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兄写的这本书，其特点是写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惨命运。“右派分子”，一经定性，即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划归“右派”群体的“五十五万……”分之一，又何分什么大小呢？这里的“小”，是说他们不属于毛泽东指控的“头面人物”（如所谓“章罗同〔联〕盟”，以及参加政协各党派、团体的重要成员和各界闻人），不属于“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不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师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层群众，他们于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也缺少对全国大局的关心，平时自己不订报，也未必认真看单位里订的报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为“党天下”的意思，犹如共产党经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天经地义，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题”的“党天下”边上画了“+”号，不料这就无异肯定了储安平有关“党天下”的右派言论，也就等于在右派判决书上签字画押，铁案难翻了。如果说，划为右派的各类知识分子，好歹还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话，这样的一群从来无意于干政的人，则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这作为极端的例子，似乎事属偶然，但各种各样懵懵懂懂成为右派的人，不是一个小数，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们“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什么叫“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呢？

在“章罗”等参与各级政权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职无权”，意欲“分庭抗礼”，“轮流坐庄”，也就是“篡党夺权”；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卫各界中的知识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领导内行”，意欲分享权力，也是与党争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而像茆家升笔下的这些基层小角色，他们哪里有那般的雄心壮志或狼子野心，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上，以为自己有理，便跟党支部顶撞，不仅不听话，还口出不驯，然而须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党组织逐级贯彻的；你不听话，就是跟党支部作对，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基层领导，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在安徽省纳入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固然是曾希圣的决定，但这一条的发明权并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经中共中央文件重申，并且在全国各地全都执行不误的。

与基层单位的党组织或其干部（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等）有了矛盾，发生口角，提出些批评或仅仅是不同意见，怎么就是“反对”呢？——谁若是这样提问，只能说他对中国的国情太不了解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上皇权专制，社会上等级森严，互相隶属，下对上，民对官，官对皇帝，只能伏首贴耳，服服帖帖，而上对下的要求，无非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句话，是毛泽东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的对国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政策，后来，经过反右派斗争，推而广之施之于“人民内部”了。这就是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多年来经常说的“反右扩大化”也罢，“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罢，准确地说，应该是“对敌斗争扩大化”，也就是“扩大打击面”；对已在应予打击之列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按既定的“游戏规则”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在强调斗争、反对右倾的气氛中很难局限于此，被视为不守“规矩”、“乱说乱动”的人，在平常已不顺眼，一有政治运动的机会，便可划为敌人。所以敌人总是越来越多，一个支部书记的私敌，便很容易经过运动的中介，化为整个共产党的“公敌”，又由于共产党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们也就是“人民公敌”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样，是一种政治标签，虽然可以写上法律文书，却不是真正规范的现代法律用语。什么叫“反党”，什么叫“反社会主义”，什么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再说，据以做出上述认定的“罪行”标准，什么叫“规规矩矩”，什么叫“乱说乱动”？这种种罪名的伸缩性实在太大，给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随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惯了，叫顺嘴了，许多人忘记了而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的全称，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请大家看看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个能跟“资产阶级”挂上钩？当年一些划为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知识者，曾以脑力劳动者的身份，提过这样的问题；权威的解答是：你们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当资产阶级拥有的经济上的资本被剥夺以后，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能以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为资本，来跟共产党较量，而右派分子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不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要亡党亡国了。本书作者在承认这一命题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识界是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小人物与知识分子不搭界，却也被当作右派打了，许多人后来的下场比知识界的右派悲惨得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质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说前者算是搞错了的话，后者被划为右派则是错中之错了。

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中扣下来的政治帽子，不止于上述“右派”和“反党”以及“右派集团”、“反党集团”；如书中所述，就还有“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犯错误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来多是反右过程中领导层内部排队时所定（把群众按政治态度分为左、中、右三档，中间偏右的则称中右），是所谓“推一推就推过去，拉一拉就拉过来”，右派是敌我矛盾，中右在敌我之间；事后说得好听，似乎着眼于“挽救”，其实则是“候补”，全看本单位本系统划右派分子的指标达到没达到，没达到就算上，够数了就网开一面，视为“内（部）控（制）”对象，对本人一般并不宣布；有的在运动高潮中跟铁定的右派一起批斗过，后来没有正式划右派，“内控”吧，但下放时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赶下去了，下面就当“正式”的一样接收，“一视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后改正右派结论时，查档案说根本没把他划为右派，这样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头来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运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迹在革命群众当中，到后来档案公开，才知道自己长期被“控制使用”，终于找到这么多年不提职不升级“不得烟儿抽”的真正原因。

要说当时没有政策指导，是不对的。按当时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学生里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说省里有积极性时，不但会层层加码，在数量上超标，而且一旦发挥创造性，就会弄出新花样，再经上面批示推广，原先的政策便从而“发展”了。如后来在工厂也依照抓右派的办法，定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具体数字不详，谁开的头也不详，所谓“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也不详，以我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度之，也无非是批评过领导，提过些意见，顶多是发过几句牢骚罢了，至于简称“反社会分子”也不妥，只是证明这样叫的人对何谓社会、何谓社会主义全都闹不清。中学里，一般只抓教师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１９５８年按省委书记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批斗之后，取消他们考大学的资格，这些人被简称为“这那生”，如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农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时代的坎坷遭遇有没有关系。此后到６０年代初在大中学校又流行过抓“反动学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儿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学由公安局抓起来“法（？）办”，看在他老子份上，对他从宽，下放河南的农场“劳动锻炼”去了。

