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熏陶出中国历史上灿若星群的仁人志士、圣人贤士、义人侠士、高人大士、狂人逸士、奇人异士，我都喜欢，都欣赏，但自古以来最让我倾倒的统一了真善美的圆满人格，非孟子莫属，或者说孟子最配作我的人生模范与精神导师。自从小小枭上初中时在故居阁楼上发现尘封虫蛀的儒家经典之后，儒家的伦理道德，尤其是孟子这个“有英气”的儒家亚圣的言行事迹人格风范，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融入了我的血脉。

孟子曾游说诸侯，推行其政治主张，到过梁（魏）、齐、宋、滕、鲁等国，但其仁政学说被普遍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世用，遂退居讲学，并“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继承孔子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君主负有保护人民和维护国家的责任，要“泛爱众”，“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要行仁政。仁政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与民同乐，戒战戒杀，省刑罚减赋税苏民困，使民以时，“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关怀救助鳏寡孤独等穷愁困顿者，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等，具有相当鲜明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特征。

二

识者皆知，民本不如人本，德治不如法治，仁政不如宪政——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当然已经大大落伍了。这是历史的局限。孟子做梦都想不到还有一种可以直接通向仁政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宪政民主诞生之前，仁政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君主专制，是最合适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各阶级的最人道最理想的选择，不仅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念的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有其开明性、合理性、合法性和进步意义，曾创造了令人艳羡的东方文明，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和辉煌。儒家成了传统政制中抑制君权的思想渊源。仁政，纵然难免伪善，也比赤裸裸的苛政恶政暴政霸政更人道、更进步。因为儒家的宽容，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宗教战争；因为道统的制约，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在和平年代，没有出现过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极端黑暗和野蛮。

儒学之所以成为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对正义观念的选择。董仲舒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于民众于国家有利从而于根本上合乎皇家的利益，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其次，历代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严格遵守孔孟之道，而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和装饰，或者一面漂亮的招牌，甚至阳儒阴法、明儒暗法。汉朝独尊儒术，但汉宣帝却教导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第三，历代统治者及御用文人不同程度、别有用心地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歪曲和阉割。如宋明理学，把本来颇为通情达情，中庸宽仁的孔孟之道“发展”成了丧失人性和弹性的“毫无宽容度的烂货”（芦语），以致理学无理，道学不道，以“天理”灭人欲乃至灭人命，以“天理”压倒一切，就象以稳定压倒一切一般。又如朱元璋读到孟子书中有关“民贵”、“君轻”、“草芥”、“寇仇”等论述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的言论，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还组织了一批名儒多次删改《孟子》，其中不利于皇权专制的话就有近百条，为适应科举考试而另编一本《孟子节文》。朱元璋篡改孟子，与秦始皇重用法家一样，孟子地下有知，自必深恶痛绝。

五四新文化运动，群起指斥孔孟之道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如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政治道德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刚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三纲之说为之也。”殊不知“三纲”思想源于强调“君权至上”的法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与孔子或孟子无关。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中庸之道”，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与臣、父与子各自内在的自我约束修养，属相互对应关系，孟子则更重视臣或民，都与“君为臣纲”之类邪说风马牛不相及。

五四反儒不反法，以致马列趁虚而入，法家缪种流传，文革反儒而崇法，为一党专制张目，以致孕育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当代极权暴政。中共党文化乃亚西方马列主义与历代君主暗中祟奉的法家思想“私通”所产的旷古恶物！

三

时至今日，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把现在中国社会无数问题，把中共的暴政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把中共专制视为儒家文化的结果，大笔如刀，利舌如剑，纷纷向一个虚拟的幻影杀将过去。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可谓中共造孽，儒家遭殃。

一党独大的中共专制，不仅反民主反自由，本质上也是反传统反文化反道德的。经过五四的打倒、中共的摧残，儒家文化奄奄衰微，传统道德早已崩溃，全社会沦为文化沙漠，道德真空，无数假恶丑的黑洞吞噬了信仰，吞噬了希望，吞噬了一切良知正气，一切真善美。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忠孝节义？还有什么温良恭俭让？只剩一双双被物欲和贪婪烧红了的眼晴，在一片漆黑中鬼火闪烁！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什么人间恶人恶事恶迹恶行都被创造出来了。

所以，没有任何朝代的官员象中共官员那样无知无德空前腐败，没有任何古代君主象中共领导人那样无法无天威福无边，没有任何专制社会象当今社会那样死气沉沉黑暗无边……，总之，没有任何专制王朝象中共王朝那样没有伦理没有底线，那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那样鹰犬成群爪牙密布，那样恶行累累黑云滚滚，那样唯权唯术唯利唯物，那样集假恶丑之大成！

近年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面破产之后，中共确偶尔拣起传统文化中的一鳞半爪，如德治呀、和谐呀（这对中共，实为一大进步），有些人便以为中共与儒学血脉暗通，实为大谬。同时有必要指出，不仅中共的法制远远不如法家法制的严肃，而且中共的“德治”也远远没有古代王朝的真诚。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规律”，不少民主国家，并非基督教文明占主导地位，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南韩、日本等早已实现民主，台湾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比大陆好得多，却成功实现了民主转型。这都说明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并非天生死敌头，也可以是好伙伴。儒家文化中确存在不少有利于专制的糟粕，但也有很多普适性的精华，与民主款曲暗通，完全可以成为民主力量的同盟并在民主制度下发扬光大。

