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给我她的散文集「半生为人」。读之，似觉是在应试。因为她的生活经历与我何其相似奈尔！……“革命”，入狱，释放，下乡，读书，写作，思考……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吗？它不是一代人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简单重复吗？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对所有这些往事做如何一种回答？于是，这里发生一个如何看待她的遭遇，且对比我自己“半生为人”之遭遇的问题。

换言之，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一茬人，面对自我和面对他人，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问题。其间，在自觉与无意之间，我们完成了，抑或未完成我们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轨迹中，或可隐隐看见一个多少闪烁一点光彩，又多少有些灰暗的人生和思维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怎样一个新启蒙中以一介新书生的反叛精神面世；在经历了启蒙带来的所谓的“革命”后，怎样将文学创作和社会关怀相联系；又怎样思考自由主义带来的个人使命，以及我们如何对待文字的功用并用之于我们的多少有些愚笨的抱负……；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完成我们尚待完成的，从感性到知性，到知天命的人生。我们如何构造我们自己的逻格斯，也就是理性和终极精神。

一般人都知道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但是在这个千古命题的背后，却鲜为人知地存在这样一个反思，就是“我”，究为何物？“我”，是一般意义上的“我”？还是一个异化严重，我将无我之我；抑或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我‘，是异化之反面的”我“。这是一个未及澄清，急待澄清的迷思。当我们阅读此著的时候，文革及其后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画面，就马上扑面而来。我们无数次面对这些画面。我们害怕和熟悉这些画面。但是，这个迷宫比起西方历史上闪烁迷离之”玫瑰之名“一类的画面，并不逊色，我是指它的文字之罪，笑之罪和戏谑之罪。（因为书里就有一个涉及关于关押徐晓的女狱卒因为笑，而倍受其害的故事。）而”我“，在这个异化之国里，是如何表现，如何受罪，如何释罪的，成为考验”我“的个性的一个尺度。

因为一般而言，这个文革中所有言及之“我”，成为“罪”的代名词。

所有这些“我”，这些“思”，现在集中到作者徐晓的身上。她让我们再次实行这个反思。却是一个让人不得不用心的反思。

其实，“我”的问题，已经有哲学家来提出解答，如拉康等。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我是谁？首先包含了这个前提。此前提是，我在和别人的爱中成其为我。而我为什么要爱？我在爱情中何以成其为我？我的爱和“革命”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二十岁的徐晓自然无可回避。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笔者以为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一种是互相的爱，这是比较正常，也许是比较正常之爱，男欢女爱，如是。二是，他/她爱他/她对于对方之爱，这个爱，是一种自我中心和主观主义的爱。由此之爱可以派生出许多爱之结晶，或者说爱之副产品；而这个副产品，在艺术的层面上，悄然间，已经转换为主产品。他成就了类似贝雅特丽茨出世的艺术结局（虽然，其实但丁背叛过贝）。

再，就是双方之间的背叛或孽缘。这种爱，导致爱情的变态，导致仇恨（恨是很大的爱！）。

此著写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掺杂了我以为第一和第二种爱。徐对于赵（一凡）的爱，是和对贝雅特丽茨式的精神追求，甚至政治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爱，在赵那里发射的是一种兼顾精神和感情的射线。这个射线也许可以造就徐，赵之间的天堂和炼狱。这个爱，使她隐约懂得了超越爱的信仰之魅力。虽然这个信仰是朦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朦胧，爱的实际的和虚妄的境域竟大大扩展，以至达到一种高度，一种广度；高，虽说不可高及天堂，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崇高之曙色；广，虽不可容纳圣上之尊，但已可以展开人的界域，达成人的高度。获得了精神之高度和广度的年轻女子，在不经意之间，一夜成熟。

她的成熟具体体现在她和周梅英先生的结合。周是一个大地上人（他不是从天上，具体的天上和抽象的天上，降落之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虽然也许他们之间有些隔阂，但是，徐在他病重期间的宽容，让我想起特雷撒修女的一句话：你要帮助别人；如果你不能帮助一百个人，你就帮助一个人。徐晓帮助了老周。这个判断是简洁有力的。这来自一个女性所有的善良和忍耐，来自美德和对于美德的自我省略。千百个日日夜夜，数不清的春夏秋冬，都有一个弱小的身影，往来于北京的一条或者几条街道，往来于医院和住宅，往来于天上和地下。

这同样是作者引导读者无意间完成的心路历程，也是此著的奥义和显学之所在，不可不读，不可不细读。

追求爱情，对于徐晓而言是与其政治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的自我实现之第二种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中产生定位之“我”。

