，这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请教罗德先生和希拉克先生，手机短信都列入国家“属地化”的监管范围之内，还有什么领域国家不能监管？

不知两位先生注意到没有，就在两位先生为为取消对华军售禁令而积极斡旋努力奔走的时候，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恶化到了１６年来最恶劣的时期，异议人士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没有异样的声音，政治严冬封杀了一切自由的声音，最近屡屡被冤判的公民不断浮出水面，大学校园的网络整肃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中国北京大学开除焦国标先生都是对您们积极斡旋的良好回应。

尊敬的罗德先生，尊敬的希拉克先生，当您们“为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２１世纪的稳定，决定对中国应采取融合而不是孤立的政策”的时候，非常希望您们多了解一下中国，特别是中国最近几年的人权状况，一个至今不敢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到底有多少保障，不是单靠判断和想象就能够得出的。

正如自民党主席维斯特韦勒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仍然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去年全世界执行死刑的３７００多例中，中国就占了３４００多例；中国的西藏自治仍然受到压制，媒体自由根本谈不上。他说：“人权不是象征符号”，在施罗德高谈取消武禁的政治象征意义时，有很多被侵犯与剥夺人权的中国人在实实在在地受苦。我认为欧盟议会在其决议中对中国的认识，比两位先生更准确也更全面。欧盟议会在其决议中指出：１５年来，虽然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取得明显进步，但并未对中国国内人权和民主产生影响。决议称，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经贸领域，与此同时，就实质性进展而言，人权和民主在中国乏善可陈。

既然两位先生要求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我们不能不谈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由来，没有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大屠杀，哪来美国和欧盟的对华军售禁令？中国政府不改变对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态度，两位先生仍要求取消对华军售禁令，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天安门大屠杀的认可和放纵，至少在道义上这是给中国政府具有象征意义的平反。在中国政府一再坚持“天安门大屠杀”杀人有理的时候，两位先生仍然要求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不能不令人怀疑两位先生的友好意图。

尊敬的罗德先生，尊敬的希拉克先生，您们也有孩子，在您们一再坚持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时候，您们是否想到这给中国人民的伤害？尊敬的希拉克先生，在您一再坚持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时候，您是否注意到“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写给您的公开信？如果您没有看到或已经忘记，我现在拿出来并提醒您：可以忘记一个母亲的一封信，但不要忘记人类应该具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丁子霖说：“虽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以在对华武器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但这种沾满鲜血的贸易对十三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犯罪。”丁子霖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权，我们民众需要人权，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武器。尤其在胡锦涛发表了六四问题的讲话以后，那就说明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对于十五年前那场六四大屠杀，并无悔改和改正之意，至少是目前还没有。十五年前那场对民众的屠杀，显而易见，用国际标准来看，那是对民众的恐怖行为。”丁子霖说，“六四的历史象世界上许多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一样，永远不能忘记，不能以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为借口被抹杀。……法国当初受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犹太人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迫害，难道能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吗？希拉克为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说出这样的话，背离了法国《人权宣言》的精神，深深刺痛了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心。象希拉克这样背弃了法国的立国之本，背弃了１７８９年以后法国的人权宣言的这个传统，我为他感到遗憾。我觉得他这样做，伤害了我们中国这些受害者的心。”

如果这些还不够，请罗德先生注意一下德国媒体的评论：“欧盟所有的人权研讨会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实行国家压迫的状况。北京的共产党权贵仍然把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的大学生和民权人士送入劳改营，刑讯忠于达赖喇嘛的西藏僧尼。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处决这么多的人犯。反对禁运的人无视这些阴暗面，他们奉行实用政策，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影响不断增长的大国。”

尊敬的罗德先生，尊敬的希拉克先生，中国的现实和被历史一再验证过的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缺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权，如果没有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中国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权。为了“稳定”对中国采取融合而不是孤立的政策，这和邓小平１６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的理由是一样的，邓小平说：“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不知我这么说是否伤害两位先生的友好感情。

为了两位先生的友好感情，也真正为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２１世纪的稳定”，在两位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在“变化”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先生：最近有没有注意中国政府在视“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谎言下面，由于政府封锁消息，艾滋病群体的大范围扩散泛滥？最近有没有注意因中国环境持续恶化，人数众多的癌症患者都已经逼近上海？最近有没有注意中国政府因疏于监管，一个又一个的矿难曾出不穷……

尊敬的罗德先生，尊敬的希拉克先生，单就中国政府对六四大屠杀并没有丝毫悔改和改正之意的事实，就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丝毫的改善，抛开中国的生存环境，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以外，中国没有变化，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

菲舍尔先生说，“欧盟已经做好了解除禁令的准备，现在该是中国为此作出贡献的时候了。”我想告诉两位先生，菲舍尔先生可以把皮球从柏林踢到了８０００公里以外的北京，中国的人权状况距离“柏林”却不止一个８０００公里，欧盟是否做好了解除禁令的准备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不知两位先生以何种手段“迎接”中国的这种贡献？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