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远因是日本侵华的积怨。

潜在的近因是中共免除了日本对华赔偿。基于罪责在中共，责共成本高风险大，故潜藏着，等待机会泄发。

明的近因有三。一是，民间保钓（鱼岛）从中共压制到事实合法，反日之风随之日盛。二是，日本入常，但中共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群众有气无处出。三是，右派观点入侵教科书，否定侵华罪责。

以上是民间原因。党方原因则缘起于他为了所达到的目的。

潜在内部原因：民怨极深，社会矛盾尖锐，临于暴发；为确保党权，就要转移、疏导和控制民意。为了转移视线，树立一个敌人最为方便，且是历经运用效果显著的方法；日本正好是首选敌人。拿他当箭把，只是惯技重施而已。

公开原因，大体与民间原因（除了对中共不满部分）重迭。反日，正可消解民间一口气，可缓和民众对党不满的情绪。

实质的原因：《安保条约》日美结盟，把安保区域不仅“安保”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最不可容忍的是把“安保”扩大到台湾和北太平洋地区。这当然冒犯了中国利益，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民主世界对中共专制独裁政权的围堵和施压；这一“安保”已经确定了中共失去吞并台湾的可能，也确保台湾是“一个中国”中的民主部分这个法理和既成事实。对中共来说，最可怕的是这个在一个中国中的民主必然取代他的专制独裁。对这个问题，中共是清醒的，也是最为害怕又无法改变的事。这就是为甚么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台争议早已存在且在民间出现过几次反对浪潮中共都加以压制，而这次则加以鼓励的理由所在。

二、实情

[一] “党发”反日游行示威

这次抗日运动是民众“自发”的还是“党发”的？

事实一：

中宣部向新闻工作者下达了两点指示：其中第二点是新闻单位员工可以参加示威。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是指示（或是动员）传媒工作者参加在党指导下的反日运动。这是有档案根据的事实。

事实二：

我曾查看愤青们在游行示威前夕的议论。他们有一个共同心态是非常忌惮公安人员的阻止，互相提醒要小心提防，表露出不满情绪。这些“被发”之外的自发者，完全没有组织准备，全是乌合之众。和整整有序的万人游行相比照，可以从侧面推导出这些愤青并非这一次游行主体；主体是由党团组织操控的学生或“脱衣军警”。

事实三：

下面是民间通过互联网透露出来的讯息。

有人以深圳为例指出，脱下军装的军警人员是这次游行队伍是为的主体。这还待进一步的证明。

我们且看下面一位参加游行亲身经历。

“此时已经是２：２０了，我…到建国门…再等待和海龙的队伍汇合。人们可以在境界区随便穿行，员警也不阻拦。我于是就问了一个员警‘你们为什么不拦着大家呢？’员警说‘拦着干什么？你要是过去就过去吧，一会还能出来。’我故意说‘我不，我怕你们一会用水枪刺我’，员警说‘不可能，我们不会。’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讨厌我们。４：００我回到大使馆门前，这时候路边已经停了２０多辆大公共汽车，还有消防车，还在播放关于扰乱社会治安的广播，大使馆门前已经有７排密密麻麻的防爆员警戒严了。零星的传来口号。忽然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原来海龙的部队终于来了，路边的人们冲破警戒线，来到路中间和大部队汇合，人们马上沸腾了，各种口号接踵而来。愤怒的人们在使馆门口焚烧了日本国旗，人们用手中的瓶子和路边的石块开始扔砸大使馆，每当听到‘哗啦’玻璃破碎的声音人们就会鼓掌庆祝。员警不断用喇叭，疏散人群，让大家流动起来，为了让后面游行的队伍能近来，还不断重复：‘同学们，辛苦了，请上路边的公共汽车，送大家回学校。’…”（独立评论：小胆刁民《中关村海龙抵制日货游行记》）由警员招呼，用警车接送的游行，到底是“自发”的，还是“被灌输的自发”、“被批准的自发”、“被控制的自发”？稍为正常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民间申请游行示威，都要把你的口号、路线，向上申报的，而且１００％不准。可这次游行全无主办人、申办手续的报导。与过去所有真正由民众自行发起的示威事前被阻挡恐吓，事后被抓捕惩治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安一反常态，为民开路，笑面相迎。现场布置了很多员警、急救车、急通讯车等，都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这套东西没有一个强力部门的协调，是不可能的。这些准备不是用来对付游行示威民众，而是用来指导游行队伍的。中国的反日游行得到了官方的操控、支持和许可是无可质疑的事。

