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方案一出，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步伐突然加快：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实力、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七国俱乐部成员国、联合国第二大资助国、大把的对外援助（为了此次“入常”，日本承诺向非洲十六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切条件使日本朝野信心十足。现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美、英、法、俄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支持日本。

在亚洲，日本“入常”成为东亚三大国较力的焦点，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的主要理由：战争遗留下的领土之争（钓鱼岛和独岛），不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不承认强迫亚洲被侵略国的妇女做慰安妇，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整军备，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的新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行为……似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经不再是民间的极右势力，也日益明显地变成日本政府的选择。

照理说，东亚两个反日“入常”最激烈的主要国家，本应该协调行动、甚至结成联盟，但中国和韩国却没有协调行动，而是各干各的。

韩国的反日是朝野共同发力，民间的街头抗议持续不断，激进者甚至以自残的断指行为来表达抗议，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明确表态，要求日本改变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政府也已经在联合国内展开阻止日本“入常”的拉票活动，让世界看到了韩国举国上下阻止日本“争长”的决心。但韩国不准备联合中国而是单干。因为，韩国也不满中国曾把高丽当作藩国的历史。

中国的反日是民间热而政府冷，中共政权除了对大规模反日网络签名活动和一边倒的媒体舆论表示支持之外，时至今日，北京并没有就日本“入常”问题明确表态，中共对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民众的街头政治更是警惕有加和有所节制。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筹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中宣部要求媒体为反日风潮降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专家学者也出面呼吁民间要“理性爱国”。直到日本文部科学省４月５号审定通过了刻意粉饰侵略战争、淡化战争罪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共外交部官员才奉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阐述了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中共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对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杯葛，间接地表达反对日本“入常”。

其实，在当前日本，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绝非民间舆论的主流，极右翼立场的新版教科书的采用率也仅占１％，但在言论管制依然严厉的中国，官方喉舌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新教科书的刻意渲染，误导了大陆民众，使之很容易把日本极右翼势力误读为日本舆论的主流，进而误读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与近年来中共官方对民族主义刻意纵容相关，也与大陆民众无法获得多元而完整的新闻信息相关。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甚至在军事上已经属于亚洲的强国，但日本极右势力仍然歪曲侵华历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国人真诚道歉。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对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人就更感到愤怒。

二战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德国总理可以向受害者下跪来表达悔罪和道歉，甚至德国的悔罪道歉已经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平民。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也做得很彻底，在战后的五十年来一直都在赔，赔完受害国家，又在１９９９年赔偿劳工。

为什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过深重的历史罪恶——从甲午海战的旅顺大屠杀到二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至今不肯像德国人那样真心悔罪和道歉呢？为什么日本人不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呢？

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之外，德、日之间的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和东方的面子文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民族观念和历史观念。

一、日本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念上，日本人仍然坚守东方文化的劣根——只要面子而不要是非。在日本，这种战争观念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只论战争的胜负结果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性质，也就是“成王败寇”的战争观。或者说，日本人仅仅以成功为是为善，其荣誉感也只来自成功；日本人以失败为非为恶，其耻辱感也只来自失败，却从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

所以，日本人并不认为侵略战争是犯罪是耻辱，甚至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大量平民是犯罪是耻辱，而是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莫大的耻辱，被受害者追究战争罪责是更大的耻辱。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发动战争和屠杀平民是罪错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无需承认罪错。二战中的失败，已经使整个大和民族倍感耻辱；战争受害国还逼着发动战争的日本必须进行反省、忏悔、道歉、谢罪、赔偿，日本人必然会产生更大的耻辱感，也就越发抵制道歉和赔偿。日本军人在战败后喜欢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了断或洗刷耻辱，就是“成王败寇”之价值观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在这种战争观念的主导下，日本人认为：二战期间，从单纯的军事上讲，日本人在亚洲并没有遭到过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太阳旗插遍亚洲诸国，日本皇军几乎所向无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的黄种人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就连曾经在亚洲不可一世的白种殖民者也不是日本的对。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是败给了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败给朝鲜、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小国，更不是败给中国这样有美国帮助的所谓大国，而是败在太平洋战争，败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一句话，是败在美国人的手中。