四

拜中共愚民政策、愚民教育之赐，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不仅对民主自由的理念颇多曲解误读，对儒家文化也往往误解多多。特别是忠孝二字，几成众矢之的和儒家大罪。例如一位素所尊重的著名民主同道，对忠孝的理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些说法在旧戏、评书、旧话本小说里所在多有，实乃被歪曲了的违仁悖义、非忠非孝的忠孝观。

关于“忠”，孔子认为忠是君子必具之品德。《左传·桓·六》：“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元》：“临患不忘国，忠也”，《论语》：“为人谋而不忠乎？”

《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谓之忠”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忠”的理解。可知，忠就是诚实无欺地为别人着想，就是居上位者想着如何有利于百姓，就是在危患中不忘国家，就是教人学好、导人向善。忠，做为一种待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其对象是宽泛的：对待师友、民众、亲人，都应忠。

儒家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行为要符合仁的道德、礼的规范，君的利益要与民的利益、国的利益相一致。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杀了一个无辜，就有悖于仁。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子曰：“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体现了君臣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事君以忠，是事君的态度；事君以义，是事君的原则。如果君主无道，臣民不仅可以不抛弃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诛灭之。商纣王是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孟子就认为伐得对。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加犬马，则臣视君如同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

五

如果说孟子的政治理论比孔子更具有平民品格和民主色彩但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话，孟子那种以德性为财富的高尚情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乐观向上的心态，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他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则不仅对后世士大丈阶层人格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引以为楷模。

公孙衍、张仪二人游说诸候、合纵连横、权倾诸候、名振天下，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称。《孟子》里这一段话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写照：“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励和勉励后人，再三教导不能“苟且”，不能“诡迂”，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言论、行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当然就可以不失赤子之心，就可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就能够自爱自尊，笑傲王候，毁誉不动，宠辱不惊。孟子为推行其政治主张辛劳奔波不遗余力，但在那个充满诡诈、倾轧、势利、强权的时代，面对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丝毫暂时性弯曲自己。孟子学生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颂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机取巧搞机会主义。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但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问题上，却是非常认真毫不苟且的。

六

《公孙丑下》有个“不召之臣”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孟子这一大丈夫的脾气：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使者来到孟子处，把辞齐王得了不可受风的寒疾，想召孟子往见。孟子见齐王并无诚意，也托辞有病不能成行。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

孟子硬是不见，避至景丑氏家里去住宿。于是孟景围绕着君臣关系展开了一场争论。

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出问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礼经上说过，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谁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反而不去了，于礼不合吧。”

孟子说：“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无人能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大有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管仲尚且不可召，更何况连管仲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呢？“

七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乃“集义”所得，由平时精心培养，长期积累所得，是一种充满仁义道德的正义之气。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是其内在“浩然之气”的深厚培养和自然抒发，故狂而不妄，奇而不怪，高尚而不悖人情，毫无虚骄之气、做作之态。后世有理学家批评孟子“有英气”洵为知言。却说什么“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乃鄙陋之见。有圭角锋芒，恰是孟子有血有肉可敬可爱处，是大丈夫精神的自然流露，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人格魅力。

孟子是依循内圣外王的思路构筑人生理想和价值的途径的，他肯定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价值，又重视修身诚意的内在道德价值。他寄托于圣君贤臣身上的仁政理想，当然无法与诉诸于公民意志、依赖于制度保障的宪政理想相比，其思想中的人文关怀，只能针对社会性群体人格而不可能针对个体人格。同时，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力量的自信，也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个体生命对集体具有普遍性的深度依赖，个体性绝对从属于集体性。尽管如此，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依然历久弥新，千古峥嵘，启发了历代进步知识分子（士）的尊严意识和叛逆精神，成了他们批判现实、抨击苛政、为民请命、改良社会的思想武器和精神资源。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开发。前无古人的民主大业，同样需要那样的资源和武器。一些“自由门徒”异议人士曾宣称要埋葬孔孟之道，然而他们身上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那种为民请命的以道自任、当仁不当，那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和大丈夫品格，却与孟子的大丈夫风采千古遥接、互相辉映。

八

孟子不愧为不愧为真善美的典型，大丈夫的代表。大丈夫，贵在一个大字，大仁大义大知大德大尊严也，小是小非，一笑置之，小恩小怨，一笑了之。这种大丈夫精神，陶冶着我的情操，鼓舞着我的斗志，开阔着我的心胸和视界，让我自信自贵自尊自强敢言敢怒敢想敢干，让我在政治高压下保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读《孟子》，深感处处闪耀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深感与夫子意气相投、心灵相契、精神相通，深感当今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孟子看齐的必要性。老枭生于两千年前，便是主张仁政的孟子；孟子生于二十世纪，应是追求民主的老枭也。

２００５、４、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