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个文稿原题为《风雨如晦十三年》，它开始起草于2002年春，其前身或者说素材是历年来陆续写下的“大事记”。

近年来，有朋友建议我们把“六四”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作为特定时段的一个历史记忆留给后来者。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应该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还想到，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是在相互抚慰、相互支撑下走过来的，其中有些难友已先于我们而去了，我们活着的人是不应该把他（她）们忘记的。我们还想到，今天的“六四”难属，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已作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站立起来了。她们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她们的爱与憎，她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和对强权、暴政的反抗，更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记录。正是考虑到这些，我们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

但是在那一年，我们只完成了其中前8年（1989年至1997年）的草稿，因忙于别的事情，暂时搁下了。我们把初稿的打印件留在了江苏无锡寓所，而把软盘带回了北京。时间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那份留在南方的打印件，也就一直放在书桌的抽屉里。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2004年的3 月28日，这份打印稿却在我被无锡市国家安全局秘密关押期间抄家时抄走了。这对于专事收集情报的国安部门来说，不啻“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文稿里有许多他们所需要的“敌情”资料，比如，我和我们这个群体过去和现在曾从事过哪些他们所认为的“非法活动”；我和我先生过去和现在曾与哪些“境外敌对组织”有过联络，又与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哪些异见人士有过接触，如此等等。当然，他们也少不了想从这份文稿里得到有关我们“经济来源”的信息，因为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们用海外捐款来为自己造房子；如果这次能侥幸抓到一星半点所谓的“证据”，不就是谎言变成了事实吗！

同年4月2日，我和难友张先玲、黄金平先后获释。4月6日我返京后，便立即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交涉，要求他们归还三人被查抄的物品，其中包括我的那份文稿。但是，国安局官员回答我说：“你的东西不在这里，而在无锡国安局那里。”我说：无锡国安局抓我、抄我的家，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是受你们的委托。然而，他们对此却矢口否认。9月中旬，我和我先生回到无锡老家，当即向无锡国安局提出了希望归还查抄物品的要求。对方的答复是还要“研究研究”。于是只好等待，而且一等就是两个月。在我们的催促下，终于在12月上旬我们即将返京的前夕，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其中的大部分物品，但却独独不见那份文稿的打印件。我们询问来人，他们的答复仍然是还要留着“研究研究”。

现在，事情又快过去半年了，仍不见有丝毫下文，看来是压根儿不想归还了。于是我自嘲说：不还也罢，让我自己来把它“解密”吧。

这里，我们想趁这次文稿的发表，向读者说明以下几点：

一，这个文稿所记录的，除了原计划的13年，又往后延伸了两年，前后共十五年。这样，题目也就相应改为现在的《风雨如晦十五年》；

二,十五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少重要资料遭到丢失。因此，这个文稿所记录的，必有很多遗漏，万望有关当事者见谅。

三，文稿采取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例，也兼顾到某一时段的某一重大事件。为此，我们在文稿中添加了一些小标题，以便于读者检索；

四，为保留文稿的“纪实”性质，一般不加评论，且改用第三人称叙述；但由于笔者特有的视角，免不了在资料的取舍及安排方面，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做出判断。

五，为了给历史留作见证，文稿特选择了一些有关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少数几幅外，均属笔者亲自收集或自摄制。

本文提要：

（一）血腥的黑色周末—— 1989年

（二）相识于高压与恐怖之中—— 1990年

（三）第一声呼喊—— 1991年

（四）惩罚的开始——1992年

（五）第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1993年

（六）终为中共政权所不容—— 1993年

（七）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1994年

（八）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1994年

（九）“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1994年

（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 1994年

（十一）难属群体第一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1995年

（十二）秘密关押—— 1995年

（十三）“六四”难属心连心—— 1996年

（十四）“六四”遗孤助学金—— 1997年

（十五）赵紫阳先生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1997年

（十六）抵制李鹏——1998年

（十七）克林顿访华—— 1998年

（十八）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1998年

（十九）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1998年

（二十）“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1999年

（二十一）控告李鹏—— 1999年

（二十二）“六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 1999年

（二十三）北京、上海国安局制造扣人、截款恶性事件—— 2000年

（二十四）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2000年

（二十五）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2000年

（二十六）哭冰娴—— 2001年

（二十七）《天安门母亲的话》—— 2001年

（二十八）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2002年

（二十九）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2003年

（三十）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2003年

（三十一）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2003年

（三十二） “文化衫”事件—— 2004年

（三十三）“六四”十五周年祭——2004年

（三十四）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2004年

（三十五）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2004年

（一）     血腥的黑色周末

1989年6月3日夜，一个血腥的黑色周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首都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历时50天的89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流血惨案告终。

6月3日夜十一时许，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蒋捷连喋血西长安街木樨地，时年17周岁。

6月4日凌晨3时半，北京西城月坛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王楠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遇难，时年19岁。

自6月3日夜至4日凌晨，成百上千的中华优秀儿女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口、刺刀和坦克履带之下，首都街头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到处是弥漫着的硝烟，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到处是凄厉的哀号和哭泣，整个北京城仿佛陷入了世界末日。

6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关村医院，死难者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和丁子霖在亲友陪同下向儿子的遗体告别。事后丁的一位老同学在给外地同学的一封信中对那次告别仪式作了如下描述：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一片哭泣，几声哀号。