[二] 党控反日全程

这次游行的特点是，要甚么地方有行动就在甚么地方有“民众自发运动”。两天后要叫停，“民众自发运动”就无踪无影了。

如果这次反日游行真的是“民众自发运动”，而且党又能容忍他们游行；按理起码也得有相应的“媒体自发报导”。可是，中宣部向新闻工作者下达了指示：不可私发报道威。禁私发，又不“公发”，结果是所有党办媒体对各地反日游行的一片沉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止一次强调，内地连续出现的反日浪潮，是民众自发的。新华社报导也说“聚集的人都是自发而来的”、“是民间自发举行”。这些话对中国人来说陌生且刺耳。几十年来在中国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共政权下，不可能发生民众自发行为；那是反革命颠覆活动的大罪行。另一方面“发动和操控全民作假”则是党的绝技。尼克森到广州访问时，党“指导”全市人民集体作假。预告市民，当日市场摆满菜肉，当尼克森到时，人们必须显得自然轻松地买肉买菜，尼走后必须把肉交回给市场，否则纪律处分。并作如下预防指示：若只买了菜没有肉而遇上尼克森，被问及为甚么没有肉时，就说多吃肉了想吃点清淡蔬菜。现在这种造假活动，不但没有间断地用来骗外国人，连自己的上司也属必骗之列。中央头目要到地方视察，鲜有不受地方摆布欺骗的；要看到实情，难矣。

在这种造假技能冠天下的国度里，要制造和操控诸如这次反日游行秀，简直是驾轻就熟，全无难度。这次反日游行无可质疑是由党全程操控下进行的。

三、性质

民众有意见、有气（不管它是非对错）要用和平游行示威来表达，是应有的权利。民间基于还原历史真相，讨回公道，要求犯了罪行的政权反省和道歉是符合正义的。但是由于这次示威游行中共在背后操控，以谋取政治利益，损害了其正义性。这次游行表现出很多不正常的地方。游行和网上言论表现出来的民族自大、优越感，针对日本商店和日本人的暴力行为，消灭或者驱逐其他民族为诉求，是非正义的。若拿中韩两国反日表现作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人民反日主旨是争取真正的权利和尊严，而我们的主旨是打倒或消减对方。我们反日的正义性比韩国人相差得太大了。

如上所述，这次游行是基于民众的爱国心、基于关心自身权利，还是奴性作祟，作驯服工具，顺应党的意愿而为。很值得深入探讨。

保钓无疑是民族正气的表现。可惜的是，现今五十多年来由中共一手割让给邻国的土地比钓鱼岛价值高得多，比钓鱼岛面积大千万倍，引起人们愤意的则没有钓鱼岛的千万分之一，甚至等于零。共产党杀中国人比日本多，但怨怒声比对日的少得不成比例。前两年，印尼人奸杀我族人可算是我华族历史上受到的严重屈辱事件之一，可是，一则因为杀些华人无损中共专权，二则为了与苏加若这个的独夫维持同志加兄弟的友良好关系，于是轻轻一句“尊重别国内政”了事。那些共奴愤青们也就鸦雀无声了。日本篡改历史当然该批，请问，掌权后的共产党所写的历史有几句是真的？中共明目张胆篡改历史，人类史上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单是一张开国大典画就因时因势因权变而数度公开改变；其他的，上安源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刘少奇；１９８９年天安门的和平示威是暴乱；大跃进没有饿死人；美国入侵朝鲜半岛挑起的朝鲜战争；国军没有抗日；日本投降是苏军进入东北所决定与原子弹无关。中共对自己历史的篡改比日本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对中共胡作非为的抗议声与对日本修改教科书比，真是牛髀（比）与蚊髀（比）。

这里面可以见到：统治者害国殃民是可以遮掩得密密实实的，民众是可以被统治者愚弄和驱使的。今天被奴化的人只愿做不用付出代价的爱国秀、愤青状，要付出代价去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千万别搞我！”唯权是从成了这些人的内在文化、行动指南。坚决而强烈反对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当外国奴隶”；心安理得地做现实中已经做着的“当自己人的奴隶”。不管真的假的，历史的现实的，只要是“外国人亏待中国人”就愤起千钧棒打个稀巴烂；对自己人杀自己人，强辩说是为了正义，为了人民，理所当然，起码也觉得那是不得不为之的必要之恶，总之是安之若素。

这种性格多多少少己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特征，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这样的民族离正义很远。

四、效果

共产党操控游行的掌握如下分寸。

一是要外国人知道中共政府有可用之民气。

二是要消泄一下某些大城市反日情绪。

三是，因为在目前需要上街游行的事情很多，贫富分化、反独裁专制、争取民权、反对非法拆迁，总之有多少上访理由就有多少上街游行示威的理由，反日只是其中一个并没有多少实际迫切性的理由。既然不那么紧迫的反日也可游行，那么民间生死攸关的问题哪有不可游行示威之理？在各种危机界临沸点局势下，趁机仿效反日游行，出自民间内心的真正的抗议运动和引发社会动荡，可能性极大。所以，最为重要的是杜绝“游行示威”这种意识、形式、扩散和失控。这就必须控制到如下火候：民众必须相信党的“民间自发”之“说”，但是，又必须心知肚明但口不得宣，是“党组织发动”之“实”。

事实上轰轰烈烈的抗议行动，毕竟没有一浪接一浪在各大城市出现，运动全在放收有序操纵自如中结束。证明党的操控能力还是足够的。反日游行是以党组织操控的为主力，加上临时呼吁游离民众参加，让它在外表看起来是民众参与的假像。这是无需怀疑的。

２００５-４-１２