历史事实亦是如此。

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蒋的“ 焦土抗战”和汪的“灰烬抗战”的宣言，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在１９４０年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不要说共军的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赶不走日本人，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赶不走日本人。随着上海保卫战的惨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军事失败把蒋介石政府逼入绝境。所以，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大踏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企图用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止日本人，但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及其吞并中国的脚步，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二百多万中国人变成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难民。不久，国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焚城，实行蒋介石的所谓“焦土抗战”，结果烧死平民数万，却没有几个日本军人死于大火。国军的正面抵抗、决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都没有能够阻挡住日本人长驱直入的脚步。

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结果而已。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无法完成“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没有盟国的胜利，中国也许到现在还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臣属国。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所以，成吉思汗的马蹄才能踏破中原，满人的八旗军才能冲破山海关，几千名八国联军才能占领北京，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多次被地少人稀的外族人统治。

在亚洲，今天的日本人仍然保有不可一世、不承认战败和不肯悔罪的原因是：二战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发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战败的耻辱化为振兴的动力。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平时代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在经济上，它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国；在政治上，它又是亚洲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是西方强国俱乐部中的唯一亚洲成员。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由军国主义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的日本，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本来支撑它的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成王败寇”的战争观的作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所谓相对主义历史观来加强其自我辩护的力量。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在价值判断上殖民主义并非邪恶，也没有违背当时的国际公义，几乎所有强国都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为什么偏偏揪住我们日本不放？殖民主义被宣判为有违人类公义及其相关的国际法，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以此来要求我们日本为二战前的殖民行为谢罪和赔偿，是时空错乱和强人所难。

然而，日本的辩护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１９２８年已经有了《巴黎非战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也是签约国之一。

何况，日本人认为他们对受害国已经做出了道歉和赔偿。比如，１９５１年签订了《日韩条约》，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向韩国表示了道歉。日本还对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而遭受日本之害的其他国家的道歉和赔偿问题，之所以会不了了之，也有正式的条约为依据。比如，日本会拿出《旧金山条约》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对日政策于１９４８年转变之后，日本对同盟国的赔偿到１９４９年春天已经基本停止。在美国的主导下，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美国基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亚洲局势的考虑，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其他同盟国放弃任何赔偿要求。同时规定了日本用归还受害国的领土来换取道歉和赔偿。

在对中国的赔偿问题上，之所以，中国吃了大亏而日本占了大便宜，表面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袒护，实质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分裂。当国共内战使中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政权之时，日本就能利用北京政权来制衡台北政权，再利用台北政权来制衡北京政权。日本人对蜗居台湾的蒋介石说：台北如果不放弃赔偿，日本就承认北京政权。于是，蒋介石政权就乖乖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放弃赔偿要求。同样，台湾问题也给北京政权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中共政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同时，对于大陆中国人的赔偿要求，日本还会自我辩护说：虽然我们日本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但我们已经用长期的援华贷款的形式对中国作了变相补偿。