“一个可爱、可敬、朝气蓬勃、前途无限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恶魔夺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和无尽的思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想，这一定会应验的。”

这场大屠杀过后，首都北京完全被置于戒严部队的警戒之下，荷枪实弹的野战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标有各种番号的军车呼啸而过，大街小巷一片恐怖。

紧接着政府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针对学运领袖和所谓“动乱”精英、反革命“暴徒”的大搜捕行动。一批批被指称为“暴徒”的人不经审判被立即枪决；更多被控参与“动乱”的人被拘捕、被关押；一些侥幸躲过搜捕的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与此同时，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气势凌厉的“清查”运动，逼迫所有的人表态“拥护平暴”，搞人人过关的所谓“说清楚”。除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说清楚”的班组会以外，最后每人都要交一份书面报告，交待自己在所谓“动乱”的五十天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加入非法组织，有没有上街游行，有没有参加签名或演讲……。这份报告必须由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审核通过。假如报告不能获得通过，则另案处理。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查”运动中，作为该校哲学系的教员，丁蒋同样被告知：必须按规定参加“说清楚”的会议。但他们断然拒绝参加会议，也断然拒绝提交所谓的书面报告。

几乎与“清查”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所谓党员的重新登记。丁当时作为一个有着近30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同样拒绝了这次党员的重新登记。丁的回答是：在政府对我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之前，我拒绝重新登记，除非把我开除出党。在这之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中共北京市委通过学校党委无数次逼迫丁重新登记，但她都拒绝了。

7月21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请看“北京之音”的真面目》，批判学运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广播站，指称该广播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煽动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黑据点”。并说：“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大死的学生最多，其中四人和一名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实为高二学生——引者），就是听了‘北京之音’6月3日至4日的煽动指挥，不听教师和家长的一再劝阻，冲到街上去的。”又说，“人大附中的那位高三学生已被家长锁在单元房中，而在窗外‘北京之音’喋喋不休的叫喊声中，这名中学生破窗而出，最终没有回来。”

为此，丁蒋写信给北京日报，指出上文所称听了“北京之音‘煽动指挥’”云云，纯属捏造，而且是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信中要求《北京日报》作出更正，转播此文的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亦应作相应更正。但这些中共喉舌对丁蒋的要求置若罔闻。

（二）相识于高压与恐怖之中

 “六四”惨案过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关屠杀现场、死伤人数、尸体去向以及一些罹难者、伤残者个案的“小道消息”。蒋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成员，他从一些社员的议论中获悉该学社另一位成员的儿子也在惨案中遇难了，死者生前为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遇难时才19岁。8月底的一天，丁蒋打听到王楠父母的电话，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同来到丁蒋家里。她详细讲述了她的儿子遇难的经过。她告诉丁，王楠于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街南口遇难，其尸体是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墙外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当时已经腐烂、长蛆了……。她就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

张先玲女士是丁蒋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丁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亲属的念头。

9月11日，丁蒋的一些亲属、友人在他们自己家里为亡儿蒋捷连举行了遇难百日祭奠并骨灰安放仪式。蒋捷连的遗骨被安放于由其父亲手制作的一个樟木竖柜中，木柜就安置在他生前睡过的小床处。这个简单、庄重的灵堂一直保持到2003年丁蒋搬出人民大学，现仍安放在新址的家中。

丁蒋安置好儿子的遗骨，于9月18日登上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北京这块曾经给予他们美好记忆而如今除了痛苦、悲凉之外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两人共同的故乡江苏南部的太湖之滨，想从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从曾经得到过乡情、亲情的温暖的地方寻找到一份心灵的抚慰。

11月下旬，丁蒋返回北京。此时北京市区仍处于戒严部队的控制之下，校内校外依然一片肃杀。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丁蒋意识到自己对学生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或拖着病弱的身躯，或强忍着丧子之痛，又重新走上了讲坛，直至92、93年两人相继被剥夺教席为止。

1990年1月，首都北京解除戒严，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恢复先前的活力，那场大屠杀深深烙印在人们心头的恐惧和惶惑仍每时每刻迫使人们保持着一种谨慎和自律。

在89年的那场大屠杀之中，丁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共有6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另有两家教工的子女同时遇难。当时，丁蒋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除了个别死者的姓名及死者所属系、所之外，其他一无所知。由于死者档案已经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出于恐惧不愿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无法对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外地死者亲属的下落）作进一步的了解，也就只好暂时放下。

这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丁蒋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丁，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留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于是，丁随即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丁收到了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望丁。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衫的年轻女子来到了丁蒋家里。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诉丁，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衫，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衫。尤维洁，是由于共同命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这一年，丁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她所在单位——人民大学哲学系——党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每周都要来家里“劝说”她履行党员登记手续，但丁坚持要政府对自己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结果每次谈话都不了了之。但丁一如既往，带病去教室给研究生讲课，由于身体虚弱，几乎每次都是由蒋用自行车把她驮到教室，下课后又由学生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里。

年底，丁蒋收到尤维洁寄来的一张年卡，上面的题词为：逝去的已经永远不能再回，让我们把伤感留住在心里。……这一年，这几位“六四”受难者亲属就在这种肃杀、悲凉的气氛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