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因素。这一认识，基本上被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和学术界所公认，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再次得到重申和强调。然而，九十年代以来，这种认识被扣上“文化决定论”的恶名并遭到了质疑，一股貌似深刻的所谓反“文化决定论”的思潮在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流行开来、且一度盛行，以至于“文化决定论”声名狼籍。那些时髦的反“文化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文化决定论”必将导致宿命论，从而使得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彻底的悲观情绪、乃至绝望。在此，笔者就强调文化的作用是否会导致宿命论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并希望拙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专制、独裁的野蛮社会，是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致；西方今天的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是由其几千年的两希文化（古希腊、古希伯来）所致。这种对文化作用的强调可能确实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那就是：中国人只能认专制、独裁的命，因为文化是不能改变的或难以改变的。我认为，宿命论的观点错就错在这里，其实文化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而是能够改变的。笔者承认，文化是强大的，它根深蒂固于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心理、意识之中，尤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凝固、静止和不可以改变的。人类的基因尚且可以改变，那人类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改变呢？今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服饰已经百分之百地西化了；那么，作为精神文化的中国人的观念为什么又不可以改变呢？那种把文化看成是强大的、静止的而难以改变的观点，是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地进化和演变之中，只是这种演进的速度或快或慢而已。

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一直在改变，比如在诸侯“分治”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化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开放的态势；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随着中国的政治走向专制，中国的文化也开始由多元走向单一、由开放走向封闭，特别是被“独尊”的儒家文化在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的改造下，变得愈来愈为王权辩护、为专制张目。只是到了１８４０年后，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才开始朝着适宜于民主、自由、宪政和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变。当然，如果没有１８４０年国门的打开，没有西方的自由秩序借助于枪炮的力量向中国横向地扩展，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只能由专制变得更专制、由黑暗走向更黑暗，中国社会在专制的道路上继续狂奔几千年都不足为奇。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１８４０年事件，今天的中国同清朝时期的中国相比，不会有什么两样。几千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不能“自生自发”出西方那样的民主、自由、宪政和市场经济，正如美国学者达尔说过一句很彻底的话：“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在其辉煌的四千年历史中，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达尔：《论民主》，李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如果说宿命的话，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难以改变的宿命。但１８４０年“欧风美雨”在中国的登陆，打破了这种宿命，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一步一步地吸收西方先进的异质文化而不断地得到更新，中国告别专制、独裁的野蛮社会而走向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也就成为了可能。无怪乎人们把１８４０年后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社会的变局必然也就包含着文化的变局。

然而，只要一提起文化的改变，反“文化决定论”者就可能会立即联想到对文化的革命，并列举历史上的某些文化革命运动对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破坏等事例，以论证文化改变的不可行。其实，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要通过革命或暴力的形式。既然人类历史上可以出现政治上的“光荣革命”和“天鹅绒革命”，那为什么又不可以出现文化上的“光荣革命”和“天鹅绒革命”呢？那种认为对文化的改变就必然导致对文化的强暴、就必然导致“毛泽东式”的“对人的灵魂深处的改造”的论点，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其实，人的灵魂深处是可以改造的，且这种改造可以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一定体现为“毛泽东式”式的对人性的强暴和扭曲。如前所述，１８４０年后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在改变，作为精神文化核心的人的观念也一直在改变，通过讲台、书本、媒体和人们的交往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和平、渐进地改变。比如，中国人对婚外情的观念，这一百多年来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用“沉河”等野蛮的办法对待偷情者到现在的舆论上的宽容。这种观念的变化，就是和平、渐进的。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自生自发出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只是在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发生影响后才有的。又比如，爱国主义根深蒂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被认为是天然正确的东西。但随着九十年代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并尤其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后，爱国主义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些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彻底放弃了爱国主义。笔者就是在任不寐先生张贴在“不寐之夜”网站上的《爱国贼批判》、《“国家”何以“尊严”？》以及《“国家”是一条狗》等网文的启蒙下，彻底告别爱国主义的。文化是可以改造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文化，不仅可以改造，而且自由主义者还有责任、有义务努力地通过启蒙去改造。

尽管笔者以为文化可以改变，但坚决反对脱胎换骨、推倒重来式的改变。整全的文化改造，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必要，也不可行。至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全盘西化”，我认为从目的上不可能达到，但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口号和手段是可行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也必须是从西方拿来和引进，用西方的经济文化（市场经济）、政治文化（民主宪政）和宗教文化（基督教）来更新中国文化。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一团漆黑。其实，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一团漆黑也是同先进的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吸收新鲜血液，才会重现曙光。有学者不是面向先进的西方而是面向中国落后的故纸堆，企图从孔子身上挖掘出宪政思想等资源，并倡导人们读经，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是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之所以建立了民主、自由、宪政和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从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被西方文化改造的程度也更大。东方的儒家传统文化如不接受外界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是不可能重获新生的，日本等国的现代化奇迹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中国大陆在１９４９年之后，同西方文化的交流被阻隔，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延缓。因而，１９４９年后中国的问题，不是毛泽东如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如何阻断了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问题。笔者不否认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后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人们同样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某种恶的东西的扩展者和集大成者。人们还应该承认，１９４９年后在中国真正受到摧残和清洗的是英美自由主义的文化，毛泽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取代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用“一党专政”取代了民主宪政，用马教以及马教和孔教结合而产生的毛教取代了基督教。可以说，英美自由主义的经济文化（市场经济）、政治文化（民主宪政）和宗教文化（基督教）在１９４９年后的“新中国”已荡然无存。

此外，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极左的、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的结果，笔者对此观点实在是难以苟同。笔者恰恰认为，共产灾难在中国的盛行，是孔教与马教（马列主义）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陈独秀：《复辟与尊孔》１９１７年８月），那么，孔教与马教乃绝对两相容之物。五四运动后，俄化派之所以能够压到西化派而最终拥有群众的支持、并夺取政权，是因为马教同孔教有着一种天然的姻缘关系。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句话是对的。因为，马教社会主义的那一套东西确实契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契合中国的“灾民理性”（任不寐语）。去年，“人民”对郎咸平的喝彩已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和深入人心。马教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是西方文化的一股末流。然而，这股末流却在东方中国找到了适合其泛滥的载体。西方文化真正的主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文化，五四后、尤其是１９４９年后因其受到孔教与马教的共同挤压而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后来却在台湾薪火相传，并催生出了台湾的现代化奇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传人是后来去了台湾的胡适、罗家伦、傅斯年和殷海光等西化派，而不是那些在中国大陆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俄化派。因而，人们不应该因痛恨共产主义而迁怒于五四运动。五四的反传统没有错，否定五四反传统的复古思潮，只能让中国的现代化变得更加艰难。因为，马教式的极权主义将会借助于复古思潮获得更加茁壮地成长（否则官方不会积极介入和推动复古思潮），而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将更加没有了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