所以，中国和韩国不应该再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

二、日本人的畸形民族优越感

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之时就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日本皆有“不如人”的生存危机感。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在生存空间上，狭小岛国在空间上的窘迫和隔绝，使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孤独感，二者必然催生出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一旦内外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就会把扩张冲动变成国家决策和武力征服的行动。所以，日本的畸形民族优越感，也像现在中国人的优越感一样，混杂着落伍的自卑感和耻辱感。日本对中国就更是如此。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现在同为亚洲大国。但两国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二者在对外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中国曾经独步亚洲历史，也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所以，中国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天下意识。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或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国人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国人称自己是“文明”，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而日本没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傲的资本，却具有极为认真务实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中国学习，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可以说，肯于和善于向强敌学习，是日本得以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在二战失败的耻辱中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代，日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日文书面语和人文文化都与中国高度相关。特别是作为中日关系的文化纽带的佛教，日本佛教来自中国，钦明天皇十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即公元５５２年），在高市郡初建向院寺；至敏达天皇十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即５８３年），在大野邱始建塔。从此之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学法求法者和学习中国的人文经典，代不乏人。李唐王朝对外邻、特别是对日本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即６３０年）就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有唐一代，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多达十九批。大诗人王维有诗《送祕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仙李白也有诗《哭晁卿衡》（据说晁衡回日本途中，葬身于鲸波）。武则天主政时，鉴于中日友好，遂把“倭国”改为“日本国”。唐代的鉴真大师赴日传教，日本的弘法大师来唐求法，留下过经典文论《文镜秘府论》。再翻翻日本最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贵族在文化品位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唐代诗歌的熟悉程度，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朝大诗人的经典诗句，不仅用于日本贵族之间的相互唱和，也常常用于男女之间的调情和幽会。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６４５-６５４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遣唐归国的留学生参与下完成的。这一革新使日本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把日本佛教推向全新阶段——天皇、皇太子及大臣们都深信来自中国的佛法而轻视日本本土的神道。平安朝时代的辉煌是虚心向学习唐朝的结果，故而，史称“仿唐制”时代。

只是到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人才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致力于民族精神及国学的复兴，通过追朔日本古代的神道观念和挖掘古典来恢复日本民族精神。即便如此，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研究的重心仍然中国宋代的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国学仅仅是思想流派之一。

在近代，当亚洲各国遭遇西方强国的挑战且开始衰落之时，日本选择了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战略，而是再一次忍辱负重地向强敌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以“全盘西化”的策略来实现“脱亚入欧”的崛起战略。接着，日本在与两大国的交战中初试锋芒，就打败了大清国、俄帝国，挤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把大清国的势力逐出朝鲜半岛，让大清国割让了台湾及膨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是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唯一亚洲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其“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古代强国变成了近代弱国，古代弱国却变成了近代强国。一个在历史上不如人、在生存空间上极为狭窄、在生存危机的压迫下倍感自卑和屈辱的小国，居然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崛起为世界强国，其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的迅速膨胀，也就成为必然。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日本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日本人真的就以为大和民族相对于其他亚洲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支那人和高丽人都是劣等种族，起码不是可以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压倒了政治开明派，军界代替文官开始主导国家事务，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独裁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正如纳粹德国把人类各种族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日尔曼民族要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

正是畸形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扩张兴国之策，初试锋芒的成功又鼓励了日本的野心，使其逐渐膨胀到意欲独霸亚洲的狂妄程度，甚至在自认为“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完成之后，日本人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因为，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日本在加紧吞并中国的同时，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这样的威慑性打击，就是日本为了达到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的目的。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动员了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引爆太平洋战争，日本先是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又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现在，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由此可见，直到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三、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中国一向是亚洲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虚心学习到强力征服的过程。从甲午海战到二战，中国人皆是日本人手下的败将。所以，近、现代日本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无论是满清时期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还是抗战中的国军和共军，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换言之，日本从华夏文化圈辐射内的小国，一跃而变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依赖于日本本身的迅速强大，也依赖昔日强国中国的迅速衰落，依赖于中国人本身的民族劣根性。

泱泱满清帝国之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论者已多，兹不赘述。同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表现也给日本人留下的轻蔑中国人的口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却因窝里斗而四分五裂：日本人可以得意于东北和山东的轻易到手，张学良的东北军居然不战而让出东北；日本人可以利用满清退位皇帝恢复帝制的梦想而建立傀儡满洲国，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而在华中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日本人还会惊愕于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逼迫中国的最高统帅进行抗战，幸灾乐祸于国共两党的血腥内斗。一个日本兵可以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扛着挑在刺刀尖上的太阳旗，遇不到丝毫抵抗地占领一个村庄；三个日本兵可以征服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城；接着就是伪政权的建立，征召汉奸伪军来维持占领下的秩序。特别是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之间的勾心斗角，为日本实现全面占领中国提供了最佳的帮助。