与后庭粉黛，小家碧玉之流不同，这个关怀，是她对于爱之诉求补充和扩充。虽然，这个补充的过程，其实是以一种荒诞不经的方式开始和结束的。她在二十岁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完全是一个“不知情者”（所谓“第四国际”之罪名有其深奥之处；笔者以为，除去这几年由郑超龄等前辈言及之托派研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怕是一头雾水）。她在典型的冤狱里，体验监狱生活和监狱哲学，从而毕业于那所“大学”。我们在她的几乎是监狱心理学测试般的描述中，看到超越了一切主义和观点的狱中人物的独特生活，看到人和自我是如何在那方寸之地展开自我与“自她”之博弈的。这个博弈的过程，揭示和解释了某种荒诞，某种残酷，但也体现了某种美，某种人性。

徐晓在叙述年轻女性和那些并不太年轻的女性的监狱生活时，她的记述细节毕现，至为感人。比如说，她把日日梳理头发时的掉发，积攒起来，到了出狱的时候，居然可长达丈余。比如，她看见在监狱幽深通道里出入之一个非常动人的年轻女人，她独往独来，举止高贵，穿戴考究……她的美，在幽暗中宛若一朵闪光的花，并“震撼”了作者。比如，她产生了一系列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思考。这些思考质朴热烈，迄今其意犹在。

思考之一是，上帝是否要拯救罪人；是拯救自救之人，还是常人，就是说，上帝是否也救赎无能力自救的人。

二是，殉道者，在满足了一种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利他主义之奉献后（车尔尼说过，其实，利他主义之牺牲，是有一种自我满足感的，自我主义之延伸……），被自己之罪行或者义举连累的亲属和家人之罪，又该如何解读？他们默默忍耐的良苦用心，和受到的百般牵连的无奈，“英雄们”又该如何看待？

三是，作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面对审判；如果她知情，她受刑，她背叛，她的良心日后又该如何排遣？……

诸如此类的反思在书中一一展开，虽不惊心动魄，但却让人久久思索。

给出这些答案，无论是徐晓还是别人，都会有一个心安理得的结果；反之，无论是“我”，还是“我们”，就会有虚度日月，煌煌不可终日的不安。这个不安，使得我们颇有迄今不能面对再度遭遇劫难和诘难之忧。在这个意义上，徐晓提出了带有永恒性质的设问，也可以说是一些人类存在之永恒的问题。

在时间的长河里，人们选择解决这些问题，选择行动。虽然，一个个时代逝水而去，问题像水中的漩涡逝而复现，永不绝灭。

在走出监狱并获得某种平反以后，为了延续她的思考，为某种使命感做出牺牲，徐晓成为参与和创办「今天」杂志的先锋型人物。于是，这个“我”，在所谓文字的存在中提及词与物的关系问题。文字和文本，成为我们这代人看待和参与世界于其中的一种手段。

在一系列对于「今天」派诗人的追述里，读者看到作者对于形形色色关于文化和诗学问题的解读；看到她对于种种诗人人性和性格的复现和追忆。这种追忆带有前此反叛精神的延续。虽然，经过潮起潮落，朦胧派诗人在回答某些终极问题时，产生了有意和无意的分歧。他们或者做到了与古人似曾相识的回答，或者苦恼于没有探索到最终的方式方法。对于永恒问题的回答，笔者看到的，是终究并不完满的回答——这表现在“今天”中人，在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分道扬镳。

我们在阅读比如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时，看到的是一个一致的，高贵的，始终带有反叛性质的无形的诗人团。他们的使命感和自由主义写作，使得他们的人格和诗格极其清晰地呈现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中。

虽然，陀思托耶夫斯基将俄国之自由主义者戏称为“群魔”，并怀疑他们这些革命者恐怕是魔鬼附体。他在那本大书里引用了圣经上关于猪的身上附着魔鬼的记述。他说，只有把那些魔鬼的精灵驱赶殆尽，人之病态才会去除。那么，我们现在的诗人身上，是否也有某种“猪”的精神存在呢？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是对于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显然老陀是持保守和反对态度的。

无独有偶，徐晓在阐述关于革命问题上，与笔者看法类似，也就是说，应该肯定朦胧诗歌早期的批判锋芒。正如她说的，“……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更加深刻地存在着。因此，那些诗歌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

至于要“告别革命”话语云云，在逻辑上值得商榷。就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毛式语言是否是革命语言，抑或是专制语言的问题。

革命何之谓？反对专制是也。如果把革命从反对专制的语库中取消，恐怕二十世纪乃至十九世纪的伟大诗歌历史就要重新写过了。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诗歌历史，要重写——而这个重写是虚妄和虚伪的。

革命何之谓？不是用伪革命如文革语汇可以代替的。我们这茬人多少是在那个毛式语言里成长的，但是，我们反思毛，并非可以完全无视那个语言和那个环境。就是说，革命不是，也不会是毛式语言。

革命何之谓？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现实——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朦胧诗一度直面那样；应该坚持的，是在今后几乎永远的年代里，直面中国的现实，就像索尔什尼琴直面古拉格群岛。

革命何之谓，就是要研究告别革命的种种条件，而非一厢情愿地说出一些另类乌托邦语言——如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和可塑性等等。