书中说还有“犯错误的”一类。过来人都知道，“犯错误”好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政治气候回暖一点时，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错误的”（“犯'右派错误'”嘛），管理者这样说表示怀柔，当事人自己也可以这样检查；气候一变，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说是“犯了错误”，管理者和帮腔的人就会斥之为避重就轻，企图翻案：“你难道仅仅是'犯错误'吗？你是反党，反人民，对党和人民犯罪！”也许只为说了句什么话，做错件什么事，历史上有个什么疑点没弄清，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友的什么问题你没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诬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坚持了事实，说出了真理，但一来二去，在领导眼里便成了“有问题”的人，进一步变成“犯错误”的人，而混编之后，只有共名，什么政策界限，什么区别对待，都成空话，一锅烩，从此与“正确”无缘，动辄得咎。

事后诸葛亮回头看，在当时的各种“分子”当中，各种所谓“犯错误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犯正确”而非“犯错误”的。

无论革命时期或和平时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卷首文章，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敌人当作朋友的事情，机率极微，而把朋友当作敌人，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万。打错了个别的人，应属在政治上犯错误——混淆敌我的错误吧，而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打错了以至杀错了并非个别的人，自然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错，而这样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岂不是至少跟“贪污和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甚至尤有过之——这不是对革命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对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吗？谁该为这些罪行“埋单”？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不是没有总结，经过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数以亿计的公众反思了文革以至历次政治运动的祸国殃民，连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而饱受折腾的当权派，也身受政治运动之苦，于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让文革悲剧重演”的共识，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运动”的保证。一时在部分报刊和出版物上也有过一些对政治运动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验倾向，“有罪推定”，“一阵风”、“一刀切”的习惯作风，加上以军事斗争的方式进行指导，一开始就“大兵团作战”运动群众，大轰大嗡，继之“向纵深发展”即所谓“深挖”，层层推进，上面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就逐级抓“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处抓“小三家村”、“小邓拓”等等；毛泽东估计某些大学里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后来文件提出的控制数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指标是要控制不要超过，那时下面领会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则是必须打足这个数来，……诸如此类，似乎荒谬绝伦，其实司空见惯。

但这些导致草菅“政治人命”后果的一套，并不是灾难的根源。不搞运动了，还可发生不叫运动的运动，不搞“隔离反省”即私设公堂，却可借法律程序制造新的冤案，在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１９８２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对过去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之后，二十年来，新的冤假错案又在不断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看来，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决策和执行的层面上都缺少民主的制度制约。如社会批评家鄢烈山尖锐指出的，“一元化领导”成为“一人化领导”，即毛泽东常常批评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诺诺，不敢说句“二话”；这不只是风气，几乎成为体制病，毛泽东自己也不能免。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大开杀戒时，说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国家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正是因为在那里，谁也不可能一人说了算，经由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如发现有错，还可经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销和改变。而在我们这里，在１９４５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在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刘、任是毛的助手，毛泽东则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一切最终是毛说了算，这个党内的“规矩”经过“七大”“八大”一直传衍下来，毛泽东又传授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口诀式领导艺术，所以这种独断专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胫而走。这是从权力运作方面看，而从治党治国方略来说，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两者是“五个统一”的核心）的强调，视任何不同意见为异己，必然舆论一律，言路不开，自己说一不二，不许别人怀疑，如有怀疑，便是犯罪；绝对正确，自然拒绝批评，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绝不会承认错误，１９５５年春夏毛泽东在为胡风及其友人来往信件加写的按语中，浮想联翩，说这个是反动军人，那个是美蒋特务，警方据此把一大批人逮捕；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经过调查，已经把这些诬指加以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议论的结果，小组成员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决定，此事不向毛泽东报告，压了下来；纵然报告也未必会改变已成之局，但不敢上达，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领导，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这样构成的权力核心圈治下，倒霉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干部，更不用说底层的普通公民了。

“殷鉴不远”，是一句好话，却是不好听的话，当时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曾几何时，殷又为周所灭，殷的败亡又足为后人之鉴了。这个历史的沧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末了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最近人们常常谈到执政能力，从能力这个视角看去，毛泽东不能说不是一代杰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维能力和组织实践能力不可谓不强，且在建国前的武装斗争和党内斗争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但１９４９年后由他主导执政二十八年的结果，竟导致国内党内离心离德，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把一个烂摊子留给“第二代”以至更后的后人来收拾，毕竟不能认为是执政成功的范例。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一人的错误，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归之于他一人；毛泽东有时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个人的意志夸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后不能不受制于他亲手参与的制度设定。

人们叹息毛泽东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吧。而他这个个人悲剧的沉重后果的承担者，则是十亿中国人，是几代群众和干部，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长远看最大的受害者是无数的底层沦于物质、精神、人格多重弱势的群体。就如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他们仅仅被反右派斗争这场龙卷风的偏锋扫了一下，便已是遍体鳞伤，家破人亡，每个人作为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只是“五十五万……”分之一，但作为一个个体所受的打击则是百分之百。惯于军事斗争，把伤亡人数只是当作数字看的常胜将军，是不会体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斗争如此，还有针对广大农民的合作化运动，针对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以至颠覆了全国人民正常生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呢。作为计划经济和普遍贫困的畸形反弹，新富新贵又同旧的权力者一道，圈地放逐农民，强制拆迁住户，在歌舞升平背后制造成千上万诉告无门的上访者、纠缠不清的新冤案，所有这些，追根溯源，许多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难以言说的时代的后遗症，历次政治运动的远期效应，更是体制性弊端的衍生现象。

毛泽东熟读旧史，他深谙赵匡胤说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之理。赵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图的统一，政权的在握，毛泽东则进而要实现思想的统一，精神的规范，这样一来，卧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嘱为序，拉杂写来，聊当闲话吧。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