１９４０ 年以后，对日作战的一系列惨重失败，割据一方中共势力不断壮大所带来的内部威胁，使抗日主力即蒋介石的国军基本停止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对抗。特别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军的抗战除了湖南的被动防御性会战和滇缅地区的战斗还有一定的规模之外，蒋介石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共的扩张和坐大上。而中共在国军腹背受敌的窘境中，抓紧时机在西北割据地尽量扩充地盘和发展军队，特别是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的内部整肃而执掌了中共的最高决策权之后，中共的抗日基本遵循着毛泽东的保存和发展为主的方针，决不与日军正面对抗，只是在日军进行大扫荡的威逼下，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被动自卫的小打小闹，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战斗。西安事变促成德国共统一战线仅仅是表面的，实质上却是双方对将来中国领导权各有自私盘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准备坐享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都希望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对方、保存实力，以图将来称霸中国。中国所贡献给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援助，以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拖住日本人，也就是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拖延战略。

这种懦弱而自私的心态，汪精卫在发表慷慨激昂的“灰烬抗战” 的救亡演说时，已经委婉地点到了。他说：“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而在内心深处，他清楚地知道：别看国共乃至全国都表面上一致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实在寥寥。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而并不牺牲自己；大部分人不肯象汪精卫那样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就在于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中国后来抗战，的确验证了汪精卫对国民劣根性的悲观分析，也使这位曾经刺杀满清大员的血性汉子，变成了侵略者的傀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全体中国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是保全身家性命，国共两党是保全小集团利益，其最高领袖是保存称王称霸的资本，而真正勇于为国流血牺牲的人的确少之又少。

然而，日本一投降，抗日的懦夫却变成了内战的勇士。

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之时，惟有在中国大地上，中日战争的废墟还来不及清理，国共之间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内战，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厮杀极为凶狠，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与在内战中的全力以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国共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过一千五百万，仅军人的伤亡就高达三百多万（平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内战的整体规模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三大战役的规模和质量，每一次战役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任何一次对日作战。直到现在，中共喉舌还一次次地以自豪的口吻向世人炫耀这种胜利，中央电视台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播出的专题片中，还特意把“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做比较，称“淮海战役”为人类战争史上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央视的解说词说：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最大胜利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希特勒损失了５０万军队，而中国内战中的“淮海战役”却使蒋介石损失了５５万军队（大意如此），当然，央视解说员并没有提及中共军队以及平民的死伤人数。但是，中共从未反省过：“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苏联人是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卫国之战，而中国人却是在为争夺统治权而自相残杀。经过血腥战火的世界各国都在祈求和平之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残忍，又一次让世人目瞪口呆。内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葬送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的大好时机。

平心而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由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有了一个走向自由民主宪政和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机，特别是，这一进程又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全力支持和推动。只要国共两党皆能抛开历史恩怨、一党私利和领袖个人的权力野心，以民众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现在的中国也许早已是文明的自由世界的一员了，不仅内战的悲剧和今日的台海危机可以避免，而且１９４９年后所有的人权大灾难也不会发生。

顺便说一句，今天让中共及其爱国者们最为仇恨的台独势力，其源头也来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凶残。蒋介石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后，其统治让台湾人感到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野蛮和严酷，所以才会因一个小贩与国民党管治者的冲突而引爆出“二二八事件”，由此才出现以反对外省人的独裁统治为诉求的本土草根运动。而当年的中共，可是全力支持这种台湾本土的草根运动反抗外省来的统治者蒋介石。

１９７２年，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言外之意，如果不是日本人让蒋介石穷于应对而无暇他顾，我毛泽东大概就不是中南海的主人了。

总之，中国对日作战之败，在根本上不是败给了外敌，而是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几年前，一位日本网民与中国网民对话在大陆互联网上颇为流行：“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的「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这就好像在变相地夸我们啊！看到你们无力的咒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没有上面的缺点啊。”“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认真，靠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如果抛开情绪化激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日本网民所言，的确不无道理。