革命何之谓？也不是甚至一屁股滚到官方的舆论阵地中去，做现在是盛唐再现的呓语——比如徐先生关注的由李昌平撰写的农民问题报告，可以说是今天派人物，延续其社会关注和社会批评精神的一个典范——我们还可以考证与此相关和具有同等主题的诗歌创作。

革命何之谓？就是反对犬儒主义的革命回避观，而要站在老百姓的忧患意识中，创作那些类似莱蒙托夫，聂克拉索夫式的农民之歌——可惜，中国诗人几乎没有人具备上上个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平民性和先锋性；他们的“先锋性”几乎成为商品专制社会的无聊和无耻的文化遮羞布。

……

革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人们，中国的倾向自由主义的追求之知识分子中，人们对待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革命从精神层面上讲，还没有死，还活在人们的心里。因为，广义而言的革命，不尽是一种暴力抗挣，还是思维上的辨正和启蒙。反映在诗歌文本中，应该是宗教，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民族风格和独立人格的再现。这些政治关怀，成为诗歌文化或者说准诗歌文化的一个前提——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犹该如此。

任何后现代和相对主义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诗歌可以存在，但是，他不应该成为诗歌创作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至少在我们关注的中国主流文化中——请注意，不是官方的主流——应该有所表现，而不是甘心甚至提倡一种缺席状态：“同谋”的判断太严重，我就姑且不去说他。

继而言之，如果我们把朦胧诗早期政治倾向中可贵的社会关注从诗歌里取消，那么，这些诗歌的价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也姑且不去谈这些诗歌的有限的艺术成就。

问题的提法是，革命话语在七，八十年代是否就是毛语言的延续这个问题，其实有辨正的需要。不可以否认，那时的诗歌没有完全摆脱那样一个历史格调——如「纪念碑」，「像树」等；但是，今天中人也有话语系统开始和贺敬之类拉开了距离的，也是有诗为证的——我指的的是思维方式的突破。

观察那时朦胧诗的政治语系，可以说，真正和毛系语言拉开距离的诗歌很少，但是已经出现。我排除舒婷们的作品，因为它们本来也就是贺敬之们，闻捷们的诗歌之模仿 ——在精神和艺术上都是如此——还要包括思维根本就没有启蒙的“相信未来”。

不要说那些靠朦胧诗吃饭的诗评家，在九十年代编辑的诗歌文本集卷里，背叛了他们八十年代的选择，一股脑把那些“新中国”诗歌和当时的反叛诗歌一股脑重新塞进了一个酱缸式箩筐之内的做法，是一个可鄙的回潮。

从反对派身份出世，而被国际诗歌界承认的朦胧诗及其诗人们，在二几十年的创作中，在面对中国之命运这个大课题上，开始显现其文化结构和政治艺术洞察力方面的匮乏。概览今天的诗歌现状，今天派发展迄今，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实；也说明如何评价中国诗歌，已经产生一个值得严肃思索的课题。

这个分化，和国内被官方控制或者趋同官方选择标准的，所谓诗歌阵营的现实，产生一种同样值得思索的关系。

这个分化表现在，今天派中人分化成为几种类型：１，延续七十年代批判精神中人；２，分化成为保持莫名奇妙的沉默者；３，分化成为准官方成员；４，分化成为商品市场的逐波随浪者……

这个分化让人看到，朦胧人先天的政治素质的不足和学养上的不足。他们的发展其实已经中断，没有产生本来应该在文坛上产生的文化艺术的和社会政治的应有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引导中国诗歌界继续思索和创作直面中国现实的诗歌作品。

当然，除非有其他的派别来盛续这个派别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派别。中国老牌诗人有句名言，叫做“面对诗歌，背向诗坛”，说的就是这种沮丧和悲观。

这个现状，该和历史上俄罗斯一大批反官方诗人的存在适成对比。而中国之今日，和俄罗斯之昨天，多有政治社会之雷同的地方，而诗人的分野，却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看到，俄罗斯诗人，即便是流亡到域外的人们，他们自始至终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关怀，不但左右了俄罗斯的思维，还广泛地影响了全世界。

虽然，西方人对于俄罗斯广义上的文化定位，有着某种语焉不详的轻视，但是，随着老陀，老托尔斯泰的出现，随着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出现，俄罗斯批判文化和柴可夫斯基的伟大音乐一样，成为他们的骄傲。其中的主导原因，就是他们不向沙皇和斯大林妥协的直接批判之精神。

是的，中国诗人的分野，今天派诗人的分野，却恰好证明了几乎是相反的情形。如何估计徐晓用浓彩重墨记述的那座很像废墟的圣殿，笔者以为是一件很严肃的，值得慎重对待的课题。

在国内的「今天」杂志完结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一位作家和编辑，另一个徐晓出世了。她以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编辑的身份，参加到热衷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行列之中，比如，她负责编辑了产生极大影响的农民问题的著作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在呈续今天派诗人的前期政治关怀。这个意义上的徐晓，并不比朦胧为镜者的徐晓更不重要——这是笔者对作者表示尊重的一个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