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是胡耀邦逝世十周年，北京的那个春天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沉重的季节。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我与企业家步鑫生先生一起到北京会计司胡同胡耀邦家中探望，以便到胡耀邦灵堂表达纪念之情。步鑫生先生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改革事业曾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因此他与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比较熟悉。而我１９９７年以后经常在国内的《经济学消息报》上撰写经济评论，因此结识了胡德平（胡耀邦的儿子）在北大的一位同学，并因此与胡德平有一些交往，偶尔会互相交换一下关于民营经济的看法。那时胡德平是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之一。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企业家，他是一位对文化事业有着可贵敏感的人，也是我中学的同学。另外一位是新华社的老记者，他是步鑫生的老朋友。

　我们一行四人是从北戴河出发的，我们的车子在抵达会计司胡同口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尽管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还是有些不满。步鑫生先生是一为很有幽默感、性格倔强的老人，他下车质问警察为什么挡住我们。警察说外地的车子要查“进京证”。步鑫生先生马上说，毛泽东当年进北京有进京证吗？这一反问把我们大家连同警察都搞乐了。司机还是尽快出具了“进京证”，警察也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于是我们被放行了。显然，他们仅仅是“核实”一下我们的的真实身份而已，他们在步鑫生与李昭的通话中早已经知道我们是谁，已经“恭候”我们多时了。

　警卫通报后，我们被让进会客厅，李昭夫人亲自接待了我们。李昭夫人已经满头白发，但脚步还是很稳健，头脑也特别清晰。她与步鑫生先生回忆了一些往事，我们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我问了李昭夫人一个问题：“听说您正在编辑《胡耀邦文集》，请问进展情况怎么样？”前些时候，我在一些老先生那里听到了这件事情，听说江泽民反对这个计划。李昭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很难，很难啊。那种神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声叹息可能是党文化中最后幸存的“良心自由”的表达方式。后来一些老人跟我谈起过周恩来和胡耀邦这一声叹息的时候，我总能想起李昭那种黯然神伤的表情。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曾谈起一件往事，他有一次与邓颖超谈起“总理文集”之类的事情，邓颖超很严肃地叹息一声，总理不能有“思想”啊……。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则谈到在北戴河他与胡耀邦的一次会谈，当时他建议胡耀邦与邓小平深入讨论一次，那时候胡耀邦已经下台。结果胡耀邦也是一声叹息：很难，很难啊……。也许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能多少理解中国政治开放的艰难，一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把任何一点文明要求和人性意识都窒息在无动于衷之中了。这些叹息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党文化内部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会谈结束后我们进入胡耀邦的灵堂。这是一个大约３０多平方米的房间，地上已经摆满了鲜花，胡耀邦的遗像挂在墙的正面。我们献花后在胡耀邦的遗像前肃立默哀。当我第一眼看见胡耀邦遗像的时候，还是想了很多。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他曾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而他的去世不仅与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也改变了我自己的个人命运。由于他，我的一生都改变了。我在想，我这平凡普通的农家之子，与这位革命家或改革家之间，是靠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个人对胡耀邦的敬重主要来自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他是一个政治开明的领导人。第二，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与江泽民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基本上是一位缺乏权术意识的领导人，一个把“讲政治”视为专制恶习并身体力行地践行文明规则的人。后面这一点是我最为看重的。我以为，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出路，而我对任何“讲政治”不讲真理，讲利害不讲是非，以上下专营，左右逢源、你死我活为智慧的“中国文化”深恶痛绝。我深深地鞠躬，为这种精神的殉难默哀，也向被灾民理性扼杀的“胡耀邦精神”表达敬意。

　对于胡耀邦这种作风，一些朋友善意地批评他没有江泽民那样拉帮结派巩固权力，对坏人也没有警惕意识。甚至说胡耀邦有赤子之心，但政治上不成熟。我反对这种说法，我以为这恰恰是胡耀邦最可宝贵的精神，而“政治成熟”，则说明着中国政治的全部黑暗和罪恶。有一位老人曾跟我谈起胡乔木与胡耀邦之间的一些交往。众所周知，除了军事老人的顽固不化，胡乔木是从毛泽东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胡耀邦的人。但是胡乔木曾有一些揭发邓小平的文件送在胡耀邦手里，因此有朋友抱怨胡耀邦没有把这些证据保留下来，反而以德抱怨，为胡乔木说了很多好话。我显然不赞同这种抱怨，我为胡耀邦的光明磊落所感动。据说胡耀邦当时就善意地批评这位朋友，说你怎么那么多小聪明呀。胡耀邦确实是可敬的。因此在我听说胡耀邦的朋友对赵紫阳有些意见的时候，我也曾和一些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按胡耀邦的胸怀和性情，如果他活着，即使那些指责是真实的，他也一定带着理解的态度原谅的。

　正是基于对“胡耀邦精神”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更大的背景上是对江泽民主义的深恶痛绝，我随后帮助一位朋友把他的大作《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推荐给《南方周末》，而《南方周末》经过努力终于把这篇文章发表了。那位可敬的编辑后被整肃离开了《南方周末》。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就是突现胡耀邦这种政治作风，并与现实的政治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文章也披露了胡耀邦下台的真实背景，是他“支持”邓小平下台，结果反遭邓的嫉恨。当然，这部分内容最后被删节掉了。与此相关，我在广州另外一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与步鑫生的对话，那篇文章毫不保留地赞扬了“胡耀邦精神”对中国政治文化巨大的解构价值。我不久被迫失去了在这家杂志的兼职工作。

　我们最后与李昭夫人握手告别。当我们离开会计司胡同的时候，再一次被警察盘问，但很快就让我们通过了。北京的春天还没有来临，路边光凸凸的树木陪伴着我们的沉默。汽车穿越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从１９８９年，我几乎再也没涉足那里。整整十年了，那么多眼泪和鲜血汇聚在这里，现在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江泽民在惊恐中在那里委派了大量的警察，随后发生的使馆事件则使十周周年纪念烟消云散……而现在，六四已经快十六周年了。一个容忍如此重大惨案达到十六年之久的民族，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不能指责别人，我是广场悲剧的亲历者，而今我流离海外，首先感到羞耻是我自己而已。

　不知道是因为造访会计司胡同，还是因为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我在北京主持的一次讨论会（那次会议因李慎之、李锐等人参加而吸引了警察），或者因为六四十周年，我从１９９９年春天开始被有关当局“重视”，于是离开了企业界，开始在网络上创办“不寐之夜”，并回到北京发起“新语文运动”。在１９９９年以来这６年的时间里，我常常会想起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位是李昭，一位是丁子霖。一位是妻子，一位是母亲。北京城因为这两位女性的叹息而被置于被告席上，无论它如何打扮自己，也无法免除罪恶。在胡耀邦和蒋洁廉先后离世１６后的今天，让我们永远记住场悲剧，记住那场悲剧给母亲和妻子所带来的悲伤与绝望；记住我们都生活在这悲剧之中，因此任何洋洋得意和互相行凶都是可耻的。

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