四、中共执政后对历史的伪造

当年，刚刚入主中南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刚开口向斯大林诉苦，就被斯大林一句话给摆平了。苏共暴君对中共暴君的安慰是：“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谈到战争观念和民族观念，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好到哪去，“成王败寇”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战争观念，“天下主义”的大汉族傲慢也是至今犹存的民族观念。特别是，中共掌权后的谎言治国及其伪造历史，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侵略历史的篡改；中共对其独裁统治的自我美化，也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的美化。中共的谎言治国，为日本篡改历史提供了欺骗本国年轻一代的口实。

１９４９年后执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人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已如前述。在国共抗战的历史上，中共简直就是在撒弥天大谎。当时的日本人太知道，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对抗他们的主力是国军而不是共军，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被迫投降，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如若没有日本人的压力让蒋介石无暇他顾，凭着蒋介石当时的实力和决心，中共是断断不能在中国掌权的。但是，中共掌权后，中国八年抗日的历史完全变成了以中共为主、在中共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抗日的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胜利。

其实，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展开紧急会议，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发表了“焦土抗战”的讲话，汪精卫发表了“灰烬抗战”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也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在此次讨论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会议上，会议基调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主导，中共高层已经决定了“不抗日”的方针。

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作了主题报告，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仇视共党、背信弃义、围剿红军的指责，另一方面是提出中共抗日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合约，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使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现在，中共面对日本侵略和南京政府敌视的局面，与当年苏共的处境类似。所以，中共应该学习当年的列宁，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军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策略，就是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这样的策略有利于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一再催促八路军开赴前线的命令，既不能完全不理，又要坚持绝对独立自主。在南京政府和中共中央之间，八路军必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而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等候指示。凡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就执行，凡是不利的就以各种借口拖延、推托。

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国军在全部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对日本人的抗击。国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５００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２００万；正是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出现抗战胜利后万人空巷欢迎作为民族英雄的蒋委员长的感人场面……然而，这一切在中共伪造的历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军队的“平型关”、“百团大战”和游击战，似乎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的日军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割电线、伏击战……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赶走的。而且，主持“平型关战役”的林彪被毛泽东斥为“不懂政治”，帮助林彪策划此次战役的周恩来回延安后被毛整肃，最后被迫检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被召回延安后也受到整肃，用彭德怀的话说：在延安“被骂了四十天的娘”。

这让我回想起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时代通过电影接受的抗日教育。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真的就可怜到只能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拙劣的宣传品的程度，影片中出现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是反面的角色，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要么是伪军。

实际上，中共的战争观念与日本右翼是一样的，也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中共如此歪曲历史恰恰给了日本人以窜改历史的口实。日本的右翼势力向年轻一代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军国主义观念的最大借口之一，正是中共政权的谎言治国提供的，他们以中共伪造历史为口实，让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所陈述的历史。他们会对年轻一代如本人说：中国政府连本国的历史都能加以肆意篡改、编造，怎么可能不篡改中日关系的历史。所以，不是我们日本人窜改和歪曲历史，中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是被中国政府任意窜改和歪曲的。在要求我们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同时，中国为什么不修改自己的教科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看看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２００２年审查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对抗日历史的记述，省略了太多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事关抗日全局的重大史实，却极力突出中共抗日的那点极为可怜的“贡献”。比如，在“卢沟桥事变”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国民党两巨头在庐山分别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蒋介石的讲话被称为“焦土抗战”，汪精卫的讲话被称为“灰烬抗战”。而在中国的高中近现代史教科书中，这两大中国抗日的最著名的文献却只字未提，反而详细的记载中共的抗日言论，极力突出中共发表的抗日宣言。

愤怒质疑和驳斥日本新版教科书的诸多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中共编造的历史谎言表示愤怒、进行公开驳斥？更有甚者，参与驳斥日本谎言的中国历史学家中，大都参与过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制造历史谎言的庞大工程。

