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诞辰２００周年之际，回味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极大愉悦的安徒生童话，感到无论就其思想性、想像力和趣味性而言，首推《皇帝的新衣》。这是一种片言明百意、滴水见宇宙的讽喻艺术，它所蕴含的深刻意味，可以从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安徒生为十九世纪的专制社会勾勒了一幅绝妙的象征性图画。那个可爱的孩子，出乎本真自然而然地道出真相，拥有 “四两拨千斤 ”的伟大的道义力量，使得皇帝与臣民的喜剧性冲突急转直下，使得荒诞的招摇过市一哄而散。安徒生是卡夫卡之前极权主义的伟大预言家，是以笑声解构暴力化解恐惧的幽默大师，是超越时代的人类灵魂的解剖大师，是以美抗恶的人文主义者。今天读来，《皇帝的新衣 》仍然是现代极权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绝妙折射。

前苏联作家库兹纳斯托夫（Ａｎａｔｏｌｙ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在考察苏联作家是否够得上伟大的标准时，衡量的标准是他们对 “皇帝的新衣 ”的态度，即他们在暴君斯大林面前，是否算得上安徒生的孩子。库兹纳斯托夫把红色恐怖下的沉默看作一种犯罪。他指出：在苏联，甚至伟大如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至少也曾以沉默来进行自我检查。有些作家只写所谓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对他们周围的奥威尔式的恐怖不置一词。他指出，“ 也许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有各种权利为他的作品而骄傲，但我们能说，这是毫无保留的吗？作为反斯大林主义的喉舌，他揭露了有关苏维埃政权的令人惊异的细节，但他并未触及到这个政权的本质―― 没穿衣服的皇帝本身……” 。

与苏联作家相比，中国作家今天仍然面对令人尴尬的 “皇帝的新衣”，而安徒生的孩子在哪里？论者常说，我们缺乏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 中国历史和文学史料的新发现，也许能多少矫正一点我们的看法。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林昭是第一位揭穿 “皇帝什么也没穿 ”的赤子诗人，不愧为安徒生的孩子。林昭读毛诗《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反其意而用之”的《 血诗题衣》， 留下了的彪炳史册的铿锵诗句，吟诵“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这样字字血泪的联语，使得我们在这个说真话的孩子面前不胜羞愧。除了比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更为残酷的暴君之外，中国人对她的死难负有集体的责任。后来的中国诗人，也许唯有黄翔写于毛泽东死日的 《倒下的偶像 》，使他无愧于那个年代，开启了思想界和文学界对红色中国进行制度性反省的先声。中国因此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安徒生诞辰两百年之际的中国文坛，早已从思想活跃的八十年代全面撤退，乃至全面堕落。安徒生的孩子难觅，李贽倡导的作家的 “童心”，也早已失却。举国混浊，贵犬儒而贱叛逆，重粗鄙而轻道义。不愿随大流的李锐，在《和Ｘ兄谈张炜》一文中指出，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中国作家的的这种蒙昧 “不知”、或佯装“不知”，或知而不言的状态，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更有甚者，就是为 “皇帝的新衣 ”存在的真实性进行辩护，甚至在安徒生的孩子道出真相之后，这种辩护也照常进行。因此，安徒生永恒的求真的文学精神，与中国当代时髦的文学精神，实在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丹麦却选择了中国作为安徒生诞辰庆典的主要舞台。诚然，中国人民对安徒生怀有深厚感情，但丹麦官方却无法认识到中国文坛的现状。即使他们对中国政坛略有所知，也难以摆脱这样一种尴尬：安徒生的诞辰庆典在中国有可能沦为一种市场化的文化炒作。可以用来为自己贴金的中国的达官贵人，当然会知道如何炫耀“盛世”的庆典。在一个充斥谎言的世界，我们期待的，仍然是那个告诉我们真相的安徒生的孩子。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