在此情况下，即便假定，中共只是对内用谎言愚民，而对外讲述中日战争史是尊重历史事实，但其一贯撒谎的本性，根本无法赢得别人的信任。谁能相信一个每天都在对自己的国民撒谎的政权及其御用史学家会对外诚实呢！

几年前，中国著名演员兼导演姜文拍了中日战争题材的影片《鬼子来了》。该片既揭穿“中共是抗日的主力和领导”独裁谎言，也揭露了日本极右势力否认在侵华战争中屠杀平民的谎言。尽管该片获得了法国嘠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中共封杀了这部影片。尽管日本人不喜欢这部影片，但该片却可以在日本公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日之间的制度差异和影片本身的真实力量。

对中国历史影片而言，《鬼子来了》是１９４９年后大陆出现的第一部认真反思抗日战争的力作，其开掘之深和艺术品味之高，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的大陆电影中，实属罕见。影片首先揭示了中共并不是抗日的领导者和主力，反而是不遵守诺言的见死不救的土匪无赖，如果公映，必将引起巨大反响，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围绕着影片的全国性讨论，必将在普通的百姓中颠覆中共伪造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不光彩的抗日历史爆光，有损于中共经过多年伪造而塑造的伟光正的形象。其次，影片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传统，深刻、辛辣、幽默，直入中国人国民性的底层，揭示了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势如破竹的深层原因——国人的自私、懦弱、不负责任、在关键时刻出卖和背叛自己人的本性，也就是当惯了家奴的国人，一旦面对强大的外敌，就将自动地转化为汉奸。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唯一具有责任感和人性之善的男主角，最后却死在了作为接受大员的国军手中，而且国军是让日本俘虏来充当屠戮中国人的刽子手！采取还是为了威慑其他国人的示众枭首的方式！影片中的砍头场面，似乎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文化”的影视化：周围依然挤满了兴奋而麻木的看客。这种用视觉形象对国民性的尖锐揭示，其震撼效果肯定远远超过刺激年轻的鲁迅弃医从文的看客们。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对中共死死抓住的最后的意识形态王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做了釜底抽薪的颠覆。

所以，中共非封杀不可。中共的“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 ，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谎言制度对艺术真实的肆意践踏。该审查意见中说：“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１９９８]第３０２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不喜欢这部影片，就在于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对手无寸铁而又恭顺温和的无辜平民大开杀戒。而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们不认为当年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是平民。日本人坚持说，在中国他们从未有意识地屠杀非武装的平民，杀的都是参战人员，或正规军或游击队，而这在战争状态下是正常的，绝非反人类罪。所以，中共在国内封杀了这部片子，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怀。

五、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近年来，日本谋求经济大国上升为政治大国的举动，也就是由战败国变成“正常国家”的举动，积极介入国际政治和全力争取“入常”，完全可以理解，德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日、德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却全然不同。德国是深刻而真诚的反省，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甚至尊敬，而日本是狡猾而蛮横的坚持，在历史问题上趋于强硬，只能遭致亚洲受害国的极大反感，对日本的“入常”和变成“正常国家”极为不利。

就二战后的历史而言，不可否认，日本现在的咄咄逼人之态，除了日本国内原因之外，也与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德国、日本的侵略历史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高度相关。西方各国及其公共舆论对纳粹德国战争的和种族灭绝得罪行的清算，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对纳粹主义重新兴起的任何苗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自民间的纳粹思潮将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会遭到政府的强制取缔；具有纳粹主义倾向的极右翼政客，不但要受到整个西方的抨击，也等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所以，人们很难想象德国政府会批准美化纳粹、为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辩护的教科书。

然而，西方各国及其主流舆论对日本的极右势力、右倾的在野政客和在朝高官，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所以，日本的极右势力经常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进行强辞夺理的公开辩护，二战时与中国结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西方国家，全部沉默不语，主宰世界舆论的西方各大媒体也鲜有谴责之声。大概，那些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亚洲各国的历史，内心深处怀有某种“同病相怜”。日本人也似乎有理由认为，在日本殖民亚洲之前，西方诸列强早已捷足先登，不但在亚洲，而且西方殖民者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大洲，但到现在，也没见哪个西方大国向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道歉。德国的道歉是因为“种族灭绝”，而日本并没有在亚洲任何国家进行“种族灭绝”，为什么日本就必须道歉？

同时，西方国家也颇有人肯为殖民主义辩护：殖民的客观效应并非全然负面，从长程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甚至就是利大于弊。殖民者帮助被殖民国家打开了封闭的愚昧世界，为落后国家带来先进的现代文明，推动着落后的国家走向开放的现代化之路。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讲，没有昔日的殖民化，也就没有今日的全球化。这不仅是殖民者本身的论调，也是许多西方思想大师的观点，甚至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人中，持有此种观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进步性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持这种观点。所以，日本新版教科书也学着西方人的腔调宣称：日本对亚洲诸国的占领，唤醒了各国人民的独立意识，为被占领国引入了重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教育、军事，为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各国的现代化和国家独立。

在西方诸国对日本极右势力的纵容中，独家主导战后日本局势的美国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从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到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占领之初的４５年-４７年，美国的政策是以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把日本引上解除武装、民主重建、和平发展的方向为主。一方面，美国不仅要求战争罪犯必须全部列名受审，而且所有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在观念上倾向于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人，都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下去。美国还准备解散全部财阀，以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占领当局进行了制定新宪法、土地改革、劳工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建设。

但是，到了１９４８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当中共在内战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之后，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经济为主，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此一来，本来就内心不服的日本人自然认为，就连打败了我们并主宰战后重建的西方领袖美国都不记前嫌，宽恕了天皇，保留了天皇制，放弃了赔偿要求，那些坐享盟国胜利的亚洲诸国凭什么揪住日本不放？我们日本人又凭什么向自己的手下败将——如中国——认罪呢？

然而，论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客观上等于纵容日本极右势力的事实，必须顾及更为复杂的其他因素。由美国独家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其政策之所以发生先严后宽的变化，主要原因不是美日两国关系的变化，而是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变化左右着美国的日本政策，还与中美日的历史纠葛高度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无论是二战时期、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以日本的国情和传统而论，要把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民主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为合适。而要建立君主立宪式民主，就必须保留日本人心中依然神圣的天皇制度。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现在看来，美国重建日本的大战略颇为成功。

对中国，二战期间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不仅是为了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战争利益，也是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美国要确保其在亚洲的利益，最好途径就是在亚洲扩大民主历来能够。所以，美国想通过与蒋介石政权结盟和提供军事援助拉住中国，以便在战时牵制日本，在战后重建中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所以，日本投降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国共之间，希望防止中国走向内战，敦促国共两党携手共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在二战局势基本明朗的情况下，也在国共对立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驻中国大使也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一是为促成国共携手抗日，以减轻美国的远东战场上压力和减少美军的伤亡；二是为了促成国共的真正和谈，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打下合作的基础；三是为近距离了解中共的真实政治意图，争取中共在战后不全面倒向苏联；四是为了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中共为合法在野党的地位，以便在战后中国建立多党制的宪政体制。

然而，中共只对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承认感兴趣，而对国共则毫无诚意和兴趣。在与美国大使的谈判中，毛泽东还经常拿苏联来要挟美国。最后，美国考察延安的结论是不相信毛泽东，也没有满足中共的军事和政治的要求。中共得不到美国武器和政治承认，也就对美国失去了兴趣。于是，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而是还在全力斡旋，先是与斯大林一起促成了“重庆谈判”，之后又逼迫蒋介石与中共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召开制宪大会，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自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国极力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国共内战不可逆转地全面爆发。在和平建国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美国才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

１９４９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可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中美之间才有了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所以，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

就冷战后的东亚局势、特别是９。１１以来美国东亚政策而论，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全力支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也是必然的。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就必须同时达到两大目标：一是遏制朝鲜的核武战略，二是阻止台海爆发战争，也就必然要遏制独裁中国的军事崛起打破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近百年的世界历史告诉人类，一个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军力的独裁政权是极为危险的，不仅将强加其对本国人民的恐怖统治，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的人权改善与和平维持构成巨大挑战。所以，美国的东亚政策必然向日本倾斜，把日本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最亲密的盟友。前不久，美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二加二新宣言，其安全战略的覆盖范围，已经明确地把台海包括在内，也就是为了携手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

尽管，美日同盟是为遏制朝鲜和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维护东亚安全而建，但美中冲突和日中冲突的性质则大相径庭。前者是自由与独裁的制度之争，美国是当今世界遏制中共独裁、推行人权外交和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外部力量。后者是两个亚洲大国基于历史恩怨的民族之争，也可以视为“亚洲老大”之争。即便在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也主要是经贸互惠而毫无政治合作。日本作为亚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从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态，而只关心中日经贸、中国军力的提升、两岸关系、钓鱼岛之争和历史恩怨。六四之后，日本也是第一个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民主国家。

可以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日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影响中共政权和小泉政府所遵守的原则基本一致：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即以经济交往代替道义共识，以经济收买换取政治利益。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甚至处理港澳问题上，中共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要求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上，在处理与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国家的关系上，甚至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都以巨大市场、大把订单和无偿援助为最大的王牌，但就是不想在政治进步上有所作为。再看日本，在介入国际政治和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在联合国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上……也基本上把四处撒钱作为最大王牌。对中日的历史恩怨，日本不想靠政治表态来化解冲突，而只想想靠日元贷款来抚平恩怨。

其实，无论是中共还是日本的小泉政府，确立本国值得尊敬的国际地位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关键是愿不愿意踏上去、走到底。

中共政权要想瓦解美日同盟、解决台湾问题和消除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乃至敌意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国际上出面杯葛联合国的改革方案，而是在国际关系上抛弃与极权的朝鲜、古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等国的眉来眼去，在政治上尽快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也不是在国内煽动反日浪潮，而是在国内改革上做出符合主流文明的重大决策，改变现行的“跛足改革”，启动政经平衡的健康改革，逐渐将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样的话，台独势力再无阻止统一的道义理由，美日联盟也将不攻自破，美日也没有道义理由再支持台湾来对抗大陆。

日本要想获得与其经济强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彻底化解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恩怨，根本用不着满世界撒钱和歪曲历史。而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做出言行一致的悔过自新，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致以“德国式”的忏悔和道歉，给予那些提出补偿要求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慰安妇以赔偿。这样的政治的道义的姿态一出，日本现在所遭遇的国际困境就会轻易化解。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化解各自困境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和独裁主义的负隅顽抗，两国统治者也就只能在昏暗的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踉跄而行，即便勉强坚持住，不让自己中途跌倒再无力爬起，但走到头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保证亚洲与世界的未来和平，国际主流社会必须向亚洲两大国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两国在政治上迷途知返。必须让日本政府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并给予那些提出要求的受害个体以适当的补偿；更必须让中共政权放弃独裁制度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中国在应对日本极右势力上应该向两个方向着力：一方面，中共政权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使西方世界没有在道义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国的理由，让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像纳粹主义残余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类公敌，逼迫日本在道义上放弃军国主义、武士道和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韩国结成反日联盟，并联合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建立一个以道义和实力为基础的各国联盟，并征得国际上的广泛的道义支持，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在道义上陷于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成为令文明世界尊重的民族，也才尽到对自己、对亚洲、对世界的正义与安全所承担的责任，中国人现在的口头禅是“落后就要挨打”，主流舆论主张加快经济发展和军事升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只靠物质力量的强大是不足以服人的，单纯的物质主义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人民幸福何国家强盛，即便可以在短期内强大起来，也不会有长远的前途，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人是有道德感、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生物，国家只是人的栖息地，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人的强大是一样的，其最根本的支撑，首先是道义上的强大，其次才是实力上的强大。中国的古训云：“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之谓也。

２００５年４月７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